十三 我被下放到小卖店

   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若干年，到了北美才知道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亦称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于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江西省庐山举行，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因为这次会议直接涉及到了当时党的接班人林彪和后来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因此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毛泽东和林彪经过了两人关係的蜜月期之后，至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九届三中全会关系开始破裂，是中共党内激烈内争的关键节点。

   这次会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二百多个中央委员跟着陈伯达汪东兴“揪坏人”（张春桥），但是后来对于这次会议和所发生事件的记述，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毛泽东和后来的中共官方，将九届二中全会的焦点认定为林彪发起突然袭击，企图篡夺“国家主席”和陈伯达提出“天才论”；而事实上九届二中全会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陈伯达和几乎全体中央委员向张春桥发起声讨，因此才有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而所谓的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后来毛泽东为了惩治林彪而寻找的借口。直接导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叛逃。

   无怪乎当时我个人的感觉似乎“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九六六年红卫兵造反，一九六七年造反派夺权和由此引发的全国性武斗，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九年九大“胜利”召开，一系列高潮亢奋之后，突然之间高层阳萎了。原来中共在打倒刘邓以后，又开始了另一场，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付统帅林彪，生死存亡的斗争了，哪有精力再去“指导”各省市地方运动。

   一九七一年春，黑龙江省委把曾经作为全国样板的“柳河五七干校”经验，进一步发展到干部下放到农村，这在全国各省市地方是绝无仅有，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储备”干部。每个单位那些出身不好，或“文化大革命”中站“错”了队即非掌权派的异己，以及被打成另类的的各种“分子”，都属于“下放干部”名单之列。实际上却是一次大清洗甩包袱。那些掌权的造反派头头整天面对这一帮反对派、“牛鬼蛇神”之类的人物，整日里防着这样一批人，一有风吹草动这批人会“复僻”。现在终于找到机会把这批人赶到农村去了。

   航空护林局和属下的森林保护研究所的所在地，离嫩江县城十四公里，四周被农村包围，地处寒带，生活环境恶劣，巳经是典型的贫困北大荒农村，就凭着我们是吃皇粮的，至少收入有保证，还不必象真正农民一样终年劳累还是一贫如洗。这次干部下放运动可要动真格了，首先下放地点在护林局以北，还要沿着土公路北上一百多公里，卡车在公路上要颠波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是个更偏僻更荒野生活更为艰苦称为霍龙门公社的地方，无异于历代皇帝“赐予”异己的流放地。更令广大待下放干部忧愁和焦虑的是，下放后国家有可能不再发放“皇粮”，这就是说一撸到?彻底变成农民。

   公佈下放干部名单的全体职工大会在大会议室举行，我估量着自己情况，下放到农村已是板上钉钉无疑。我们森林保护研究所的几位铁定要下放的“老九”们，凑在一起强作欢笑，谈论着一旦名单宣布后如何结伴同行。有位女同胞刘燕吉丈夫在北京工作，被迫分居在嫩江，本来已经过着二地生活，现在又要下放到近似世界末端的地方，内心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她说，老金咱们一起走别忘了我，我说，那还用说要一起走的。

   宣布名单前明明大家都知道谁要走谁留下，但是宣读时全场还是鸦雀无声，万一最后一秒钟名单有变呢，“肯定”不走的人忽然变成了走的人，“肯定”要走的人忽然奇迹般的留了下来，到这档口总还有人做着恶梦和做着甜梦的。

   宣布名单结束后，那位女同胞就郑重其事同我讨论起去霍龙门公社的事宜，我则在应付着她。原来我仔细听过名单宣读全过程，怎么也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我想肯定当时宣布名单时读了我的名字，是我太紧张没听到，但又不敢问，慢慢地又升起了我留下的希望。之后支左的解放军代表说我没被下放，成了护林局小卖店的售货员。对于这逆天的转变，那帮就要下放的“老九”们，先是对我没下放，同他们一起奔赴农村表示遗憾，但马上一想这不对，侥幸逃过了去农村当农民应该是喜事，就又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护林局和森林保护所的职工都吃商品粮，小卖店就成为唯一的供应点，细粮粗粮杂粮，油盐醤醋、针头线脑、日用百货也都有供应，麻雀虽然小倒也五脏俱全。记得在二年前“牛棚”劳改时为小卖店当过重物搬运工，当年我力大扛个二百斤麻袋的盐，一百八十斤一袋的大米，四袋共二百斤的面粉都不在话下。这样把我留了下来，单位和编制属于东北航空护林局的小卖部。

   我虽然也算大学生，但从来就觉得是个芸芸众生，到了象小卖店除了发挥体力优势，我还能干啥？我最近从《中国历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统计（一九四九-二零零四）》中推算出一九五零-一九六六的十七年，平均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为十三万，仅为当时全国平均六亿人口的0.02%，像我这样大学生的遭遇，下放农村甚至下到监狱，拿你这小豆包还想当干粮？无怪乎被指控为“林彪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在描述一九七一年前后的社会状况时，使用了如下的类比: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败、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五七干校；仍有一批人滞留在那里。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

   护林局下放到霍龙门公社的干部，除每月到原单位领取工资外，整天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所事事，于是成了拿囯家工资的“农民”。我们森林保护所几个下放干部，爱人在北京的都纷纷逃回北京，还有生孩子的，到霍龙门公社以外的地方“办事”的……。下放干部成了下放鸽子一个个都飞跑了。一九七二年秋一纸公文，全体下放干部历经了一年多的苦难后，最终又折腾回到了护林局。

   我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变，还未到小卖店报到，我随即又被调到护林局子弟学校去当一名老师，教物理、英语和体育三门课，自己也成了小孩的孩子王。我至今还不明白是谁在改变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