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六月，二十多年前关于那个狂热激情的流火青春的记忆，又一次在心中隐隐地作痛。五味杂陈的心，纠结交织在错综的复杂感情之中：怀念、哀悼、愤怒、惋惜、不解，等等，难以名状。当许许多多六四回忆的片段慢慢地勾画出一个最接近的真相，心中一直在困惑着我的一丝微弱的疑惑和声音，逐渐变得不安和躁动，似乎要寻找一个出口。这个疑惑的声音呼唤着我，回到二十年前那个无法忘却的夏季。

关于六四的回忆，大都是直接和那个灾难之殇的夜晚有关。而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夜似乎只是一个悲哀的结局，而在这结局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似乎隐隐预示了这个不归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究竟是怎样的社会环境和心态造成了六四的悲剧？数年前，我深信不疑的答案是：是 因为政府的邪恶。然而，这个简单的答案并没消除使心中的疑问：这一切一切的答案难道就是这么简单吗？就像儿时看黑白分明的革命战争片一样，只要简单地区分成好人坏人就一切迎刃而解了吗？有没有一个更好的答案，一个立足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更仔细地分析矛盾双方的行为的角度，一个能够对未来有教寓意义的解释？

从记忆中的五月学潮开始，整个中国都陷入了一种民主运动的热潮，似乎没有人会怀疑这场运动的结果会为中国带来民主的发展。刚刚步入发展中的中国出现的一些社会不公的苗头，成为大家关注的主要对象，大家似乎都认为这场运动会改进社会公平，促进民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学，甚至小学也加入了学潮。五月大部分的时间，我和朋友跟随着游行队伍，喊口号，听讲座，看演说，浏览并散发小册子，在支持民主的纸张和横幅上签名，等等。我看到了中国人纯洁热血的一面，并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总之，在五月开始的学潮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这场运动会带来积极的结局，会深刻地改变并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然而，到五月中旬和五月底的时候，一丝不安和疑惑逐渐在心中扩散。首先，我看到了人性不仅有光明的一面，更看到了隐藏在下面的丑恶的一面，而这丑恶却恰恰是深藏和掩盖在光明之下。学潮开始时，从媒体到政府的反映都很正面积极，对学生的任何要求都及时响应。但随着游行队伍的一天天壮大，一些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我亲眼目睹的一幕是很多人向执勤的年轻警官学校的学生们扔石头和土块，推搡甚至拳打脚踢，而学生的教官们则在教育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的警员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却仍旧站在混乱的人群中执勤。有很多学生看到这种混乱的场面，开始感觉到不大对头，并主动出来维持秩序。

很多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一方面迫于政府的压力，一方面认为既然政府已经积极响应学生的要求，便纷纷劝告学生回校复课。游行学生们之间也出现了分化，有的学生认为既然要求政府重视的愿望已经达到，就应该进行协商妥协；然而，有的学生则认为，必须把游行坚持到底，理由是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会“秋后算账”，尽管政府一再强调会对响应复课的学生既往不咎。事实上，认为政府会“秋后算账”的，并在高自联等的支持下，坚持把游行进行到底的，希望凭借学生运动的力量达到一夜改变权力和制度现状的想法，不仅太过急近，而且太过幼稚，权力的民主化绝不是不是一场政变和换一个领导就会改变的，而是脚踏实地地从一步步地立法保护民众的权利，维护权利的斗争和妥协中渐渐构筑 一个复杂的均衡牵制权力的良性的社会体系。没有这个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权运动建立起来的权利制约社会体系，仅仅凭借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政变，就像在旧的专制体制制度的土壤中种植理想的民主种子，其结果只能是民主的种子再次被玷污，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借口并为之利用。一场良性的民主运动（起码一开始大家都是如此认为）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鱼死网破，你死我活的政治权力斗争。学生们的一腔纯真的热情，成了这一场政治豪赌的筹码。

记忆中，大约是五月十八还是十九日左右，中央电视台直播了李鹏和学生代表吾尔凯西的会面。我的印象是，双方的表现都极其不成熟，而且双方都没有任何妥协的诚意。李鹏摆着一幅盛气凌人屈尊俯就的官腔，折射出中国历史悠久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因为共产主义革命而消失；诚然，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吾尔凯西则年轻气盛以拒绝挖苦讽刺来显示自己不畏惧权威的傲气。两人的较量根本不像政治外交谈判，更像一个长期以权威压服别人的官僚和一个以不服从的方式来挑战权威的毛头小子。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双方都没有尊重对方和与对方妥协的诚意。因此，谈判的破裂也是意料之中。

这次谈判的破裂似乎成了学潮的分水岭，学运领导者拒绝妥协的态度激怒了中共高层的某些领导，从到医院和广场探望学生到警告学生占领广场的诉求方式为违法，加上游行出现的暴力攻击执勤军警的事件，从官方到媒体对学生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多年后认识的一位来自北京南口卫戍坦克部队的军官，站在一个亲历学潮的军人的角度向我坦诚了他对开枪士兵的理解。他认为，作为军人和军警，保护治安是他们的职责，他们开始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诉求的，但当看到学潮引起的混乱使暴力屡屡发生在同事们身上时，他们都愤怒了，他们认为他们也是人，只不过是做了军人的工作，便遭到如此无情残酷非人性的暴力攻击，在混乱中成了被攻击的目标，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这些记忆应该是枪击发生之后，电视上一遍遍播放着被烧死的士兵的残骸，而没有公开其他学生伤亡的信息，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加上信息的闭塞（开始他们可以只见诶看到直播，五月的谈判破裂后，整个气氛极为紧张，除了知道事态越来越严重之外，他们很少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他们完全相信政府所说的，学潮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政治暴乱 ”。这位军官多年后还对军队开进北京时遭到的反对感到无法理解：他们认为他们只是执行清场和平息“动乱”的任务，为什么民众不让他们进入？他亲眼目睹了在民众和军队僵持时，有人从街道旁边的楼房窗户里放冷枪，士兵们先开始开始朝天开枪警告，然后队伍和人群乱作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有理由相信北京有“反革命暴乱分子”，而在看到后来政府播放的关于士兵被杀害的场景之后，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开枪是理所应当的，是为死去的士兵报仇。

遗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真正袭击杀害士兵，制造暴力，在背后乱处放冷枪制造混乱的人并没有被绳之以法，倒在血泊中的确实无辜的学生！！！

假如历史允许假设，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场真正的暴徒逍遥法外，而无辜良善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的悲惨结局？假如李鹏和吾尔凯西能够抱着切实可行的具体改进民主的计划和妥协的诚意？假如学生能够用一种更为理性的诉求尊重现有的法律制度？假如政府不曾高估了混乱的局势而调动军队？假如中共的高层不曾下令开枪？太多太多的假设，如果历史允许，这一切似乎都可以重写……，然而，历史并不允许假设，一个没有立足在现实社会，切实考虑到具体社会的可行步骤，仅仅凭借热情和善意的民主运动，只能引起无尽的唏嘘和感叹。但是，作为政府，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作为掌握权力的政府作出的妥协，应当是良性的社会互动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