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礼”（之二）

摘要：“礼制”是一张看似严密的蜘蛛网，强权者像石子一样穿过去了，网住的，都是“翅膀太软”的弱势阶层，这就是“礼制”的唯一价值——判别你是组织之上、逍遥于“礼制”之外的“天马”，还是小心翼翼呆在鸟笼里的“燕雀”。穿越者，都是有能耐的，而被“蜘蛛网”套牢的，都是没本事的。“礼制”这种内在缺陷，成了鼓励中国人竞相践踏“礼制”的兴奋剂，能否闯过“蜘蛛网”成了区分一个人是“英雄”还是“狗熊”的最重要判据。中国人都是好样的，谁也不想当狗熊，人们像穿越日本鬼子的封锁线一样越过“蜘蛛网”，“礼”之不存，“礼制”之破烂不堪，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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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7岁。这种年龄差距，应该说，他的成长“历史”我是很清楚的，或者说，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可实际上，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离开本县，到外地去了。那一年，我14，我弟弟才7岁。所以，我弟弟小时候的事迹，对我来说，反倒成了“传说”。既然是“传说”，肯定有不实的成分，好在我弟弟也不是什么“神仙皇帝”，没有人替他“涂脂抹粉”，也没有人恶意贬低他，从这个角度看，关于他的“传说”不是“神话”，尽可以相信其真实性。

我父亲是中学教师，对外人和蔼之极，对自己的孩子则是“暴君”，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严父”。弟弟的小学，就在我父亲任职的中学隔壁。原来，两个学校是在一起的。一个很大的院子，大门朝南，四周围有很高很高的土墙。大院儿的前面是操场，中间是教学楼，后面是办公楼，再后，则是一长串平房，是教师宿舍，其中一间是我们家的。这种布局，是“作坊式”学校的布置，校园前半部分用于教学，后半部分则用于教职员工和家属居住。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学校大都是这种格局。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改革了，校园中间添了一堵墙，把原来的学校一分为二，西边是小学，东边是中学。本来在一个大院里来来往往的学生和教师，都分成两部分，各自独立了。这其中，最不便利的要数我弟弟了。我们家住在中学和小学的分界处，也就是“分家”之后中学的西北角，家属宿舍是一个狭长的胡同，出入在长长的排房的最东头儿。这样一来，原来的地理优势，一下子成了劣势，到隔壁的小学，我弟弟要绕中学校园转一圈，才能到。上学，倒没什么要紧，反正我弟弟对学校没什么渴望，可放学的时候，对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远了。

有一天，父亲的一位女同事正在做午饭，突然，一个身影从墙头上一闪，就落在厨房门口，这就是我弟弟。那个时候，居住条件比较差，每一户有一间房子，已属不易，厨房是一个临时简易的大棚子，里面有7，8个炉灶，作公共厨房。我弟弟就落在公共厨房门口，被父亲的女同事看见了。这下麻烦可大了。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自从中小学分开之后，我弟弟从来没有走过大门，每一次出门，别人向东他向西，爬上后墙，上了房顶，在墙头上如履平地，不过3分钟，他就跳到小学院子里了。

小孩子爬墙头，说大就大，说小也小。要是上纲上线，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今天翻墙头儿，日后就可能作“梁上君子”。要是看淡了，无非是小孩子懒，肚子又饿，着急回家吃饭抄近道，而已。小学、中学的领导也坚持后一种看法，再说，我父亲也是单位的积极分子，口碑甚好，没有人往坏处想。于是，好言抚慰，劝我弟弟以后别再“不走寻常路”了，还是老老实实绕道吧。可是，让领导同志们吃惊的是，受到感化的小孩子居然说：我爬墙头，是给我爸爸看的。沉默——我弟弟说了这句话，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小孩子也不知道大人都怎么了，他就这么被“放走”了。

这个例子，有点例外，可对中国孩子来说，不失一般性。“礼制”的内在不平等性，一方面强化了父亲对孩子、宗族对家族成员的控制，乃至压制，这种不容辩驳的“父权”在维持家庭稳定性方面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家长也获得了“一方主宰”的荣耀；可另一方面，反抗总是与压迫的力量成正比的，对抗权威、违反“礼制”恰恰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恰恰是向“当权者”示威的最好形式。我弟弟，未必想到这一点，可是，他有一颗热爱自由的心，他遵从了人性的自然指引，去对抗无处不在和不容置疑的父权。

“父权”并不是没有限制和抗衡的力量，不过，这种限制是“纯天然”的，是内在的，即“父爱”，毕竟，“血浓于水”。“虎毒不食子”，“父亲”要不是权力欲、控制欲十分变态，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家庭，大体上是“开明专制”。在冷冰冰的父权之下常有一缕脉脉的温情，此即为“严父”。

李斯是中国第一任丞相，曾在秦始皇和二世手下主持朝政，秦朝的暴政世所公认，可罪恶不能都记在商鞅、秦始皇以及秦二世头上，实际行政者李斯必然也是狠毒角色，这么一位心狠手黑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也是“柔肠寸断”，可谓“慈父”。李斯被赵高所害，判了死刑。行刑那天，和李斯一起押赴刑场的，还有他的二儿子。父子相见，李斯说：我想再和你一起，牵着黄毛猎狗，到家乡上蔡东门外的野地里逮野兔。可那样的日子还会再有吗？说完，父子俩一起痛哭。可见，苛政和暴行都是对外人的，对家人、儿女是“下不了手”的，原因不言自明。换言之，“家长制”是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设计，可是，因为血缘关系内置了制衡的力量，父权总会被亲情所软化，所以，家庭专制最坏也不过是“有限专制”，不会是“无限专制”。

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了“父权”对个性自由的摧残。我弟弟，就是受害者之一。不允许小孩儿自由平等表达个人意见的后果是，小孩儿会越来越独断。即在父亲重压之下，循规蹈矩，可一旦压力不在了，蓄积已久的反弹势力会突然爆发，诱发“惊天动地”的反常行为。这些行为被小孩子看作长大的“标志”，就像他的成人仪式一样令他骄傲。

在日本，也有这种倾向。日本人把父亲和地震、火山爆发以及海啸并列，当作“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沉默的父亲”，就像日本的富士山一样，严肃而庄重，可是，在其内心蕴藏着火热的力量，一旦爆发，其破坏力将是毁灭性的。不过，好在“自然灾害”的持续性并不长，瞬间释放之后，其余威也就荡然不存了。

“礼制”如果限制在家庭，基本可以。但也只能说是“基本可以”，因为，它不能做到最好，只能避免最差。换句话说，儒学那一套东西，说说“齐家”，也就行了。可偏偏是儒生头脑发热，要做“帝王师”，把在“家里”已经捉襟见肘的一件破衣服，硬套在洋洋万众的大国之上，滑稽、可笑倒也罢了，真正的悲剧在于，“礼制”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漫长、最黑暗的极端专制。

一种“文明”被定义为“最黑暗的极端专制”，不仅不熟悉历史的一般人想不通、不答应——其实，历史不是“人民书写”的，而是当政者写成的，这就带来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歪曲”。凡是，于帝王、于皇室有利的一面都被大肆宣扬，而凡是有损帝王形象的言语，被全部封锁了。所以，历史就像深闺佳人，我们永远也看不到其本来面目，能看到的总是当权者“想让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眼下，如果让后来者回顾，他们一定会认为这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太平盛世”，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官员是多么腐败，社会是多么不堪。可是，这些东西是“存不住”的，能留下来的都是“正面报道”。

历史学家也有持反对态度的。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黑暗专制四字一笔抹杀。不过，钱穆先生也坦承，2000多年的帝制索套是越勒越紧，到了清王朝康雍乾时期，已经无以复加。雍正在位的时候，一位大臣说：“君恩深重，涓埃难报”——这是拍雍正的马屁，可是，雍正不这么想，他痛骂那个大臣：“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这就是说，别管我有没有“恩宠”于你，你都必须无条件地尽臣下之忠——一副流氓无赖的下三烂嘴脸，在他眼里，大臣不过是他养的一条狗，主人给不给吃的，狗都要摇头摆尾，哄他开心。

可是，钱穆有点小心眼，他把“黑暗专制”的黑账记到满族人身上，不敢承认“礼制”的内在背反性是造成皇权“黑暗专制”的根源。他说：“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当一个政府没有制度的时候，君王自然“令从口出”，具有支配一切、尤其是任意支配一切的权力。

其实，“权力导致专制，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绝对专制”，并不是清朝开始的，往前，也不是明朝开的头儿，而是儒学“礼制”赋予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设计一种与其制衡的力量，遂使皇权成为一种凌驾于所有组织、机构和权力之上的绝对权力。钱穆的说法，失之偏颇，既没有切实依据，也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国人对自我文化传统之热爱和护短，其情可嘉，而其心可悲。

小时候听故事，对皇帝威风八面，也充满了敬意，觉得真是“男人所为”，只有一件事儿想不明白，就是皇帝一家为什么总是自相残杀。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恐怕不是为了写诗，要是那样，写诗的成本和代价也太高了，也辱没了“中国人都是聪明人”的美名。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中国人也应该能写出诗来，而且应该写得更好，要是只能在酒后和临死之前写诗，这个民族就有自虐倾向了。

后来，才知道，不光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唐明皇自己为此也很郁闷——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手足之情，却刀剑相加。李世民因为“贞观之治”被史学家捧得很高，可唐明皇对唐太宗杀兄逼父，是有看法的。因此，他当了皇帝之后，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决不对自己的兄弟动刀子，更仁义的是，他给自己的每一个兄弟，不管是不是一个妈生养的，都修建了豪华的府第，还经常抽空去看望他们。但这并不是皇家生活的常态， 真正的深宫秘事一定是血腥不断，冤魂累累，而且，越亲近的人、越是骨肉同胞，被残杀的可能性越大。

因为，皇帝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动辄杀人而不经审判，不受约束。这就带来了对“绝对君权”的疯狂追逐，在这种竞争中，有的人并不是贪恋权力，而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权。因为，一旦在皇位竞争中失败，自己的生命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除了皇帝，每一个人都必须“时刻准备着”，为皇帝陛下“献身”。反之，如果皇帝的权力没那么大，至少不能随便杀人的话，有些人对龙椅未必感兴趣，比如宋徽宗更钟情于美女、美食和花鸟树木，曹植更愿意写诗，无意于权柄。“不是杀人，就是被杀”，这就是绝对皇权诱发的生存法则。在李世民与其兄的权力斗争中，也说不上谁好谁坏，因为，要不是他下手快，提前一天发动玄武门之变，第二天，身首异处的就是他自己。

这就是“权力悖论”——当集权者为了保障自己的绝对统治，而将其他所有人置于自己的“刀俎”之下的时候，他也把自己放到了“火药桶”上。当你不给其他任何人分享任何权力的时候，你个人的绝对权力实际上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是一个“高危职业”，不是担心权力旁落、操劳过度早死，比如秦始皇、雍正，就是被杀和自杀，比如末代皇帝崇祯。绝对权力并没有带来绝对安全，反倒加速了皇帝的死亡进程，这是对绝对权力拥有者的绝妙嘲笑。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同胞兄弟，都可以大开杀戒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话，可以想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下不了手的；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同胞兄弟，都可以大开杀戒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话，可以想象，是否存在另一种力量可以对抗皇权。

可是，在儒家的政治设计中，皇帝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完美的道德模范，“内圣外王”，垂范天下，以德教化，以礼服人。这就带来了一种最滑稽的逻辑背反，即最没有德行的人，宣扬德性；最不受礼制约束的人，颁行礼仪；最没有人性的人，教导他人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皇帝的角色是分裂的，一方面，“礼仪征伐自天子出”，全天下的道德秩序均出自他一人之口；另一方面，他却是“礼制”的最大破坏者，并且，他不会因为破坏“礼制”受到任何惩罚，相反，“礼制”之被践踏、被蹂躏恰恰反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特权。

“礼制”是一张看似严密的蜘蛛网，强权者像石子一样穿过去了，网住的，都是“翅膀太软”的弱势阶层，这就是“礼制”的唯一价值——判别你是组织之上、逍遥于“礼制”之外的“天马”，还是小心翼翼呆在鸟笼里的“燕雀”。穿越者，都是有能耐的，而被“蜘蛛网”套牢的，都是没本事的。“礼制”这种内在缺陷，成了鼓励中国人竞相践踏“礼制”的兴奋剂，能否闯过“蜘蛛网”成了区分一个人是“英雄”还是“狗熊”的最重要判据。中国人都是好样的，谁也不想当狗熊，人们像穿越日本鬼子的封锁线一样越过“蜘蛛网”，“礼”之不存，“礼制”之破烂不堪，也就不足为怪了。

周末，我常去中央美术学院打篮球。我进出校园，没碰到过什么麻烦，大概因为我有斯文若干，保安误以为我是该校教师，所以，混进去了。实际上，篮球场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一次，和几个年轻人打球。他们皮肤黝黑，身体强壮，看上去有使不完的劲儿，“活力无限”，只是都长得不太规范，身体好像经过了“变形处理”。

打了半个下午，也就混熟了。问起他们的工作，说是美院的保安，东北来的，临走和我说：以后再到美院，要是有人拦着不让进，就找他们，东西南北四个门，都有他们的人。言语之间，多少自豪，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正是“拒他人于校园之外”。在他们看来，能坏了美院的“规矩”才是本事。

也许，你会说，农村来的保安素质低，没有“法制”观念。另一件事情，可证这种说法为谬。《南方周末》报道，某人拜会在政府部门任要职的同学。来人没什么要紧事儿，只是叙叙旧，聊了一会儿，即准备离开，因为，接下来这位同学要出席一个重要的商务活动。可是，他的同学一点也不急，话语连篇，眼看过了约定时间，来人再三告辞，并提醒他同学，商务活动时间到了。不曾想，他同学说：你真老外，你哪儿见过重要人物准时出席的啊，这是身份，身份的象征。

来人明白了——中国人不守时，因为迟到是一种特权；以此类推，中国人不守礼，也是因为破坏“礼制”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高高在上的皇帝、飞檐走壁的弟弟、乡下来的保安、身居高位的官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他，每一个中国人都以其特有的方式玩儿穿越“蜘蛛网”的游戏，“礼”崩而乐坏，岂不是顺理成章吗？

2007年1月26日星期五 0：26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