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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家越來越擔心增長前景，這不僅是2008年金融風暴的惡劣影響所致。美國及一些歐洲國家新增崗位仍然少得可憐。部分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仍在低於危機前的水平徘徊。美歐經濟中期前景黯淡。這非但為發達經濟體克服國內財政和就業問題出了難題，更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前景，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東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結果呢？數百萬人民不聊生，為社會動盪孕育了肥沃的土壤。儘管大西洋兩岸國家政府都在竭力削減預算，但實際上當前全世界最應該做的就是促增長。

經濟不增長，發達國家要增加就業並大量減輕債務負擔是會極為艱難困苦。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何才能推動經濟增長呢？解決的辦法可以是通過設立全球基建投資計劃，這項計劃內容主要有兩點。首先，發達經濟體需要花數十億美元用於興建基礎設施項目，無論是升級改造現有設施也好，新開工建設工程消除阻礙經濟發展瓶頸也罷。可是就算如此也不足以拉動增長和創造充足的就業機會。因此，決策者、企業家以及投資者還應促進並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在這些地方有着數不盡的投資機會。但是基建投資也不能算作是單方面受益的慈善工程：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擴大了對資本商品的需求，比如說多由歐美生產的渦輪機組和挖掘機。

提高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投入也是G-20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此舉在促進高收入國家出口、創造就業機會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將減輕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推動經濟增長。這是一種雙贏的解決辦法。

但是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發達經濟體要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的力度，以便創造工作崗位和推動經濟增長。當前經濟形勢如此蕭條，豐厚的私人投資機會有如大海撈針。工廠一直開工不足，住宅和寫字樓空置。基礎設施投入正好可以彌補這個缺口，給受到危機重創的建築業帶來大量工作崗位，並刺激對工業製成品的需求。升級現有基礎設施並興建新的傳輸結點，如果我們選得好的話，可能提高未來的生產率，競爭力和增長率，從而增強將來各國收回投資的能力。由於遭到金融危機的重創，美國十年期國債交易價格已經跌到了歷史最低點。因此我對我的同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觀點再贊同不過了。他最近寫道:“至少對於像美國這樣能用極低利率獲得貸款的國家，答案很簡單：用這筆錢進行高回報的投資。”

但是會有人擔心債務負擔越積越多，正像現在西方國家政府正不斷的想辦法削減預算來償還以前拖欠的巨額債務那樣。當前來看，經濟不增長才是債務負擔最嚴重的威脅，削減用於推動經濟增長的開支完全是削足適履。再說，有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事實上是可以自行收回本息的，比如說收費大橋或者收費高速公路。而且通過日常維護保持道路等基礎設施完好的成本比進行一次大修要便宜許多。

國庫囊中羞澀，甚至虧空，這就需要有創新機制來吸引私營部門來投資基礎設施項目，比如公私合營（PPP）。在當前低增長、高風險的環境下，精心設計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能夠為私營部門帶來安全和豐厚的回報。大西洋兩岸的政府官員已經起草了方案，鼓勵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實行公私合營。例如，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政府推動成立全國基礎設施再投資銀行，藉此發行基建債券、為達標的基建項目發放補助，並為聯邦及地方政府提供債務擔保。歐洲正商議落實新的《歐洲 2020項目債券計劃（Europe 2020 Project Bond Initiative）》，該計劃將為私營部門向非傳統投資者（如養老基金）融資提供公共擔保。

但是創新國內投資渠道不一定能夠幫助高收入國家擺脫危機。全球基建計劃還應該把目光投向發展中國家，在那裡開展基建投資完全可以改變當地的面貌。美國經驗就是最好的借鑑：1919年，年輕的陸軍中校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在汽車運輸部隊（Motor Transport Corps）的護衛下從華盛頓特區開車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全程３２５０英里，耗時５６天，每天前進十小時，平均每天才走５８英里。回到駐地，他報告稱運輸車隊破壞了橋梁，下雨時卡車動彈不得，有些道路完全不能滿足便捷通行的要求。後來，當選總統的艾森豪威爾提出1956年聯邦援建高速公路法案時，高瞻遠矚地預見到該法案“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法案在製造業與建築業創造的就業崗位，它所開闢的偏遠地區——無可計數。”如今，類似的改造經濟現狀的機會在發展中國家仍有很多。

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之落後令人髮指。大約有14億人生活用不上電，8.8億人飲用不衛生的水，26億人缺乏最基本的衛生條件。在全世界範圍內，大約有10億農村居民從家裡出發步行2公里以內（相當於走25到30分鐘）找不到能適應各種天氣情況的公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耗電量（包括南非）每年僅124千瓦時，勉強夠每人每天點亮一盞電燈6小時。缺乏基礎設施不僅對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還令企業更加沒有競爭力。斷電跳閘和停水成了家常便飯，令生產難以為繼。比如說，坦桑尼亞的企業每年斷電63天。世界銀行近年來在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進行調研中發現，由於受停電的影響，這些企業的總銷售額損失約3%到 10%。還有很多企業因為缺乏基礎設施而根本無法開工。例如，發展中國家缺乏基礎設施常常是吸引外國投資的一大阻礙，尤其是在地方上。無怪乎20國集團會議希望“切實、顯著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興建基礎設施。”

投資基建項目強有力地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據世界銀行的研究結果，從2001年到2005年，僅開發基建一項對發展中國家的年均增長貢獻率相比1991年至1995年提高1.6個百分點。其中成效最顯著的要數南非，平均每年拉動2.7個百分點。如果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低收入國家對基礎設施投入的比例達到印度尼西亞的水平，西非低收入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會提高1.7個百分點。如果非洲經濟體的基建水平達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一半，中部非洲低收入國家年均增長率將提高2.2個百分點，東部和西部非洲國家則會提高1.6個百分點。以此類推，如果每個拉美國家能達到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基建水平（例如土耳其和保加利亞），將拉動整個拉丁美洲的年均增長率2個百分點，安第斯國家甚至更高，達到3.1個百分點。

最近一篇世界銀行文章也回顧了大規模基礎設施投入對中國的影響。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投入了約6000億美元升級改造其道路交通體系，重點是建設總長達41,000公里的全國高速公路網（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建設目標是將全國2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連接起來（全世界範圍內僅有美國的洲際高速公路總長超過該路網）。最近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高速公路網使得中國2007年累積實際收入水平提高了大約6%。

我再強調一下，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基礎設施項目並不是做慈善，儘管對這些國家來說是件大善事。在發達國家，它同時還創造就業、促進增長。搭建電網、污水處理廠和道路的多數資本商品由美國和歐洲生產。因此，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基建將提高對發達國家工業製成品的需求。從以往的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每獲得投資一美元，就會增加50美分的資本商品進口。發展中國家中大約70%的可交易資本商品來自高收入國家。這麼算來，發展中國家每得到一美元基建投資，就會令高收入國家的出口增加35美分。

據世界銀行估算，從2010 年到2020年，為了滿足發展中國家最初級的基礎設施需求，必須每年向這些國家投資1萬億美元以上（相當於所有發展中國家GDP的7%）。經濟曾經高速增長的國家——例如中國、日本和韓國——數十年來每年堅持拿出相當於全國GDP的9%以上投資基建項目。假設發展中國家的基建融資水平保持在長期以來的水平，從中期來看，這些國家每年還有5000億美元的基建融資缺口無法填補。

全球基建投資計劃就是要填補這個空缺。一旦填補這個缺口，僅投資基建一項，在全世界範圍內隨之而來的進口資本商品需求每年將增加2500億美元，其中超過1750億美元將來自高收入國家。所有高收入國家在2010年的全部資本商品出口將近2.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實施了全球基建投資計劃，可以使高收入國家的資本商品出口提高7%以上，在發達經濟體內的製造業部門創造急需的就業崗位，從而減少失業率，擴大消費。入不敷出少了，投資水平就會回升。此外，全球氣候變化威脅也提高了基礎設施抗自然災害、更環保並且能夠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這樣又為發達經濟體投入研發相應解決方案提供了新的良機。經濟隨之恢復增長、財政收入增加，最終削減減輕沉重的公共債務負擔。

而且，擴大發展中國家基建投資的好處還不止這些。隨着發展中國家逐漸走向繁榮，它們對於全世界的進口需求也會上升。由於生產網絡越來越先進，基礎設施之間迅捷可靠的聯通就愈發顯得重要。提高地方聯通水平不僅有助於提高地方內部的貿易水平，還能打開此前尚未開發的市場。刺激發達經濟體出口還減少了對外舉債的必要，從而釋放更多全球儲蓄以促進向發展中國家投資、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這又反過來擴大投資機會，打開新的市場。最終形成良性循環，形成全球儲蓄盈餘支持發展中國家投資和增長的局面。

可是如何在不額外增加那些資金上捉襟見肘的國家的負擔情況下，填補基建項目的融資缺口呢？沒有單一的解決辦法。這就要求有潛力的行業支出的效率更高，回收成本速度加快。同時還需要雙管齊下，同時打開傳統和新興的融資來源：通過公私合營吸引私人投資主體，尤其是放開地方資本市場以容納國內投資客進場。此外，充分調動來自中國、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家參與融資至關重要。

基建投資說到底不是由納稅人買單，就是由受益方買單。不過還有其他各種融資渠道：政府撥款、多邊機構的貸款或贈款、雙邊債權人以及民間借貸。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內公共融資平台一直是基建項目融資的主要來源。2009年，由捐助國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中，專門用於基礎設施項目的部分約達900億美元，這是援助機構作出了巨大努力用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對抗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但是將來這種援助極有可能削減並恢復到危機發生前的水平。

但傳統援助國不再是唯一的途徑。近年來，巴西、中國、印度以及許多阿拉伯國家等非傳統援助國紛紛湧現為非洲基建項目的主要融資實體。據統計，這些國家向非洲國家提供的基建資金從20世紀初的年均10億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將近100億美元。2010年，中國僅在非洲基建項目骨幹工程的投入金額一項就達到了創紀錄的約90億美元。

私人資本也能在填補許多發展中國家投資缺口方面大有作為。下面就是做法：政府與私人投資實體通過簽訂長期協議實行公私合營。投資實體至少參與投資的一部分，並在項目建成後收取用戶的相關服務費用作為回報，甚至可以獲得政府的補助。民間資本在發展中國家基建項目投資中越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截止2009年已經達到1600億美元，但是僅限於少數幾個重量級新興經濟體，如巴西、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土耳其。對民間資本開放的領域僅限於區區數個，尤其是電信業。

大幅度擴大民間資本參與投資範圍需要解決一系列問題。首先，執行項目計劃的公司及其個體股東通常會冒巨大的風險，比如預期收益縮減、匯率風險以及政治風險。基建項目需要墊付高額的資金，而且往往要幾十年之後才能收回投資，預備開工階段和工期通常長達數年，在這期間公司分文未得。其次，找到稱心如意的基建項目並推向民間資本市場需要有非常專業的知識水平，還要準備高額定金。這些條件在多數發展中國家是不具備的。

降低民間資本參與基建投資的風險是全球基建投資計劃成功重要一環。解決方法之一就是將民間融資與公共融資相結合，或者通過捐助。發達經濟體提出的計劃，如美國的全國基礎設施再投資銀行以及《歐洲2020項目債券計劃》就是這方面的極佳範例。二者都為民間資本融資提供公共擔保。不過儘管政府擔保能抵禦項目所遇到的風險，但是它不可能緩解投資者對政府自身所帶來風險的擔憂。世界銀行集團因此提供了政治風險擔保，針對的就是諸如匯率無法兌換、擠占挪用項目資金、戰爭、恐怖活動、內亂以及違約等情況。世行提供此類擔保逐漸增多，以加速民間資本融資。但是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至於專業人才的問題，應大力推廣建設創新知識樞紐，為發展中國家政府輸送合格的金融和技術人才和相關領域專家。2010年11月，世界銀行與新加坡政府合作創辦了基建英才融資中心（Infrastructure Finance Center of Excellence），為公共部門培養善於處理公私合營事務的管理人才。與此同時，世行與伊斯蘭開發銀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合作成立的阿拉伯基建融資平台（Arab Financing Facility for Infrastructure）旨在為阿拉伯國家興建基礎設施籌措10億美元資金。

從其他投資主體，如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縮寫為SWF，即投資國有資產利潤）等的集資前景看好。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截止2008年底，全世界主權財富基金共持有3.2萬億美元資產，而且未來幾年這些資產還將迅速升值。有的主權財富基金已然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中非發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是投資中國企業與非洲合作的股權基金。據稱，該基金已經向非洲27個項目投資了將近5.4億美元，預計2010年的總投資為36億美元。卡塔爾投資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計劃向南非的基建項目投資4億美元。

目前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基金還只是滄海一粟。自2007年以來，在全球範圍內已經有166家基建基金意向投資1100億美元，但是僅有15%的資金投向發展中國家。要克服這些不足，世行集團中涉及民間資本的部門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正在啟動一基建基金，規模10億美元，準備從主權基金和養老金等機構投資者中籌措。

投資基建項目對促進增長和創造就業至關重要，也許當前更為緊迫。這種辦法可能是讓發達經濟體走出經濟蕭條最快的辦法。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是改變他們國家經濟面貌的有力工具，如此一來，他們的企業就不會因為電力短缺而影響經營，自由溝通、擴大市場份額並最終向着技術階梯的高端攀升。需求是明確的，資金是充裕的。把資金投入到用來促進高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業崗位和經濟繁榮的道路、港口、鐵路和電廠等正當時。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Bridges to Somewhere More austerity won't save the global economy.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just might.

BY JUSTIN YIFU LIN | SEPTEMBER 1,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