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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越来越担心增长前景，这不仅是2008年金融风暴的恶劣影响所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新增岗位仍然少得可怜。部分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仍在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徘徊。美欧经济中期前景黯淡。这非但为发达经济体克服国内财政和就业问题出了难题，更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结果呢？数百万人民不聊生，为社会动荡孕育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大西洋两岸国家政府都在竭力削减预算，但实际上当前全世界最应该做的就是促增长。

经济不增长，发达国家要增加就业并大量减轻债务负担是会极为艰难困苦。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呢？解决的办法可以是通过设立全球基建投资计划，这项计划内容主要有两点。首先，发达经济体需要花数十亿美元用于兴建基础设施项目，无论是升级改造现有设施也好，新开工建设工程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瓶颈也罢。可是就算如此也不足以拉动增长和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决策者、企业家以及投资者还应促进并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些地方有着数不尽的投资机会。但是基建投资也不能算作是单方面受益的慈善工程：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扩大了对资本商品的需求，比如说多由欧美生产的涡轮机组和挖掘机。

提高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是G-20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此举在促进高收入国家出口、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将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双赢的解决办法。

但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发达经济体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以便创造工作岗位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经济形势如此萧条，丰厚的私人投资机会有如大海捞针。工厂一直开工不足，住宅和写字楼空置。基础设施投入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口，给受到危机重创的建筑业带来大量工作岗位，并刺激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升级现有基础设施并兴建新的传输结点，如果我们选得好的话，可能提高未来的生产率，竞争力和增长率，从而增强将来各国收回投资的能力。由于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十年期国债交易价格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因此我对我的同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观点再赞同不过了。他最近写道:“至少对于像美国这样能用极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国家，答案很简单：用这笔钱进行高回报的投资。”

但是会有人担心债务负担越积越多，正像现在西方国家政府正不断的想办法削减预算来偿还以前拖欠的巨额债务那样。当前来看，经济不增长才是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威胁，削减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开支完全是削足适履。再说，有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事实上是可以自行收回本息的，比如说收费大桥或者收费高速公路。而且通过日常维护保持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好的成本比进行一次大修要便宜许多。

国库囊中羞涩，甚至亏空，这就需要有创新机制来吸引私营部门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公私合营（PPP）。在当前低增长、高风险的环境下，精心设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能够为私营部门带来安全和丰厚的回报。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官员已经起草了方案，鼓励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行公私合营。例如，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推动成立全国基础设施再投资银行，借此发行基建债券、为达标的基建项目发放补助，并为联邦及地方政府提供债务担保。欧洲正商议落实新的《欧洲 2020项目债券计划（Europe 2020 Project Bond Initiative）》，该计划将为私营部门向非传统投资者（如养老基金）融资提供公共担保。

但是创新国内投资渠道不一定能够帮助高收入国家摆脱危机。全球基建计划还应该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开展基建投资完全可以改变当地的面貌。美国经验就是最好的借鉴：1919年，年轻的陆军中校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在汽车运输部队（Motor Transport Corps）的护卫下从华盛顿特区开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全程３２５０英里，耗时５６天，每天前进十小时，平均每天才走５８英里。回到驻地，他报告称运输车队破坏了桥梁，下雨时卡车动弹不得，有些道路完全不能满足便捷通行的要求。后来，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提出1956年联邦援建高速公路法案时，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该法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法案在制造业与建筑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它所开辟的偏远地区——无可计数。”如今，类似的改造经济现状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仍有很多。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之落后令人发指。大约有14亿人生活用不上电，8.8亿人饮用不卫生的水，26亿人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0亿农村居民从家里出发步行2公里以内（相当于走25到30分钟）找不到能适应各种天气情况的公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耗电量（包括南非）每年仅124千瓦时，勉强够每人每天点亮一盏电灯6小时。缺乏基础设施不仅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还令企业更加没有竞争力。断电跳闸和停水成了家常便饭，令生产难以为继。比如说，坦桑尼亚的企业每年断电63天。世界银行近年来在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调研中发现，由于受停电的影响，这些企业的总销售额损失约3%到 10%。还有很多企业因为缺乏基础设施而根本无法开工。例如，发展中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常常是吸引外国投资的一大阻碍，尤其是在地方上。无怪乎20国集团会议希望“切实、显著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

投资基建项目强有力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从2001年到2005年，仅开发基建一项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贡献率相比1991年至1995年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成效最显著的要数南非，平均每年拉动2.7个百分点。如果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低收入国家对基础设施投入的比例达到印度尼西亚的水平，西非低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会提高1.7个百分点。如果非洲经济体的基建水平达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一半，中部非洲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长率将提高2.2个百分点，东部和西部非洲国家则会提高1.6个百分点。以此类推，如果每个拉美国家能达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建水平（例如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将拉动整个拉丁美洲的年均增长率2个百分点，安第斯国家甚至更高，达到3.1个百分点。

最近一篇世界银行文章也回顾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对中国的影响。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投入了约6000亿美元升级改造其道路交通体系，重点是建设总长达41,000公里的全国高速公路网（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建设目标是将全国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连接起来（全世界范围内仅有美国的洲际高速公路总长超过该路网）。最近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高速公路网使得中国2007年累积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大约6%。

我再强调一下，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并不是做慈善，尽管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件大善事。在发达国家，它同时还创造就业、促进增长。搭建电网、污水处理厂和道路的多数资本商品由美国和欧洲生产。因此，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将提高对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每获得投资一美元，就会增加50美分的资本商品进口。发展中国家中大约70%的可交易资本商品来自高收入国家。这么算来，发展中国家每得到一美元基建投资，就会令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增加35美分。

据世界银行估算，从2010 年到2020年，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最初级的基础设施需求，必须每年向这些国家投资1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GDP的7%）。经济曾经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数十年来每年坚持拿出相当于全国GDP的9%以上投资基建项目。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基建融资水平保持在长期以来的水平，从中期来看，这些国家每年还有5000亿美元的基建融资缺口无法填补。

全球基建投资计划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缺。一旦填补这个缺口，仅投资基建一项，在全世界范围内随之而来的进口资本商品需求每年将增加2500亿美元，其中超过1750亿美元将来自高收入国家。所有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的全部资本商品出口将近2.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实施了全球基建投资计划，可以使高收入国家的资本商品出口提高7%以上，在发达经济体内的制造业部门创造急需的就业岗位，从而减少失业率，扩大消费。入不敷出少了，投资水平就会回升。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威胁也提高了基础设施抗自然灾害、更环保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样又为发达经济体投入研发相应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良机。经济随之恢复增长、财政收入增加，最终削减减轻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

而且，扩大发展中国家基建投资的好处还不止这些。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它们对于全世界的进口需求也会上升。由于生产网络越来越先进，基础设施之间迅捷可靠的联通就愈发显得重要。提高地方联通水平不仅有助于提高地方内部的贸易水平，还能打开此前尚未开发的市场。刺激发达经济体出口还减少了对外举债的必要，从而释放更多全球储蓄以促进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又反过来扩大投资机会，打开新的市场。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形成全球储蓄盈余支持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增长的局面。

可是如何在不额外增加那些资金上捉襟见肘的国家的负担情况下，填补基建项目的融资缺口呢？没有单一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潜力的行业支出的效率更高，回收成本速度加快。同时还需要双管齐下，同时打开传统和新兴的融资来源：通过公私合营吸引私人投资主体，尤其是放开地方资本市场以容纳国内投资客进场。此外，充分调动来自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家参与融资至关重要。

基建投资说到底不是由纳税人买单，就是由受益方买单。不过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渠道：政府拨款、多边机构的贷款或赠款、双边债权人以及民间借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公共融资平台一直是基建项目融资的主要来源。2009年，由捐助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中，专门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部分约达900亿美元，这是援助机构作出了巨大努力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对抗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但是将来这种援助极有可能削减并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

但传统援助国不再是唯一的途径。近年来，巴西、中国、印度以及许多阿拉伯国家等非传统援助国纷纷涌现为非洲基建项目的主要融资实体。据统计，这些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基建资金从20世纪初的年均10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将近100亿美元。2010年，中国仅在非洲基建项目骨干工程的投入金额一项就达到了创纪录的约90亿美元。

私人资本也能在填补许多发展中国家投资缺口方面大有作为。下面就是做法：政府与私人投资实体通过签订长期协议实行公私合营。投资实体至少参与投资的一部分，并在项目建成后收取用户的相关服务费用作为回报，甚至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民间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投资中越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止2009年已经达到1600亿美元，但是仅限于少数几个重量级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仅限于区区数个，尤其是电信业。

大幅度扩大民间资本参与投资范围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执行项目计划的公司及其个体股东通常会冒巨大的风险，比如预期收益缩减、汇率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基建项目需要垫付高额的资金，而且往往要几十年之后才能收回投资，预备开工阶段和工期通常长达数年，在这期间公司分文未得。其次，找到称心如意的基建项目并推向民间资本市场需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水平，还要准备高额定金。这些条件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不具备的。

降低民间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风险是全球基建投资计划成功重要一环。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将民间融资与公共融资相结合，或者通过捐助。发达经济体提出的计划，如美国的全国基础设施再投资银行以及《欧洲2020项目债券计划》就是这方面的极佳范例。二者都为民间资本融资提供公共担保。不过尽管政府担保能抵御项目所遇到的风险，但是它不可能缓解投资者对政府自身所带来风险的担忧。世界银行集团因此提供了政治风险担保，针对的就是诸如汇率无法兑换、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战争、恐怖活动、内乱以及违约等情况。世行提供此类担保逐渐增多，以加速民间资本融资。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至于专业人才的问题，应大力推广建设创新知识枢纽，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输送合格的金融和技术人才和相关领域专家。2010年11月，世界银行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创办了基建英才融资中心（Infrastructure Finance Center of Excellence），为公共部门培养善于处理公私合营事务的管理人才。与此同时，世行与伊斯兰开发银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合作成立的阿拉伯基建融资平台（Arab Financing Facility for Infrastructure）旨在为阿拉伯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筹措10亿美元资金。

从其他投资主体，如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缩写为SWF，即投资国有资产利润）等的集资前景看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截止2008年底，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共持有3.2万亿美元资产，而且未来几年这些资产还将迅速升值。有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中非发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是投资中国企业与非洲合作的股权基金。据称，该基金已经向非洲27个项目投资了将近5.4亿美元，预计2010年的总投资为36亿美元。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计划向南非的基建项目投资4亿美元。

目前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金还只是沧海一粟。自2007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66家基建基金意向投资1100亿美元，但是仅有15%的资金投向发展中国家。要克服这些不足，世行集团中涉及民间资本的部门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正在启动一基建基金，规模10亿美元，准备从主权基金和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中筹措。

投资基建项目对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也许当前更为紧迫。这种办法可能是让发达经济体走出经济萧条最快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改变他们国家经济面貌的有力工具，如此一来，他们的企业就不会因为电力短缺而影响经营，自由沟通、扩大市场份额并最终向着技术阶梯的高端攀升。需求是明确的，资金是充裕的。把资金投入到用来促进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岗位和经济繁荣的道路、港口、铁路和电厂等正当时。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Bridges to Somewhere More austerity won't save the global economy.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just might.

BY JUSTIN YIFU LIN | SEPTEMBER 1,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