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人類的文明沒有飛躍,而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差之豪厘,謬以千里。今天我們所耳聞目染的,無論在倫理道德領域,還是社會制度的極度反差,是幾千年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各民族的文化,地理環境等等各種主客觀因素的累積效應。可悲的是,有些民族走上了對自己文化棄優存劣的不歸之路。 作為學生物的我,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人是逐步從猩猩演化而成。當然有人會反駁,為什麼動物園裡的猩猩不會變人?原因很簡單,猩猩進化成人的自然環境已不復存在。這好似古典音樂中,巴赫的巴洛克或貝多芬的浪漫派也成為絕唱的現象一樣。今天我想用東西方幾個遠古著名建築歷史事件作進一步的探索。 西方文化的起源應歸屬古希臘。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人類的民主共和政體奇蹟般地出現在古希臘。尤其是到了人類民主概念(“什麼叫民主:具體說來,權力不是被少數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的奠基人伯里克里(Pericles,495-425 BC)統治希臘的時代開始,那裡不僅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的不朽哲學理念和希波克拉底的現代醫學,希臘的建築,雕塑和繪畫等各項藝術領域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西方文明的本質是社會的秩序和欲望的節制,在藝術上的體現就是和諧和恰當的比例。如果把社會比作一個托盤天平,左托盤上僅是一個皇帝,右托盤上卻是億萬被其統治的百姓,這種失去平衡和比例失調的社會不僅不美,而且還非常醜陋。在西方,建築同樣屬於藝術範疇之一。好似希波克拉底是西醫的創世人,他的醫師誓言至今還是西方醫生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公元前1世紀的古羅馬人維特魯威(Vitruvius)不僅創立了歐洲建築科學,他的著作【建築十書】還是今天建築教育的基本教材。 人類建築奇蹟之一的雅典衛城(Acropolis of Athens)是在伯里克里的敦促下開始修建的。衛城實際上是國家政治,軍事和宗教的核心,雅典衛城建於高出地面150米的山丘頂上,故其在希臘文里的意思是“高丘上的城邦”。如此重要的建築群,當然會由最有名望的建築設計師參與。卡利克拉提斯(Kallikratēs)和伊克蒂諾斯(Iktinos)是當時最享有盛名的建築設計師,以及當時最偉大的雕塑大師菲迪亞斯(Phidias, 480-430BC)不負眾望地承擔如此重任。 圖1,【維特魯威人體】,“建築十書"中的說明示意圖。該人體圖在文藝復興時,對達芬奇的啟示甚為深刻。
公元前5世紀希臘各城邦與波斯進行長達50年的戰爭(公元前499到公元前459),最後戰勝波斯帝國,取得了獨立和自主。阿西娜是希臘神話中的智慧女神和戰爭女神,希臘人把她看作民族的保護神,在其保佑之下取得了與波斯戰爭的勝利。為了感恩,伯里克里決定請雕塑家菲迪亞斯製作一個純金和象牙為材料的巨型(高達12米的)雅典女神像。為了安放如此貴重的雕塑,也是為了莊重,古希臘人決定在希臘衛城內建造一個標誌性的建築:帕特農神廟(Parthenon,阿西娜女神廟)。可謂雅典衛城中精品之最,也是整個雅典城的最醒目的高大建築,屬於古希臘最宏偉的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為主體的建築,有被歷史學家稱為古希臘雅典民主和西方文明最持久的象徵和明珠。 圖2,作者2009 年拍攝的,依然雄偉和壯觀的帕特農神廟殘骸。17世紀與威尼斯帝國的戰爭中,帕特農神廟曾被奧斯曼帝國當作炸藥庫,不幸被炮彈擊中而完全摧毀。如今殘留的僅是不完整的山型牆,柱子和殘缺不全的橫飾帶。
根據希臘神話,萬物均需遵守下列四則圭皋:至美即至公,遵守界限,毋驕傲,及毋過度。因此古希臘的建築也是建立於此四條美學規則之上。維特魯威在其【建築十書】首次從美學和建築學探討了帕特農神廟的長(69.54米)和寬(30.89米),即正面8個多利克柱式,側面17個多利克柱式,其比例為9:4,對如此美學至上的長寬和諧比例大加讚賞。在安放神像的後殿內卻採用了四根愛奧尼亞柱式﹝Ionic Order﹞,惟妙惟肖,出其不意地出現在以多利克柱式為主的建築內。 圖3 由古希臘人發明,西方建築的三大建築柱式,多利克,愛奧尼亞和科林斯。帕特農神廟綜合採用了多利克式和愛奧尼亞柱式。(轉自台灣國立大學網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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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的特色是堅固與結實,柱頭平滑樸素。這種柱子通常在希臘本土以及它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和西西里島流行。 | 愛奧尼亞柱式﹝Ionic Order﹞比較細長高雅。它的柱頭有一對向下卷的卷渦,這種柱子通常在希臘東部以及愛琴海中的島嶼流行。 | 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很少出現在希臘世界裡,倒是在羅馬神殿經常出現。它的柱頭非常華麗,圍繞着芼茛葉的裝飾。 |
神殿的基本結構有柱基平台,圓柱和柱頂楣構組成。從外觀上看,最引人注目的無非是柱頂楣構,其中的橫飾帶中除了山型牆,92個排檔間飾都布滿了各種浮雕,表現古希臘神話故事及其人物,如南邊的排檔間飾刻有拉比斯(Lapiths)戰役中的人馬搏鬥,在西段的雕塑則展現了古希臘人和亞馬孫人戰爭中的場面。 神廟的雕塑不僅表現在它的外部,放置阿西娜女神像的神殿牆上更是酷似一個雕塑博物館的展覽,全長160米,高1米的帶狀裝飾上用大理石雕刻了378個人像和245個動物。據說整個雕刻工程,至少有9個以上有名有姓的雕刻藝術家,由菲迪亞斯統一監督之下進行的。如今損缺的雕塑大都被英國,法國和希臘的博物館所收藏。法國藝術家凱瑞Jacques Carrey,1649-1726)曾對雕塑的內容,位置和排列有非常詳盡的描寫。他曾在1674年參觀過神廟,13年後神廟被毀。這些大理石的雕塑描述了古希臘人祭神的壯觀場景:長長的祭拜者行列中,有馬車,有士兵,有普通的男女老少,栩栩如生地把平民百姓的形象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呈現在藝術的神壇上,好像他們才是城市和周圍一切的真正主人。 圖4,古希臘建築大多有雕塑藝術家的參與,因此往往還是藝術的精品。菲迪亞斯親手雕塑了安置在神殿內的希臘女神。她“頭戴頭盔,左手持盾,右手持尖頭矛,身披羊皮胸甲,矛尖往地一插,冒出一株深綠色的橄欖樹。” 菲迪亞斯被譽為希臘最偉大的雕塑家,有的乾脆把他稱作雕塑神。原來的女神雕像已丟失,現成的均是按原圖複製的。左圖是藝術家對當時情景的想象;右圖是美國雕塑家拉基爾﹝ Alan LeQuire﹞複製的,現陳列在田納西州的世紀公園中,坐落在同樣是複製的帕特農神廟之內。(來自谷歌)
前面說到,事物的衍生或演變一方面是出於隨機,另一方面也取決於自然和人文環境。帕特農神廟的主要建築材料就是採用了距雅典10英里處的Pentelicus山上的大理石。它與希臘其他產地的不同,含少量的鐵質,神廟至今發出金色的光艷就是因為這種大理石長時間暴露在大氣中而變色。但用於古希臘人物雕塑的則是另一種大理石,產地是愛琴海上的帕羅島,或稱帕瑞安大理石,沒有鐵的成分,因此無論歲月多漫長,永遠是透明而雪白的。很難想象缺乏自然之母創造的優厚條件,古希臘的文明將是如何? 文明更是取決於民族文化,社會環境,以及藝術家的的地位。根據當年雅典城的政府資料,帕特農神廟的總投資是469塔蘭特(Talent)。塔蘭特是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純金的貨幣單位,1個塔蘭特約相當於33公斤的黃金。當年建造一艘戰艦也只不過是一個塔蘭特。不難發現,帕特農神廟耗資是個天文數字,大大超過雅典城約400塔蘭特年收入。除了政府開支,建築的費用大多來自民間的募捐和富翁的資助。這是一筆涉及到所有公民的錢,政府一如既,極為細膩地,一筆不漏地把工程的進展和人工及材料的開支,作為告示按時公布於眾。另外對承包商的雇用是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其要求也詳盡地寫在木質的告示板上。 工程的每一細節都體現出民主社會的前提:國家重大公共事務的透明化。 與此同時,政府不僅為市民們,還為其子孫後代建立一個永久性工程檔案,作為一個公共里程碑,刻錄在石塊上。這就是為什麼2500年後,整個帕特農神廟工程以及參與的建築師,雕刻家以及他們徒弟的姓名依然被人們記憶猶新。由於古希臘人具有唯美、唯善的觀點,處處追求完美,藝術家的社會地位也情在理中,因此我們不難理解2000多年前建築師的姓名始終與其建築一樣流芳百世。對有些民族 這好似天方夜譚,在那裡權力和錢財至上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帕特農神廟竣工不久,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瘟疫席捲雅典,伯里克里也相繼去世。雖然古希臘的黃金時代好似曇花一現,持續很短,但它的餘輝又在1500年後重見天日。文明是全方位的,包羅萬象,當然其進程更是緩慢曲折,坎坷崎嶇。羅馬帝國後期開始,整個歐洲處於黑暗期(Dark Age, 此概念是由意大利學者彼特拉克在1330年代提出的,弦外之音就是黑暗期的文明)。人類文明,永遠是藝術先行,在社會黑暗的盡頭,意大利藝術家從古典作品中獲得啟發,創作出激發個性自由,平等,打破宗教鎖博,使得古希臘文化得到重生,這就是歐洲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隨後的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導致了今天的西方文明。 我不知道漢族的古典文明時間劃分,因此只能在同一紀元期的歷史進行比較。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春秋戰國後期,秦始皇統一中國,中國的兩極化社會模式開始脫穎而出。所謂兩極化,就是完全抹殺個性自由的皇帝和奴才制。史書的重點也始終圍繞內宮後院的爭鬥,不過奴才通過造反,從坐到龍椅上的那一瞬間起,他的史書角色也隨之而變。作為兩極化的特色,中國從來就沒有藝術家,建築家,音樂家和畫家的應有社會地位。 即使到了20世紀初,有關中國的歷代建築必須從洋人或日本人的著作中去搜尋,一種民族羞辱感迫使得兩位海歸的建築學才子決心寫一部中國自己的建築歷史著作。這兩個年輕人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當時還正逢抗日戰爭的初期,他們為了收集寫作的素材,走遍全國窮鄉僻壤,趕在日本人破壞前,對(古建築)實物作現場的文字和圖形記錄。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建築史】的出版為後人留下了極為珍貴的中國古建築資料。梁思成夫婦萬物沒想到的,日本占領軍始終沒有刻意摧毀中國的古建築(他們自己不僅是中國古典文化的收益者,而且還是繼承者),書中記載的一些歷史古建築卻在和平時期被毀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上。當然最後梁思成夫婦自己的故居也在2011年遭到徹底毀滅,再一次證明,中國社會的兩極特色自秦始皇來絲毫無損。 中文中,土木工程與建築同義,而英語中的architecture(建築)實在與土和木沾不上邊。自古以來漢人的建造材料非木即土。木用來築梁,而土則可以焙瓦或制磚。 實際上中國的森林覆蓋面積也不豐富,為什麼始終不改用西方的火山混凝土,大石塊以及平板玻璃作為建築材料,對學者來說始終是個謎。我猜想,中國人輕陽重陰,最昂貴,最結實的,最耐用的材料總是為死人服務的,到了1976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中央還能見到如此“偉大的”中國文化傳統還在徐徐發光。 由於上述原因,加上人為的破壞,中國地面上的古建築幾乎蕩然無存。當然有人會提問,人類唯一能在太空中看到的建築不就是中國的長城嗎?這也正是我想說的。 圖5,(左),才當了三天新郎被抓去修長城,不久傳來噩耗,丈夫因勞累而斃命。孟姜女千里迢迢來到長城腳下,哭聲震天崩裂了長城,埋在牆內丈夫的遺體出現了;(右),秦始皇帝獲報,長城被哭崩,把孟姜女抓捕進宮。見了孟姜女的絕美姿色,暴君淫念頓起,下旨召她為妾。孟姜女連聲痛罵暴君無恥,為尊嚴和貞潔跳海而死。
長城的開始建造是始於春秋戰國期的齊國,在山東境內,約500公里長,其時間大概也很接近希臘人建造雅典衛城的年代。今天所謂萬里長城應該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抓了將近全國人口的5%的莊稼漢,化了5年時間建造的。除了被宇航員在太空中欣賞以外,看不出在建築學或美學上的任何長處。不過從人性的層面來看,長城顯得不能再更負面。歷史上死於長城修建的冤魂達300多萬之多。 除了修長城草菅人命外,實際上長城好似監獄的圍牆,禁錮和窒息了整個民族思想的良性發育。同時,萬里長城作為中原王朝防備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也倍受爭議和詬病,國家雖駐重兵,卻始終無法抵擋北方民族的入侵,徒耗錢糧,也沒能挽救漢人歷史上幾次亡國的悲劇。清康熙帝更是下令,“永不修長城,告誡子孫以仁政治理天下,而非靠長城,暗示長城就是個擺設,歷來長城也無法抵禦北方民族的大肆入侵,萬里設防可又萬里無妨,敵集中兵力於一點即可突破,後長驅直入,騷擾中原,長城顯得那麼無用。” 今天的政府憑藉長城為其貼金,把它列入聯合國歷史文物遺產,百姓也為此跳躍,驕傲不可。然而古人顯然沒有像他們的後代那麼容易受騙,無數的詩文和民間傳說哭訴了建長城給百姓帶來的人間悲劇。有一個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一直流傳至今(見圖3),唐朝詩人汪遵在《杞梁墓》中,以孟姜女故事為背景,留下如此詩句:“一叫長城萬仞摧,杞梁遺骨逐妻回。南鄰北里皆孀婦,誰解堅心繼此來。” 其中“南鄰北里皆孀婦”就是孟姜女在尋夫的路上看到遍地孤兒寡婦,家破人亡的淒涼境況。在民間,長城可謂家破人亡的人間悲劇的代名詞。 長城是保家衛國,為民造福呢還是喪盡天良?修建長城應視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恥大辱。後人應把暴君建築長城看作成中國歷史上一大悲劇和教訓,告訴世人視人命為草芥的鞭子也會讓奴才們作出人間的奇蹟。 維特魯威的【建築十書】還詳盡地從技術層面介紹了高架水渠的建造過程加德水道橋。古羅馬從公元前312年起就開始用火山岩作材料從遠處築渠引水給居民用。拿加德水道橋為例,大約在公元前20年,羅馬奧古斯都(Augustus, 西澤的繼承人)在法國南部建城,為尼姆城。居民唯一的水源來是50公里外的澤斯(Uzes)。由於長距離載水的動力全靠極限的勢能差位,也就是水渠自高而下,從遠至近。 圖6,作者參觀法中世紀位於國阿維尼翁的教廷時,途經尼姆城加德水道橋(Pont du Gard Aqueduct)時所攝。記得我去照相館放大時這張照片時, 那個櫃檯的美國小伙子眼睛一瞟,“這是尼姆城(Nimes)加德水道橋,我也想去看。”。這麼多年來,凡到我家的老中客人,他們大都還是學者,竟然沒有一個認出這是人類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羅馬時代的高架水渠。這大概是兩岸教育中的難堪。
水渠共三層,下兩層是高架,最高層是水管道(見圖4)。為了保證水道每天40000立方米的流量,必須滿足兩個技術指標:精確到1比18214的傾斜度,以及對水道的密封。2000多年前,在沒有超精確激光測距儀和高壓聚酯密封材料的情況下,羅馬人能創造如此奇蹟實在是不可想象!回過來想一下,倘若沒有這點能耐,1500年後的西方為何要復(古羅馬的)興呢? 圖7,尼姆水渠的水管道,每天有40000立方米的水通過。南非曾被譽為非洲的發達國家,自黑人取代白人掌權後,因多年乾旱和管理失誤,出現水荒,其第二大城市開普敦的居民每天僅配給50立升水,2000多年前的尼姆水渠就可解決那裡80萬人的用水。 有些日本歷史學家,基於他們自己萬世一系的2600民族歷史,稱頻於易性或異族革命的中國不僅缺乏文明漸進的持續性,也完全不可能記載真實又完整的歷史。中國的每個朝代都是直接或間接靠打殺起家的,因此都沒有合法性,因此它的生命線就是謊言,洗地並否定和詆毀不利自己統治的任何歷史事件,以獲得所謂的統治“天意”。更可悲的是,逐步恢復人性的統治者還沒來得及拔高百姓的素質,就很快被更劣性,更具有殘暴的社會底層和蠻族等取代。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每幾百年就要發生的惡性循環。中國歷史上沒有文明的進步,只有邪惡的競賽:邪惡的總是被更邪惡,更沒道德底線的所取代。當然唯一得以延續就是兩極社會模式,而民族精神和道德層面始終停留在秦始皇時代,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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