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後重溫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預言

 首發《選舉與治理網》

  20年前，1996年，有一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政治學名著發表於世，它就是美國著名學者薩繆爾 · 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簡稱《文明的衝突》）。在筆者看來，這本書的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因為它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歷史預言。20年來的歷史發展驚人地證明，亨氏在這本書中的預言，大部分已經兌現，剩下的部分也有非常大的可能繼續兌現。他作為一個預言家，猜錯了的部分實在不多。

這本書的主題其實出現得更早。在柏林牆倒塌之後僅僅兩年的1993年，亨氏就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當時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一片轟動並譁然。三年以後，亨氏意猶未盡，又發表了這本厚達四百餘頁的專著，來盡情地發揮了他的相關見解，並再次引起學界熱議。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後，世人不得不承認，亨氏的確洞燭先機，但依然於實事無補。就是說，亨氏的那些警告，並未讓西方提高足夠的警惕，以預防這種恐怖事態的發生；也未能阻止事後反恐戰爭的擴大化，徒然消耗了西方已經衰落了的大量實力。

這裡先用最簡潔的語句把亨氏該書的中心思想敘述一遍。

蘇聯崩潰以後，地球上的意識形態之爭就告一段落。主導下一階段國際爭端的核心分類將是文明。爭端通常會在不同文明板塊相接之處即斷層線發生（比如科索沃、巴以、烏克蘭）。但最危險而必須避免的是各個文明的核心部分的直接對抗。由控制的土地面積、人口數量和GDP份額……各方面觀之，西方文明的整體實力都在明顯收縮。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工業化）並沒有使它們在文化上更西方化，反而加強了它們復興傳統文化的力量。加上它們在經濟實力和人口數量方面的崛起，非西方世界明確處於攻勢。現在西方世界的要務不是還要妄想把世界西方化，而是確保自己文明的獨特性不要在將來被非西方的文明淹沒。

值此紀念該書發表20周年之際，本人發表此文，一方面是想向大家再一次介紹該書的主要內容；同時，當然是要發表對此書預言的許多感慨。

第一節  亨氏關於文明的一般論述

這本書讓筆者最受觸動的就是它的厚重的歷史感、滄桑感。亨氏是一個政治學家，不是歷史學家，他的書讀來居然有湯因比那樣最博學的正牌歷史學家的韻味，真讓人嘆服。

我們先來看一些他在這本書中關於文明的一般論述。

【下面一節中，有好些這兩本書的引文。為了區分，在本結論中，所有整段的引言，都用楷體表示。如果在楷體中還有引號，那就是原作者在引用的別人言論。而其中的黑體（包括在引文中），一般則是筆者所加。】

什麽是文明？就我看過的書而言，還是亨廷頓說得最有神韻：

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範圍，人類以此與其他物種相區別。…… 文明是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在文化上感到安適，因為它使我們區別於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種他們”。

文明沒有明確的邊界，也沒有精確的起點和終點。人們可能而且確實重新界定過它們的認同，結果，文明的內涵和外延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種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異的程度也發生著相當大的變化。然而，文明是有意義的實體，儘管它們之間的界限難得清晰，但這些界限卻是真實的。

文明終有終結，但又生存得非常長久；它們演變著，調整著，而且是人類最持久的結合，是“極其長久的現實”。它們的“獨特性和特殊性”是“它們長期的歷史延續性。事實上，文明是所有史話中最長的史話”。帝國興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舊，它“歷經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甚至意識形態的動盪而倖存下來”。

既然文明是文化實體而不是政治實體，它們本身並不維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繳稅收，進行戰爭，談判條約，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組成在文明之間各不相同，在一個文明之內也隨著時間而變化。一個文明  可能包含一個或多個政治單位。這些單位可以是城市國家、帝國、聯邦、邦聯、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所有這些單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當一個文明演變時，其政治構成單位的數量和性質一般也會發生變化。在一個極端上，文明和政治實體可能恰好重合。盧西思·派伊曾評論說，中國“是一個裝扮成一個國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文明。然而，大多數文明包含一個以上的國家或其他政治實體。在現代世界，大多數文明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

根據文化特徵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文明與根據身體特徵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種族，其結果有相當大的重合。然而文明與種族並不等同。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產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趨向統一。偉大的負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中西亞北非教，尤其包含了來自各種種族的社會。人類群體之間的關鍵差別是他們的價值、信仰、體制和社會結構，而不是他們的體形、頭形和膚色。

下一個問題是，地球上一共存在過多少個文明？

英國堪稱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1889-1975）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中，一共劃分出26個文明。但這些文明又有不同的等次。

【楷書是湯氏原意，但不是原文照抄】

第一部分的文明是獨立的文明，就是說，該文明在世的時代，在空間上並不附屬於別的文明。但這並不是說，在時間上，它的前面就一定沒有淵源，或稱父輩甚至祖父輩的文明。

在舊大陸，獨自發源，沒有父輩的文明一共只有五個：蘇美爾-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愛琴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國文明。

大家都知道，前四個文明都在數千年前就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有中華文明至今鮮活。

然後是有淵源的文明：

敘利亞文明，從屬於蘇美爾-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愛琴文明、和赫梯文明等四個父輩文明

希臘文明，從屬於愛琴文明。

然後有非洲文明，先後從屬於埃及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

最後，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共同從屬於敘利亞文明和希臘文明。

再然後，是一些更小的衛星（附屬、子、次級）文明。

比如朝鮮文明、日本文明和越南文明是中國文明的衛星文明。

東南亞文明，先是印度文明的衛星文明（佛教），後在印尼和馬來西亞變成伊斯蘭文明的衛星文明。

亨廷頓引用奎格利的觀點，認為文明的運動經歷了七個階段：混合、孕育、擴張、衝突時代、普遍帝國、衰敗和被入侵。

這七個階段的第一段本人看得不明白，去掉。餘下6個階段換一套中國化的名稱：1.萌芽、2.成長、3.戰國、4.統一、5.衰敗、6.滅亡。

當下的西方文明，從這個西方學者也認可的發展階段論上看過去，實在是十分地遲熟。因為這個文明結束戰國階段至今不過數十年，而那個統一的普遍帝國時代還未完成，而且很可能永遠也完成不了。相應地，華夏文明的戰國時代已經在兩千年以前結束，而普遍帝國也是早在兩千年以前就已經形成。

（自二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它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支配著這個體系——消失了。20世紀後期，西方作為一個文明步出了其發展的“戰國”階段，走向其“普遍國家”【中國的說法：大一統】的階段。本世紀末，當西方的民族國家粘合為歐洲和北美的兩個半普遍的國家時，這一階段仍然沒有完成。然而，這兩個實體及其組成單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機構紐帶構成的一個極其複雜的網絡結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國家是帝國，但自從民主製成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來，正在出現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國家便不再是帝國，而是聯邦、邦聯以及國際政權和組織的混合物。

第二節  現代化、西方化和西方文明的八大特質

亨氏這本書給筆者的第一個教益就是明白了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區別。

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憲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麥克”（“巨無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後者，但這對於他們接受前者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這一論點對於他們對待西方的態度來說也沒有意義。在中東的某個地方，幾名年輕人滿可以穿著牛仔褲，喝著可樂，聽著搖滾樂，但他們卻可能在向麥加頂禮膜拜的間隙，造好一枚炸彈去炸毀一架美國飛機。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美國人消費了成百萬的日本轎車、電視機、照相機和小電器，卻沒有變得“日本化”，相反卻變得與日本更加敵對。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會導致西方人假設非西方人會通過獲得西方商品而變得“西方化”。

我用標準的學術語言來描述一下現代化和西方化：

現代化很好理解，就是器物層面的一切進步，就是中國洋務運動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的那個“用”。它包括一切物質方面的進步，包括火車飛機輪船電燈電視電話，但卻不包括精神，也不包括電視裡講的內容。

那麽什麽是西方化呢？當然是在精神層面被西方人同化了。一旦徹底完成這個西化，那些非西方文明的人種（比如被自小收養的其他種族的兒童）就除了膚色體型之外，不剩任何自己的東西。這些人經常恨不得自己的膚色體型也經過通婚再通婚，以最快的速度融化在西方種族中。不是還有大名人去歷經痛苦漂白自己的皮膚嗎？

那麽除了器物方面的不同以外，西方文明都有一些什麽精神方面的特質呢？對這些特質，筆者當然已經有許多的感悟，但從未把它們與亨氏告訴我們的物質層面的現代化清晰地分開。自己也從未注意到，其實這些特徵，早在西方進入現代以前，就都已具備。下面是本文最長的一段引文，詳述這八大特徵：

現代社會……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們必然融為同質性的嗎？那種認為它們必然如此的論點建立在下述假設之上：現代社會一定接近於某種單一的類型，即西方類型，現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現代文明。然而，這是完全虛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現於8世紀和9世紀，其獨特的特徵在以後的世紀中得到了發展，它直到17和18世紀才開始實現現代化。西方遠在現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徵產生於西方現代化之前。

1、古典遺產。作為第三代文明，西方從以前的文明中繼承了許多東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從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遺產，包括希臘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和基督教。伊斯蘭文明和東正教文明也對古典文明有所繼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遠不及西方。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爾後是天主教和新教，從歷史上說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徵。確實，在它誕生後的第一個一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把現在認作西方文明的東西稱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著成熟的社會群體感，這使它們區別於土耳其人、摩爾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歐洲語言。語言是僅次於宗教的、使一種文化的人民區別於另一種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語言的多樣性方面不同於大多數其他文明。日語、印地語、漢語普通話、俄語，甚至阿拉伯語都被認為是它們文明的核心語言。西方繼承了拉丁語，但是出現了各種民族和與之相伴隨的民族語言，這些語言被寬泛地劃分為範圍廣泛的羅曼語系和日耳曼語系。到16世紀，這些語言一般已呈現出它們的當代形式。

4、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在整個西方的歷史上，先是唯一的教會然後是許多教會與國家並存。上帝與皇帝，教會與國家，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終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蘭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國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東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夥伴。作為西方文明象徵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和一再出現的衝突，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存在。這種權威的分裂極大地有利於西方自由的發展。

5、法治。法治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核心觀念，是從羅馬繼承來的。中世紀的思想家曾詳細闡述過自然法的思想，君主應當根據自然法來行使他們的權利，而普通法的傳統則在英國得到了發展。在16和17世紀的絕對君主制階段，法制在現實中遭到的破壞多於被遵守，但是人類的權力應受某種外部力量制約的思想仍然延續了下來。法治的傳統為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包括保護財產權不受專制權力的侵犯。在大多數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響思想和行為方面是一個較不重要的因素。

6、社會多元主義。歷史上，西方社會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獨特性是“多樣化的自主集團的興起和延續，它們並非建立在血緣關係或婚姻基礎之上”。從6世紀和7世紀開始，這些集團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會、行會，但以後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擴大到包括各種其他協會和社團。協會的多元性又得到階級多元性的補充。大多數西歐社會包括相對強大和自主的貴族、大量農民和雖然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賈階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封建貴族的力量在限制絕對君主制穩固紮根的能力方面特別重要。歐洲的多元性與同時存在於俄國、中國、奧斯曼帝國和其他非西方社會中的市民社會的貧困、貴族的虛弱和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7、代議機構。社會的多元性最初導致了等級、議會和其他代表貴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團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提供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演變為現代民主體制的代議制形式。……沒有任何其他的當代文明具有可與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議機構的傳統。在地方層面上，也發生了大約始於19世紀的自治運動，它們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發展，然後向北蔓延。這些運動“迫使主教、地方貴族和其他顯貴與市民分享權力，而且最終常常完全屈從於他們”。這樣，全國層次上的代議制就得到了地方層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補充，後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不存在的。

8、個人主義。上述許多西方文明的特徵促進了文明社會中所獨有的個人主義意識及個人權利傳統和自由傳統的出現。自由主義產生於14和15世紀，被稱為“羅密歐與朱麗葉革命”的個人選擇權利到17世紀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對所有個人平等權利的要求即使沒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達。在20世紀的各文明中，個人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顯著標誌。與其他集體主義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個人主義占統治地位：“在西方被視為最重要的價值，在世界範圍內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義認作西方主要的區分標誌。

上述條目並不意味着窮盡了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徵，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徵總是普遍地存在於西方社會中。顯然它們不總是普遍存在，因為在西方歷史上經常有許多暴君忽視法制和中止代議機構。它也不意味着所有這些特徵都沒有出現在其他文明中，顯然其他社會也有這些特徵，例如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構成了伊斯蘭社會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過在西方流行的階級制度（也許由於此，它們是僅有的兩個維持了一定時間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會）。這些因素單獨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獨有的。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獨有的，是它們賦予了西方獨特性。這些概念、實踐和體制在西方不過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們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續不變的核心的一部分。它們是西方之為西方的東西，但不是西方之為現代的東西。它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夠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現代化中起帶頭作用的因素。

清晰地讓筆者領會到西方文明/文化擁有如此源遠流長的八大特徵是本人讀這本書得到的最大收穫之一。筆者相當深刻地領會到，沒有這融入全體人民血液的八大傳承，是非西方文明要想成功移植西方制度時面臨的比經濟發展不足更深刻的困難。因為經濟發展是可能用幾十年至多上百年的努力補起來的，但這八大文化傳承之由來已有上千年甚至超過兩千年（古希臘羅馬傳統）的歷史，其它文明要如何去補課？又有沒有必要一定要去補這些課？相反地，華夏文明也有自己超過兩千年的政治傳承，現實的發展也正在說明，這個政治傳承，可以和前面已經說明的器物層面的現代化相恰相容。就是說，現代性也可以建立在東方性之上。

第三節  對西方化和現代化的三種回應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了回應：1.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2.接受兩者；3.接受前者，拒絕後者。

第一種方式的錯誤不言而喻，這裡忽略討論。下面來看主張全盤西化即第二種方式的土耳其基馬爾主義的標準論述：

為了逃避社會的反常狀態，穆斯林只有一個選擇，因為現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蘭教沒有提供可供選擇的實現現代化的方法……世俗主義不可避免。現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隨著它們的思想進程；政治體制也要求如此。由於對內容的模仿必須不亞於形式，所以必須承認西方文明的主導地位以便能夠學習它。歐洲語言和西方教育體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後者鼓勵自由地思考和隨意地生活。只有當穆斯林明確接受西方模式時，他們才可能實現技術化，爾後才可能發展。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在他們的國父基馬爾指明的這條路上已經不屈不撓地努力了近百年。不能說他們沒有成績。因為土耳其已經有了一個歷經波折的憲政體制，其生活水平也達到了穆斯林世界除產油國以外的最高水平。但是他們脫亞入歐的歷史任務始終無法完成。歐洲人始終認為他們是異類，不是“我們”。土耳其人加入歐盟的夙願在英國退歐以後顯然已是永無達成之日。另一面，歷經了多少次的軍事政變，土耳其的世俗化也無法完成。大家也知道，土耳其的伊斯蘭特徵正在加強，軍隊已經無力阻止這個重新穆斯林化的潮流。剛剛發生的土耳其未遂政變已經結束了長達百年的土耳其軍人通過政變維持基馬爾路線的軌跡。現任的埃爾多安總理正在得占土耳其壓倒多數的穆斯林人心的方式逆轉基馬爾主義，大步回歸伊斯蘭傳統。土耳其在他的領導下，顯然會與歐洲漸行漸遠。這是一個在兩種文明之間無所適從的國家。它最終似乎還是只有回到原來的文明，也就是說，土耳其的全盤西化無法成功。

亨氏的書中有左面這樣一個圖來描述非西方世界對西方化和現代化的不同反應。

A是原點。從A到B是基馬爾主義，同時現代化和西方化。從A到C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A到D是沒有現代化的西方化。那就是無數非西方國家失敗的畫虎類犬式的西方化。第四條從A到E的路的意思是，兩化同時出發，但在現代化有一定成效以後，回頭搞文化上的本土化。這是新加坡和馬哈蒂爾的馬來西亞主張和行走的道路。

簡言之，現代化並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採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麽障礙，與它們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各偉大文明中的歷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並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這個表述也是筆者以前的分析中沒有注意到的。即可以現代化卻並不西方化。現代化可以加強非西方世界抵禦西方化的力量。

第四節  東亞的經濟增長是西方文明的心腹之患。

東亞經濟的發展一直是20世紀後半葉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這一進程50年代始於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個非西方國家成功地進行了現代化，並成為經濟發達的國家。然而經濟發展的進程蔓延到了四小龍（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然後到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並正對菲律賓、印度和越南產生影響。這些國家多數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長率。亞洲同世界之間的貿易也同樣持續高速增長，然後是亞洲內部貿易的急劇擴大。亞洲的經濟成就與歐洲和美國經濟的中速增長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普遍蕭條形成了鮮明對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個亞洲都在成為例外。西方以富有為特徵和非西方以欠發達為特徵的狀況將不會持續到超出20世紀。這種轉變的速度是勢不可擋的。英國和美國分別花了58年和47年的時間才使其人均產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這一點用了33年時間，印度尼西亞用了17年，韓國用了11年，中國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葉中國經濟以年平均增長率8％的速度遞增，四小虎緊跟其後。世界銀行1993年宣布，“中華經濟區”已成為繼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後的世界“第四增長極”。根據大多數估計，中國將於21世紀初成為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90年代已擁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國的亞洲，可能到2020年將擁有世界五大經濟國中的四個，世界十大經濟國中的七個。到那時，亞洲國家可能占全球經濟產值的40％以上。大多數經濟競爭力強的國家可能都是亞洲國家。即使亞洲經濟增長比預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經發生的增長對於亞洲及世界的影響仍是巨大的。

記住亨氏寫上面這些話時是1996年。而今年是2016年。後來這20年，才是中國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今天中國的GDP已經是當年的20倍！而西方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整體份額，比亨氏當初估計的下降得更快。他預見到了2001年9.11，可是沒有預見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

下面接著講東亞的經濟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多文明的大雜燴。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經濟變化是20世紀後半葉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態發展之一。經濟增長改變了國家和地區間的均勢，造成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政治不穩定。經濟交往可以使人們相互接觸，但不能使他們達成協議。在歷史上，它往往使各國人民更深地認識到他們之間的不同，令他們彼此害怕。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僅帶來了好處，而且也造成了衝突。如果過去的經驗靠得住，那麽亞洲的經濟成就將為其帶來政治陰影，即不穩定和衝突。

新的大國的崛起通常會造成極度的不穩定，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的崛起，會令任何一個可比的現象相形見拙。李光耀於1994年說：“中國參與世界地位重組的規模，使得世界必須在3O或40年的時間內找到一種新的平衡。假裝中國不過是另一個大的參與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再持續IO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國在權力交接期能夠保持統一（似乎是可能的），那麽東亞國家和整個世界，就必須對人類歷史上這個最大參與者越來越強的自我伸張作出反應。

我不能不佩服李光耀和亨氏在那個年代就能如此地見微知著，憑藉還十分有限的發展現實就準確地掂量出中國的發展對21世紀的世界意義。

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如果美國確實想阻止中國在亞洲占主導地位，它就需要根據這一目標改變與日本的結盟方向，與其他亞洲國家發展緊密的軍事聯繫，加強在亞洲的駐軍及能夠用於亞洲的軍事力量。如果美國不想與中國的霸權抗衡，它就需要放棄自己的普世主義，學會與中國的霸權相處，心甘情願地眼見自己決定太平洋遙遠的另一端的事務的能力顯著下降。但這兩種做法都會有巨大的代價和危險。然而，最大的危險乃是美國將不作明確的選擇，在未經認真考慮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並在沒有做好有效地發動戰爭準備的情況下，便捲入一場與中國的戰爭。

要做出這個決策的時機看來還沒有到達美國當權者的面前。美國人即無力全面壓制中國，又不甘心放棄現有的太平洋霸權。他們只是在做一些有限的反擊來拖延做最後決斷的時日。不過與中國全面開戰，我看是沒人敢做。對此亨氏也有一個模稜兩可的判斷：

在西方歷史中，英國和美國之間沒有發生過霸權戰爭，從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轉移大概歸功於兩個社會緊密的文化親緣關係。在西方和中國之間缺少這種親緣關係的權力轉移中，武裝衝突並非一定會發生，但可能性會較大。

關於中國經濟/東方文明的重新和平崛起對世界/西方的未來的可能意義，是一個太大的題目。筆者不可能在這裡詳細闡述自己的與亨廷頓/李光耀相似又略有不同的意見。只想說一點：亨氏憂心忡忡的中美之間、或中日之間、或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大規模全面戰爭都是不可能發生的。兩個理由就足夠充分。第一是有核武器在保衛世界和平，大家都不願意同歸於盡吧？第二是西方整體的軍事力量都已經不足以與中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看看美國/西方打阿富汗、伊拉克、伊斯蘭國的現狀就可以清楚地判定這一點。它們不可能有決心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

第五節  伊斯蘭世界人口的急劇增長

是西方文明的另一個夢魘

亨氏這本書中，關於伊斯蘭文明的論述，比關於東亞的還多。

穆斯林人口的增長將成為使穆斯林社會及其鄰國不穩定的因素。大量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將繼續為伊斯蘭教的復興提供人力，並助長穆斯林的好戰性、軍國主義和移民。結果，在21世紀最初幾年可能會發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續復興，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與西方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衝突。

這段話是本書中亨氏對類似2001年9.11事件可能發生的最明確推測。他能猜到這個地步，已經近乎神功。

西方人日益擔心，“他們現在不是在遭到軍隊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講著其他語言、信奉其他神和屬於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們還擔心，移民會搶走他們的工作，占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制度，並且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

奇怪的是，歐洲人的敵意是有選擇的。在法國，很少有人擔心來自東方的入侵——波蘭人畢竟是歐洲人和天主教徒。絕大部分人既不懼怕也不輕視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敵意大部分是針對穆斯林的。“移民”事實上是伊斯蘭的同義詞，而伊斯蘭教目前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這一現象反映了深深植根於法國歷史的文化歧視和種族歧視。

文明與文明和平相遇，還是有一個誰包容誰，誰融化誰，或者說到底，誰主導的問題。一般而言，總是更先進的文明居於主導地位，包容它者，最終融化它者。哪怕侵入的文明有更強大的武力都不用怕。這就是華夏文明有容乃大，同化無數小文明的歷史軌跡。西方文明也有數百年所向無敵的史績。但是面對伊斯蘭文明，他們的優勢失效了。從大多數角度看，西方文明都應當比伊斯蘭文明更強勢。但是一個無法諱言的事實是：在歐洲的穆斯林社區，不論是德國的土耳其人還是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都沒有融入所在國的文化，而且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將來會如此。

他們族內結婚，子女個個信教，絕大多數人都能嚴守教規，包括每日五次朝拜和過齋月。（整整一個月，日出之後和日落之前禁食。）再加上他們盡享歐洲的生育鼓勵政策，（歐洲人不肯生怎麽辦？）可勁生孩子。依現狀外推，從30年後開始，穆斯林就會從比利時開始，陸續在歐洲各國占據人口多數。

自由民主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20世紀的衝突，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持續的、深刻的衝突關係相比較，不過是一種短暫和表面的歷史現象。

那麽燦爛的歐洲文明，如果失去了歐洲血統、基督教徒人口的支撐，會演變成什麽模樣，筆者不敢太多想象，歐洲人現在是蒙著眼楮不去想象。說句實話，本人也不是歐洲人，也活不到那一天。但怎麽就沒有人未雨綢繆？不過就是筆者設身處地，為他們未雨綢繆，也想不出任何釜底抽薪的辦法。這已經完全不是移民政策的問題。因為就是從此以後移民為零，就憑現有的人口和生育率，就可以在數十年內鐵定完成那個奪占這片豐美土地的千年未竟的事業。歐洲人礙於他們的人權和民主，對此真是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無處說。

而亨廷頓已經是一位最敢說的西方人士。在2005年他還寫了另一本書名叫《我們是誰？》來專門探討這個棘手的問題。他要說的話，和說不出口的話，大家都可以想象。

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說法，美國在中東參與了17次軍事行動，其目標全部是穆斯林。美國沒有對任何屬於其他文明的人民採取過類似形式的軍事行動。

西方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伊斯蘭，它的人民堅信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並擔心自己的力量處於劣勢。伊斯蘭面臨的問題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確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確信，儘管他們的優勢正在下降，但這一優勢仍然使他們有義務把他們的文化擴展到全世界。這些是造成伊斯蘭和西方衝突的根本因素。

筆者擔心的伊斯蘭問題還有第二個，亨廷頓完全沒有提到，就是這個文明完全沒有東亞文明那種經濟上的生產能力。人口越來越多，經濟始終上不去，石油采完以後，最後得到哪裡去找出路？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伊斯蘭文明為什麽沒有東亞文明那種在經濟上的活力？按說伊斯蘭世界離歐洲文明比東亞文明近太多，它們之間的互相交往互相學習的歷史也比東西方之間源遠流長太多。伊斯蘭文明，尤其是其中作為核心的阿拉伯民族的的製造業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筆者以為是這個文明的前途中最大的困境。這是它必須向外移民而不能自行繁榮的根本原因。亨氏在本書中沒有深挖這個原因，本文也點到為止，以後另找機會發揮。

第六節  關於多元文化主義

在這本書裡，他激烈地批評在美國國內流行，把持了大部分政治正確（political connectness—簡稱PC）的多元文化主義。似乎在美國，如果一個人說，美國的主流文化來自歐洲，他可能就犯了PC錯誤。在歐洲，問題更嚴重。因為在國家的統計中，在任何學術書籍中，都不能提及種族一詞（ethnic,ethnique）。你試試用英文輸入這個詞，還能看到無數的資料。用法文輸入這個詞，只能看到關於馬或狗的種族問題的討論。關於人，一個答覆也不會有。但是，鴕鳥把頭扎到沙堆里，獵人就不會追過來了嗎？好在還有一些年頭可等。讓兒孫們再去發愁吧。

一些美國人在國內推行多元文化主義，一些美國人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另一些美國人則兩者都推行。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威脅，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則對西方和世界構成了威脅。它們都否認西方文化的獨特性。全球單一文化論者想把世界變成像美國一樣。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論者則想把美國變成像世界一樣。一個多元文化的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非西方的美國便不成其為美國。多元文化的世界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建立全球帝國是不可能的。維護美國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認同，維護世界安全則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文化的共存需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個文明的普遍特徵。在多文明的世界裡，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這些話都說得振聾發聵。可是就和他當初關於文明衝突的警告一樣，無人聽得進去。西方仍在繼續地以比亨氏20年前預計更快的速度多元化。失去主導民族或主導民族換了別個之後會怎樣，大家去翻歷史書。所以筆者說，當下西方遇到的經濟危機，債務危機還是小焉者。30年後的種族危機才是滔天大難。我們現在正賣勁討論的民主、人權，與之相比，都會不值一提。

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歸於失敗，美國便會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並存在內部衝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潛在可能。

多元文化主義的名義攻擊美國對西方文明的認同，否認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美國文化，提倡種族的、民族的和亞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分類。他們譴責，用其報告中的一段話來說，在教育中“有系統地傾向於歐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歐一美單一文化觀點的統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義者常常是堅持種族中心的分裂主義者，在西方的遺產中，他們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幾乎看不到任何東西。”他們的“態度是拋棄不道德的歐洲遺產，而從非西方文化中尋求補充”。

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有時企圖擯棄本國的文化遺產，使自己國家的認同從一種文明轉向另一種文明。然而迄今為止，他們非但沒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國家成為精神分裂的無所適從的國家。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者同樣拒絕接受本國的文化遺產。然而，他們並非要美國認同另一種文明，而是要建立一個擁有眾多文明的國家，即一個不屬於任何文明的、缺少一個文化核心的國家。歷史表明，如此構成的國家不可能作為一個具有內聚力的社會而長期存在。一個多文明的美國將不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聯合國。

在一個世界各國人民都以文化來界定自己的時代，一個沒有文化核心而僅僅以政洽信條來界定自己的社會哪裡會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則對於一個持久的共同體來說只是一個易變的基礎。在一個講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裡，美國可能不過是一個正在消失的講求意識形態的西方世界中殘留下來的最後一個不合時宜者。

擯棄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實際上這也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如果美國非西方化了，那麽西方就縮小到只剩下歐洲和幾個歐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國家。沒有美國，西方便會成為世界人口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歐亞大陸一端的一個小而無關緊要的半島之上。

關於多元文化主義，對還是不對，好還是不好，的確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會有不同的結論。作為主體民族，如果他占絕對的優勢地位（比如中國的漢族），的確不妨寬大為懷，對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適當放任。但中國的實踐都已經證明，主流文化的地位必須維護。一個國家的主流文化必須能夠逐步地融合支流文化，至少要能夠永久地確保主流地位，否則就會出大亂子。

如果一視同仁，筆者必須原則贊同亨廷頓的意見，支持西方人維護他們的文化的主流地位的努力。

作為旅居法國的華裔，本人也清楚地領會到他們對移民帶來的外族文明不壓制也不扶植，基本上任其自然的態度。

但歐洲的伊斯蘭文化在西方多元文化的寬縱下，和其人口一起日益發展，眼看要威脅到他們的基督教文明的主流地位。他們也開始糾結。

比如現在的伊斯蘭世界的IS陣營中，已經有數千名皈依伊斯蘭教的歐洲血統的人在那裡參加聖戰，與歐洲文明殊死作對。歐洲人已經開始對此種新局面不寒而慄。

筆者已經預估，二三十年內，當穆斯林人口真的占到歐洲某國總人口的30%以上時，會出現緊張事態。最後結局如何，現在不想逆料。

第七節  西方的價值獨一無二

用規範方式說，西方的普世主義信念斷定全世界人民都應當信奉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因為它們包含了人類最高級、最進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現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它是錯誤的，是本書的中心論題，邁克爾·霍華德爵士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西方的一種假設是，文化多樣性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現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個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語為基礎的世界文化的侵蝕，這種文化造就了我們的基本價值觀……這一假設是根本不真實的。”如果一個讀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邁克爾爵士這番話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個遠離本書所描繪的世界裡。

冷戰後，美國就正確的對外政策展開了大規模的辨論。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美國既不能統治也無法逃避世界。不論是國際主義還是孤立主義，不論是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都不能很好地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只有避免這些極端的做法，採取與其歐洲夥伴緊密合作的大西洋主義政策，保護和促進它們共同擁有的、獨一無二的文明的利益和價值觀，才能夠最有力地促進美國的利益。

亨氏有西方一些大學者常有的一種冷靜和睿智，不狂妄自大，能夠居安思危。他能在西方當下的許多盛世榮景中，看到大量盛極而衰的警訊。他告訴我們：

凡是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社會，通常是其歷史即將衰微的社會。

“黃金時代”。用奎格利的話說，就是一個“由於這個文明本身的區域內不存在任何競爭對手，以及遠離其他外部社會的競爭，甚至不存在這樣的競爭”而產生的和平時期。它也是一個“結束了內部戰爭破壞，減少了內部貿易壁壘，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貨幣制度，以及由於廣泛實行了與建立世界帝國相關的政府開支制度”而產生的一個繁榮時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這樣一個懷著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極樂黃金時代，不是由於一個外部社會取得的急劇勝利，就是由於內部緩慢但同樣痛苦的解體而終結。文明內部發生的事件，對於其抵禦外部摧毀力量的能力與對於阻止內部的衰敗來說，同樣至關重要。奎格利於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夠發展，是因為它具有一個“擴張的工具”，即一個軍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組織，它將盈餘積累起來，並將其投入建設性的創新。當文明停止“將盈餘用於創新，用現代的說法就是投資率下降”之時，文明便衰敗了。這種情況的發生，是由於控制了盈餘的社會集團為滿足“非生產性的、個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將盈餘用於消費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產方法”。當人們依靠資本生活之時，文明便從普遍國家走向衰敗階段。它是這樣一個階段：經濟急劇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種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發生內戰，文盲增多，社會日益虛弱。人們徒勞地進行努力通過立法來制止浪費。但衰退在繼續。社會在宗教、知識、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大範圍內失去了人民群眾的忠誠。新的宗教運動開始遍及社會。人民越來越不情願為這個社會而戰，甚至不願意通過納稅來支持它。伴隨衰敗而來的是入侵階段，“當一個文明不再能夠捍衛自己，因為它不再願意捍衛自己之時，它便向野蠻的入侵者敞開了大門”，他們常常來自“另一個年青的、更強有力的文明”。

他陳述得很清楚，當一個文明不能維持收支平衡，無力為未來投資，而只能積累債務，坐吃老本的時候，這個文明就開始走向衰敗了。

然而，文明史中壓倒一切的教訓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夠，並且已經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問題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戰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轉內部的衰敗進程。西方是進行自我更新，還是任憑內部持續的腐敗加速其終結和（或者）屈服於其他在經濟和人口方面更充滿活力的文明？

這件事情我們當然可以觀察。筆者的總判斷是，有幾個回緩是完全可能的，但老去的大趨勢是無可挽回的。只能想辦法儘可能地退卻得更有秩序了。這其實和亨氏的戰略判斷是一樣的。

作為一個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干其他社會所需的經濟動力或者人口動力，而且，以此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於西方的自決和民主價值觀。隨著亞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開始越來越堅信其文化的普遍適用性，西方人將日益認識到普世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繫。

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對於西方來說，明智之舉不是試圖制止權力的轉移，而是學會在淺水中航行，忍受痛苦、減少冒險和捍衛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經歷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類似過程。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不在於發展方式的不同，而在於它的價值觀和體制的獨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最為顯著的基督教、多元主義、個人主義和法制，它們使得西方能夠創造現代性，在全球範圍內擴張，並成為其他社會羨慕的目標。這些特性作為一個整體是西方所獨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所言，歐洲是“個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權和文化自由思想的發源地，是唯一的源泉”，“這些思想是歐洲的思想，而不是亞洲、非洲或者中東的思想，除非被它們所接受。”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為獨一無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第八節  西方文明的退守

那麽怎樣才能最好地準備戰略撤退呢？亨氏是方案如下：

富有意義的政治一體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抵銷西方在世界人口、經濟生產和軍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對下降，並使其他文明的領導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復。

面對西方力量的衰落，保護西方文明對於美國和歐洲國家是有利的，為達到這個目的，它們需要：

一、加強政治、經濟和軍事一體化，協調政策，以防止屬於其他文明的國家利用它們之間的分歧；

二、把中歐的西方國家、波羅的海各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納入歐洲聯盟和北約；

三、鼓勵拉丁美洲的“西方化”，並儘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國家與西方緊密結盟；

四、抑制伊斯蘭和華人國家常規和非常規軍事力量的發展；

五、延緩日本脫離西方而順應中國；

六、承認俄羅斯是東正教的核心國家和一個區域大國，承認確保南部邊界的安全是俄羅斯的合法利益；

七、保持西方技術和軍事力量相對於其他文明的優勢；

八、最為重要的是，認識到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干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衝突的唯一最危險的因素。

筆者其實早已發現，西方的學者，甚至是著名的學者，其實對國家政策的制定影響力也有限。比如亨廷頓在本書中提出的許多諄諄告誡，幾乎都沒有被西方/美國的當權者聽進去。比如亨氏提醒的（尤其）不要（用武力）去推廣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比如不要把俄國逼得太緊。比如不要干涉其它文明的內政（比如敘利亞內戰、比如現在中國在南海與越南和菲律賓的糾紛），西方國家的政府有聽嗎？

關於第五條，筆者有點特別的感慨。似乎西方已經承認，日本早晚會落入中國的囊中。但中國的當局有這個意識嗎？如果前景真的必是如此，那現在是不是不妨對它再寬厚一些呢？

不過，這八條至少第一條到第四條，再加第七條，已經是西方政府的共識，只是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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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起來，筆者要對亨氏這本書說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值此該書發表20周年之際，筆者建議大家進行一番認真的討論。本人當然也準備繼續發言，闡述自己的相關的與亨氏見解顯然屬於同一個學派，但當然還是有進一步發揮的見解。以下這一段話，是筆者達致的其實與亨氏見解極為接近的一個核心判斷。更多的進一步的判斷，以後會繼續發表。

任何一個文明，必須由建立、信奉它的人民來承載。文明真的是永遠跟它的人民在一起。人民就是文明。人民繁衍了，其文明也會繁衍。人民搬家，文明會跟著一起搬家。人民換了，文明就會換。人民換一半，文明的精氣神也會換一半。人民沒了，其文明也就沒了。一個有長久傳承的人民，要徹底改換精氣神，全盤融入或接納另一個文明，那是極度的困難。地理、地域，乃至周邊人文環境，都次要得多。在一個給定的地域，如果原文明的承載者因為任何原因被外來的另一個文明的承載者大批取代，幻想原文明的精氣神可以（依靠比如一部憲法、或一套價值觀）永久存續，那很可能、很擔心是圖樣圖森破，上台拿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