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國國家建設和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國家對海歸人士也開始越來越重視。2007年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通過了任命萬鋼和陳竺分別擔任科技部和衛生部部長，就是很好的跡象。目前，回國的海歸已有幾十萬人之多，其中有許多中國急需的國際化人才，這對於中國正在迅速提升的國際地位，加強中國對外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方面的交往，提高國家政府官員的效率和執政能力，都有着十分積極的意義。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海歸也應逐步擺脫以往對政治的冷淡心態，與國內各路精英一起，積極參與政府部門的推薦與招聘，身邊的社會公共事務，並還可以以參政議政的形式，為國家、社區和大眾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 海歸從政歷史回顧

   綜觀中國近代歷史，海歸人士都在中國歷屆政府各個部門和機構中發揮了積極的和突出的作用。由於歷史的機緣，民國時期海歸群體在政界可謂叱咤風雲；新中國成立後，海歸從政走過一段曲折的路程。與此同時，伴隨着中共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海歸群體在參政議政的渠道、內容與形式上，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民國時期海歸從政概況

    在孫中山先生組建的臨時內閣中，歸國留學生在9個部的18名部長、副部長中占了15個席位。從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後更換了32屆內閣，歷任國務總理和內閣閣員中分別有41.93%、51.37%的人為海歸出身；其中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長几乎全為歐美歸國留學人員。

    中華民國成立後，留學歐美、日本的留學生先後歸國服務於外交界。據1935年版的《中國外交年鑑》[1]記載，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職員中，留學生出身的有73人，約占85%。據1948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名人傳》[2]中，共收錄198名國民黨黨政軍要人，有留學經歷的占了88位，占44.4%，包括蔣介石本人、宋氏姐妹，以及在民國時期的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也多為歸國留學生擔任，像孔祥熙、宋子文等。

   留學生對20世紀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有着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從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留學生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誕生，也同海歸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1日召開成立大會，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歸國留學生，占2/3大多數。[3]

新中國海歸從政概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10位開國元帥中有6位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員共63人，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的42 人，也占2/3大多數。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即時稱毛劉周朱陳林鄧的7大常委中，除毛澤東外，其餘6人全部有在國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中，鄧小平曾經先後多年留學法國、蘇聯，他後來在中國對外開放和改革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和他在法國勤工儉學五年的國際化經歷有很大的關係。中共的第三代領導人中，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都曾留學前蘇聯，包括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省市負責人中留蘇(東歐)學生如錢其琛、鄒家驊等也有相當數量。

   上世紀50年代的留學運動和歷次留學運動都有所不同，當時新中國派遣留學生計劃與國家工業建設計劃密切結合。總共1.8萬留學生包括教育部門為培養尖端科技人才派出的近萬名外，軍委系統派出的軍事留學生和共青團中央派出的人員，以及“一五”期間工業部門為執行各項蘇、歐援建計劃派出的7800人，後者專門在蘇聯、東歐的工廠、礦山對口實習工藝技術和管理。這批留學生學成歸國後，成為新中國全面建立工業體系和科研體系的骨幹力量。

   改革開放後的新一代留學生群體去向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北美成為留學人才的主要聚居地。同時，這代留學生中，國家公派只占少部分，絕大多數人為自費留學，學科範圍遠比前四代留學生群體要寬廣，涵蓋了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等各領域。

   站在歷史的洪流中回望，這批海歸歸國後的從政情況和民國時期的海歸者卻頗有些類似：他們大量進入政府系統中的實務部門，如外交、經貿、立法及實業部門等。

   以鄧小平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群體啟動的改革開放，重啟綿延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新一代海歸和第一代留美幼童一樣，被歷史推到這一變革的風口浪尖上。
　　和100年前相比，他們仍然面臨相似的任務。但這批海歸群體中很多人無疑要幸運得多——在這場改革中，不論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還是社會層面的各項制度建設，他們獲得擁有發揮平生所學的舞台。今天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制度在中國逐漸完善，這批海歸也功不可沒。

二  國際上海歸從政現象

    眾所周知，近代以來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派遣留學生的根本目的，是希冀他們學成歸來，把所學知識和本領奉獻給自己的國家。但資料顯示，中國海外留學生歸國後從參與的領域來看，經濟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歸”人士有的高達85%以上，從政的“海歸”在官員中的比例顯然無法同日而語。

   不論是同日韓等東亞近鄰國家或中國歷史比較，當前中國“海歸” 官員還是少數。據統計，在世界擔任國家元首的，有留學經歷者達到95人，超過50%，即是一個很好的證明。[4]比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即使在亞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中，許多領導人由海歸擔任的現象也比較明顯。大家知道的有日本前首相小泉曾留學英國，剛卸任的首相安倍晉三在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新加坡的前總理李光耀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現任總理李顯龍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留學英國利物浦大學，現任特首曾蔭權留學哈佛，香港政務司長唐英年、前政務司長梁錦松也都是留學出身；澳門特首何厚鏵，留學加拿大約克大學；台灣的前行政院長連戰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台灣省前省長宋楚瑜也在美留學，前台北市長馬英九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等。

   據《亞洲周刊》報道，在台灣地區的重要政治人物中，至少有8成以上都有留學海外的經歷。[5]如今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界許多挑大梁的精英，擁有海外高等學歷者占很大比例。中國台灣省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也得力於一大批留美歸來的專業技術骨幹和經營管理人才。

   海歸人士在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崛起和科技挺進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20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者小柴昌俊教授在內，日本多名諾貝爾獎折桂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海歸派，日本著名的戰略管理大師大潛研一，也是知名的海歸人物，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科博士。

   對於一個崛起的國家而言，政府的管理能力決定了整個社會的國際化轉型和與世界接軌的速度與質量。因此，政府部門也是最需要海歸人才的地方。

三 海歸從政現狀及分析

   跨入新世紀後，則是新海歸官員漸擔重任的時候。

   自十六大以來，中國政壇新老交替逐步順利進行。人們在熱切關注兩代領導集體權力交接的同時，不應該忽略政壇的另一種代際更替：上世紀50年代留學蘇聯及東歐的海歸群體退隱，改革開放後負笈歐美的新一代海歸群體悄然登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有一些這一階段出國留學和進修的海歸回國擔任了重要的職務。留學歐美的新一代海歸群體和老一代留學生群體相比，留學背景有許多不同。據有關不完全統計，在國家、部委和省市領導人中間，有不少人具有海歸背景。[6]

新時期海歸從政概況 

    改革開放以來海歸群體中的少數人已經進入國家領導人序列——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歐美同學會會長，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20世紀80年代曾在美國埃默里大學進修。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1979年到聯邦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機械系液壓氣動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員，獲工程科學博士學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1981年至198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並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蔣正華，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科學研究院學習。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丁石孫，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全國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前市長徐匡迪，1982年到1985年間在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留學並在瑞典斯堪的納維亞·蘭塞爾公司工作進修。國務委員陳至立，曾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留學；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曾在美國短期留學等。

    從省部級官員來說有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 曾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專業學習，教育部長周濟，留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科技部長萬鋼，留學德國，前科技部長徐冠華，留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衛生部長陳竺，留學法國，前商務部部長呂福源，留學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留學朝鮮金日成大學；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有在美國修學的經歷；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留學英國倫敦城市大學等。

    在副部級的官員中，也有一批留學回國的海歸。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留學美國西北大學；前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留學法國；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曾在加拿大進修；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留學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商務部前副部長，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留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外經貿部原副部長張祥，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務部部長助理陳健，留學莫桑比克馬普托大學；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留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外交部副部長周文重，留學倫敦經濟學院；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和特命全權大使王光亞也留學倫敦經濟學院；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留學瑞士聯邦蘇黎世理工學院；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留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留學美國布法羅大學；水利部副部長矯勇，留學英國博士；國土資源部副部長鹿心社，留學聯邦德國；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留學英國巴斯大學等。當然，由於資料不全，這裡引用的只是一部分。

   海歸參與政府高層職務

    雖然不少海歸進入中國黨政組織擔任重要職務，但是目前中國高層領導中的海歸人數總體上看還是很少，和國際上特別是和亞洲許多國家相比還是少數。據美國漢密爾頓大學(Hamilton College)的中國問題專家李成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見圖表9-1、9-2），在中國10屆人大這屆政府行政部門中，副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有581名，其中有海歸背景的只有48名，比例只有8.2%。在中共十六大356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海歸背景的只有6.2%，這和韓國、日本、東南亞以及港澳台地區政府內閣成員中海歸占相當大的比例差距還很大，這顯然還不是十分適應中國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與合作以及充分應對各種錯綜複雜的國際局面的需要。

圖表9-1  2005年中國高層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人員比例

圖表9-2  2005年中國高層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人員比例

備註：1. 部級領導包括部長、副部長以及助理部長。

      2. 省級領導包括省委書記、代理省委書記、省長、副省長以及助理省長。

      3．中共第16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候補委員的履歷都是可以查到的。部級以及省級領導的總數僅是能查到履歷的人數，不包括無法查到履歷的少數一些領導。

資料來源：Cheng Li,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16,p.4.

   當然，李成所統計的政府官員數據可能有不準確的地方，有些統計隨着這兩年的變化，可能有些過時，不過總的來說，作為海歸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從政的一個橫斷面來看，也不失作為一個參考。

   李成統計出的中國省部級領導有留學背景的在2005年一共為61人。從他們留學國家所占比例來看，前六位的國家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加拿大。美國仍然占到很大比例，占43.9%，英國占19.7%，法國、德國和日本分別占6.1，加拿大占4.5%。

   在這61位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學習領域方面，理工科仍然占到一半的比例，但也有相當的經管、法律和人文類學科分布，其主要學科分布為：工程科學為50.8%、經濟管理為24.6%、社會科學和法律為16.4%和人文科學為8.6%。

  從任職單位地理分布來看：沿海有50人，占82.0%；中部4人，占6.6%；西部7人，占11.5%。其中僅北京就有36人，占59%。

  從所從事的職責所在的領域來看：科技方面14人，占23%；教育方面8人，占16.4%；工業發展方面8人，占13.1%；財政和對外貿易方面各占9.8%，而法律事務和農業發展方面，只有3.3%和1.6%。[7]

   根據上述研究，李成指出：“中國的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直接關繫到中國是否會形成一個更負責任，更有代表性，多元化的機構。現在海歸派從政人數的比率很低，不利於中國多元社會的形成。”[8]

   因此，對於迫切希望走和諧中國與和諧世界發展路線的中國來說，進一步拓展專家治國的內涵及外延，吸納更多的海歸從政，無疑為國家的創新發展甚至深層次的改革開放，在高層決策層面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國際化人才支持,如在2007年升為科技部長的萬鋼，曾在德國留學定居16年，做過跨國公司經理，新上任的衛生部長陳竺留學法國，是一位無黨派人士。

    “海歸從政一百年前就有，從洋務運動開始這一現象已經出現。”一位學者說，“此後逐漸出現文官政府遴選高級官員的不成文‘傳統’，現在驚呼“海歸”，只說明歷史傳承突然中斷，一旦接續，人們一時不適。不是海歸回來，而是‘歷史’回來了。” [9]

   海外研究中國大陸政治的學者認為，在西方國家留學過的“海歸派”，開始在大陸政治經濟舞台崛起，正逐漸影響大陸未來的政經形勢，成為大陸政治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推手。而且隨着更多留學人員在政府機關晉升司局級幹部和部級幹部，以及在中、外資企業任要職的海歸派越來越多，在與本土文化與官場文化逐漸融合後，這股強大的衝擊力不可忽視，將會帶來中國政壇的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