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个社会是按照特定的“游戏规则”来运行的，而且这种规则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整套的，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中总有一种最一般、最有普适性的规则。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考”这种制度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游戏规则。

    金秋九月，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工作落下帷幕，新生陆续入学。今年是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这里，笔者不是想做一篇教育学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试图以一个“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解读一下30年前恢复高考这个牵动并改变千百万中国人命运的重大规则的变化，回顾一下“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艰难历程，分析其重大意义，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图一:《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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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都拖住了”

    新中国成立，高校招生制度“旧貌变新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快速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高等教育也“旧貌换新颜”，几经改革逐步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50年，从过去高校单独招生的方式变为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 1951年，全国大行政区范围实行统一招生，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直到1965年的十余年间，高校招生一直严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有效保证了教育质量。但好景不长，随着1966年初夏“文革”风暴的突起，高考制度被作为“四旧”的东西，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

    “四人帮”废除高考，“大学变小学”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提出: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这样一来，1966年到1969年，我国大陆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

    1971年，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提出“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两个估计”和“十六字方针”由此成为高等教育和高校招生工作的“金科玉律”。1972年，部分高校陆续开始实行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制度，由此，“工农兵学员”正式登上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

    “工农兵”被推荐上大学，当时主要目的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而不是文化学习。当时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最低文化标准只是初小文化水平，由于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样，大学课堂上甚至闹出1/2＋1/2= 2/4的笑话。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大学变小学”成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再加上，学员入校之后整天忙于阶级斗争，根本没有时间、精力甚至兴趣进行文化学习，这样，导致高等教育水平下降到了最低点。

    这种以“推荐”取代“考试”的招生制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大学教学的“效率”，而且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公平秩序。“工农兵大众”成亿上万，而上大学的机会少而又少。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所谓“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事实上就成为“走后门、拉关系”的同义语，谁能上大学完全看出身、凭门路、依权势，所以，这种招生制度搞得社会风气是乌烟瘴气，群众怨声载道。但由于这一制度在政治上属于 “文革新生事物”，不容反对、不能批评，更不能轻易改变，所以，人们只能有气往肚里咽。

  “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都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反“左”，为了改变单纯依靠推荐录取工农兵上大学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他曾提出过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设想。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时提出:“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

    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设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未能实行。1973年，一位名叫张铁生的辽宁省兴城县的生产队长，在当年大学考试中不会答卷，情急之下，就在理化考卷的背面给阅卷老师写了一封信，乞求老师对他加以照顾。这本来是严重违反考试纪律的做法，却被江青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7月19日，《辽宁日报》就此事件发表评论，对“白卷英雄”大加赞扬，说什么张 “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这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四人帮”借机掀起了对高考制度更加猛烈的批判。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国，听说上海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于是又给周恩来写信，提出: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后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他办少年班的意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意见都没有能够付诸实施。直到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才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招生名额中留出1％～5％给应届生。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多次在谈话中就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看法。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都拖住了”，“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都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邓小平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2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

    “文革”结束后，灾难深重的教育领域面临严峻挑战。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那时，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大制约因素。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痛心疾首地感慨:“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

    1977年，为恢复高考，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5月12 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谈话，24日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力群(当时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谈话。7月23日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7月29日、8月1日两次同方毅、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部长)谈话，等等。在上述谈话中，小平同志就尽快改变“文革”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其中要旨之一就是高校招生一定要恢复文化考试，要考。如7月23日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 ‘走后门’。”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考试制度……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

    小平同志认为，国家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因此，他郑重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小平同志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小平同志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与会代表受小平同志感染，畅所欲言，座谈会很快就变成了对“推荐上大学”制度的批判会，当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时，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当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提出当年就应恢复高考的建议时，立刻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看到专家们的一致要求，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小平同志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然而，事情并非都一帆风顺，更何况是在当时那个“文革”刚结束不久、人们思想仍受束缚的情况下。

    44天马拉松式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根据邓小平指示，教育部从8月12日起召开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不曾想，这次具有历史性的会议竟开成了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会期长达44天！

当时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因此，与会者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还是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究竟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还是大学教育人才的正常的选拔规则？考生录取是继续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还是主要依照考试分数择优录取？……对于这些问题，由于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拖再拖，议而不决。有一首打油诗描述当时的胶着状态:“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 (育)门紧闭吹不开。”

    “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就改行！”

    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又说话表态了。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署名穆扬的关于当年 “两个估计”出台的历史背景的材料以内参的形式报送中央引起邓小平的重视。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谈话，提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七·二一”指示，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小平同志严肃地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要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小平同志“9·19”谈话掷地有声。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教育部制定出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3日，邓小平同志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这个《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关于转发教育部这个《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原则通过这个《意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0月12日，这个《意见》经过修改并报中央批准后由国务院向全国批转。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终于尘埃落定。即便这样，《红旗》杂志那篇根据小平同志意见起草的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也没能发表，其中可见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之曲折。

    3

    恢复高考，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出，全国上下群情激昂，人们奔走相告，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代中国人，千百万“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热血青年，他们的人生坐标和命运由此改变。

    1977年末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集中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成千上万处于人生迷途中的知识青年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四面八方一起涌进久别了的考场，那年高考成为中国考试史上竞争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命运之战”。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回忆他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1977年我考试的时候，最紧张的是第一场考作文的时候，紧张的我前几分钟手都颤，一个字写不出来。后来复试的时候，我说这哪儿行，他们告诉我安定可以安神，我就吃半片安定，上场就打瞌睡，死活要睡，从来没吃过这个药，后来没办法就使劲拿脑袋往桌子上磕，磕醒了，答题。”这年高考，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那是一个国家重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开始。

上海学者陈子善谈及恢复高考，颇有感慨地说:费君清他们是幸运的，他们还能有幸赶上1977年高考，通过1977 年高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被现在很多人所诟病的“分数”，在当年却正是被很多人推崇的标杆。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虽然当年高考还需要政审，但很多“黑五类”仍然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当然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邓小平，这位引领中国人民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总设计师”，在关键时期以其英明果断决策直接推动着中国教育事业快速恢复和发展的历史功臣，永远令人崇敬和怀念。尤其是对于那些被“文革”动乱耽误的一代，那些曾经在上山下乡的路途中感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们来说，对于30年前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做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定，由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和轨迹，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更是感同身受、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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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高考:启动思想解放的“杠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考的恢复，就没有中国近数十年蓬勃发展的教育事业，尤其是蒸蒸日上、突飞猛进的高等教育事业。但是，恢复高考的历史意义决不仅仅局限在高考之内，而更重要的是在高考之外它所体现出来的平等、人权(如受教育权)、尊重人才的现代理念。所以，仅将眼界局限在高考之内，就高考说高考，显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一个启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杠杆”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以恢复高考这个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 “实践杠杆”操作启动的。1977年邓小平同志决策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开端，也是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它不仅对于当时推动恢复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高考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后来政治修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新局面。

    首先，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一个突破口。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高考恢复与否是一个“大是大非”

    问题，关系到根本性的思想路线和政治大方向问题，是对“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肯定还是要批判的问题。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高考的恢复；而恢复高考，又是为思想上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契机。

    其次，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来看，30年前恢复高考之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国家一时竟“穷”到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制考卷，不得不临时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应急。这在恢复高考30年后的今天看来，恍若隔世！这种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显然与恢复高考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化制度变迁之间互为因果的正向良性循环，具有内在而显著的关联。

    再次，从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人力资本投资与形成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高考的恢复，高等教育才走上正轨，基础义务教育才逐渐引起重视，并为千百万青年积极进取、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进行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脱颖而出，提供了必不可少且具有关键决定作用的竞争动力、制度规则、公平秩序、政策环境和价值理念。正是由于恢复高考，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急需的大批专业人才和知识精英才快速地涌现。

    一次对国民公平竞争理念的重要启蒙

    从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层面来考察，恢复高考可以说是对国民市场公平竞争的价值理念、国人平等意识的一个启蒙，是近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高考其实只是“考”的一种。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游戏规则，是迄今为止相对来说最好的一种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是一种在进入者很多而屋内空间有限情况下“把门”的公平的游戏规则。从“超女PK”到“选美比赛”，从公务员考试到其他各种职业资格考试……考试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的“考试”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才选拔的普遍规则和基本方式，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运作和发展机制在人力资源开发和配置层面的具体体现和客观要求。

 所以，在小富即安、固步自封的小农社会，在大家都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年代，高考这样的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安排，对于培养青少年上进心、竞争意识，启蒙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价值理念，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正向激励意义。

    有学者谈及恢复高考时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在于高考本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拾回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叫“稳定”。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这是中国社会形成“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样东西叫“价值观”。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是勤劳致富。然而“文革”中却反过来了，穷人要致富，就要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靠知识和勤劳。恢复高考相当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第三样东西叫“科学与民主”，即五四运动所宣扬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恢复高考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这对高等教育后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恢复高考，对稳定被“文革”折腾得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它背后体现的是追求平等、追求公平的价值理念，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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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高考制度改革正逢时

    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制度，更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30年来，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近年来，我国高考制度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使之更加趋向科学、合理，更有利于为国家选拔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总体来看，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由邓小平首倡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的。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制度创新。今天的教育领域同样要竖起思想解放的大旗，着力在制度层面锐意改革。我认为，今后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和发展基本思路应该是:加大市场化分权改革力度，社会人才配置机制和职业发展通道要实现多元网络化；逐步改变政府办学模式，在办学主体多元鼎立格局下，实现大学招生考试独立自主化；有计划、有步骤、有力度地改革统一高考制度。

相关链接:

    77、78级名人举例

    1977、1978年高考是一场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集十余年人才于一“考”的考试，由此造就了“77、78级”大学生这一独特群体。30年来，很多当年的“77、78级”现今已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名人。现举隅如下。

    薄熙来:商务部部长，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李克强:辽宁省委书记，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易中天:学者，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郭树清:经济学家，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

    葛兆光:历史学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魏　杰:经济学家，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

    陈凯歌:著名导演，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作者小传

    李宝元:1962年生，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代表著作有:《人本制胜》、《人本发展经济学》、《战略性激励》、《人本方略》、《战略性投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