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三十年往事(7）--------------王辉耀

(78级兴趣备注  ： 王辉耀，现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协顾问，兼任多家国内外知名经管学院的客座教授，还担任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的董事长。）

　　今年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回想30年前恢复高考那段时光，真是感慨万千，思绪良多。30年前的恢复高考，虽然只是文革10年后的一条新政策，可那却是后来改变了多少千万人命运的人生转折点啊！在中国，高考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千真万确的。

　　1977年的时候，我应该上高三，却被下放到四川的农村插队，处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的条件相当苦，每天劳动一整天却只能挣两毛钱，四川农村的农活一年四季都十分繁忙，插秧、收水稻、种玉米、割麦子、挑大粪、交公粮、修果树、种西瓜等，几乎没有没干过的农活。我住的是一间像猪圈的小破屋，喝的是生井水，冬天冻了就喝辣椒水取暖，夏天蚊虫在身上叮咬了几百个红疱。每天忙完农活只有用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点灯来看书。除了看一些文学书籍，也回城里找朋友借一些其他的书来读。那时候，看书如饥似渴，但凡有纸张粘有文字的东西，就一定要找来翻来覆去的读好几遍。

　　除了不断地看书，我还自费订了几份报纸，其中有《参考消息》。不过，拿报纸得走五里路去公社取，于是我就每隔几天取一次。当时看报，特别是看《参考消息》，再加上每天听收音机，成了我获得外界信息的唯一来源。每天分析这些新闻消息，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读书无用论”思想还有很大市场，但我敏锐地发现许多政治词汇在开始发生变化，报刊上的字里行间散发着春天解冻的气息。

　　1977年10月12日晚，我干完农活刚回，我小茅屋里公社广播站每家每户都有的大喇叭突然传来消息，国务院发出通知，恢复在十年动乱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通过考试招收高校学生。招生原则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这样就意味着要取消“文革”中通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陋习，因为这种制度弊病太多，有而且学生质量根本无法保障，还助长了走后门、弄虚作假、讲关系等不良风气。这种推荐制度所规定的知识青年必须经过在农村两年劳动才有资格上大学的做法终于寿终正寝了。当时我在农村正好待了一年多，也有资格参加高考。不过原来的高考制度已停止了10年，这10年中积累下来的精英都有资格参加高考，包括 “老三届”。那个时候，全国仅“知青”就有1000万人，另有60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大批的回城青年和城镇工矿企业青年。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在等待着参加考试；而这一年全国高校只能招收20几万人，结果全国有十年漏网没有机会高考的570万考生参加考试，可见竞争相当激烈。

　　从公布招生简章到正式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具体考试日期定在1977年的12月10日左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人即要复习迎考，又要想清楚究竟考什么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先是准备考理工科，但复习一段时间后发现我的效果总不如我的弟弟好(他那一年也参加高考)，于是离考试还有20多天时，我决定改考外语，属文科类。我急忙把以前学的外语广播教材翻出来，又穷搜中学的有关文科教材以进行最后的冲刺。好在我文科方面底子还比较好，复习起来还是很快的。

　　1977年l2月是一个难忘的月份。我骑车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行了三十多里来到镇上，寄宿在一个朋友家里，开始了三天紧张的考试。那几天每天都复习得很晚，甚至到临进考场前一分钟还在看书。时间一到，把书包往外一放，拿一支笔就进考场了。就这样，一连三天考下来，人都要考焦了。除了数学感觉非常差外，其余的似乎都还可以。

　　考完后没多久，老乡突然来通知，需要赶30里路去镇上等候有无体检通知。结果，赶快爬了个拖拉机，赶到镇上。当时，每一个人都好像是在等着命运的宣判似的。只要上了体检名单，希望就大了。宣布下来，开始说没有，后来又说有，命运好像在开玩笑。不管有没有，我觉得需要马上赶60里路去县上的医院体检。于是我借了辆自行车。匆匆忙忙地又赶到县上医院，临近体检时，我挺紧张，听说一紧张就会血压高，于是就有人建议多喝凉水或醋，说这能降血压，为此我悄悄地打开县医院自来水龙头大口大口灌了一肚子凉水，还喝了半瓶醋。

　　体检完以后，本以为没事了，可以等通知了，但高考还没有完。不久又通知考外语院校的要去成都口试。于是又赶紧排队买了张大巴票赶回成都。口试设在一个中学内，到了现场，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一个个都在叽里呱啦地讲外语，顿时把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下完了。因为我以前虽学了不少外语，但一直没什么机会讲，口语根本就不能提高。好在我进了考场很镇静，老师先叫我读一篇中文，又读一篇英文，再用英文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口语考试的目的主要是要看你的口齿是否伶俐、发音是否准确。后来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我的口语还算是考得好的。

　　不过，考完了口语还不算完，还得看能否正式录取。一段时间后，别人都纷纷得到了通知，我弟弟也拿到了；我觉得我复习的时间太短，今年肯定没戏，只有发奋苦读，来年再考了。突然有一天，我父母的单位上接到“招生办”的一个电话，说外语学院的老师还需要我去面试一次，于是在父亲的陪同下，我又去见了外语学院来的老师。结果，面试完了还去一家医院重新量了血压。当时血压还是有点高，但医生手下留情了。

　　终于，全部的考试、体检、口试和面试都完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等候邮递员。邮递员似乎成了命运的使者，不，人生的主宰。最后，一封印有“广州外国语学院”的信函寄到了我家。拆开一看，我被录取了。当时，我感到邮递员几乎成了最可爱的人。顿时，我抄上我家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上狂奔起来。刹那间，楼房也不那么灰暗了，街道也变得明亮起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生机。新生活的入场卷拿到手了，一下就从全国几千万的10年中没有机会考试的人群中，从全国570万的考生中，一跃冲刺到77年文革后第一批考上的27万大学生中的一员，人生新的地平线呈现出来，新的起跑开始了！

　　和我中学同届的本班50多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全年级800多名毕业生，考上的也仅数名而已。这是“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年代的结果。反过来，一个人只要有眼光，相信明天会更好，并时刻为之准备着、奋发着，功夫最终是不会辜负有心人的。

　　广州外院那一年在四川全省招收了5名英语专业的学生。我报考广外是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在广州，另外我觉得广州是中国最前沿的开放城市，还有著名的广交会。就这样，我成了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77级学生。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又坐上了回农村的汽车。此次回去，与一年半以前乘大卡车前往插队落户在心情上自然是判若云泥，想的都同样多，甚至更多。也使我想起了在农村度过的一年半艰苦岁月已成昨日，大学生活的新的一页正等着我去打开，二者的反差如此强烈，而转变的契机似乎只发生在一瞬之间，人生是多么地不可捉摸呀。抚今思昔，我更有理由确信，命运虽然无法预知，但“智慧可以战胜命运，在人们的思考范围内人是自由的”。

　　命运也不是机遇，而是一种选择。命运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等到的东西，而是一件需要去完成的事情。我从小就选择了刻苦读书这个命运，最终我做成了上大学这件事情。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虽然它的到来有机遇的成分，但偶然中蕴涵着必然，最终我把握住了。我同时想到许许多多在我之前已下乡插队五年或八年的那些知青，他们的青春和学习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无声无息消耗掉了。

　　我也在想人生机遇和养兵千日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人帮”的灭亡、邓小平的复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殊不知还有多少人的青青年华会被葬送掉。但另一方面，如果机遇来了，你没有很好的素质和日积月累、养精蓄锐的才华，再好的机遇你也抓不住，也是白搭。如果你相信机遇并永不泄气，也相信时刻准备着并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长风破浪终有时。

　　人一生关键的地方只有几步棋，一步或几步走错了，就可能全盘皆输。对一个青年来说，上大学是很关键的一步棋。在大学期间，一个人将被塑造成形，将确立自己今后人生发展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对教育的依赖。青年受教育服务于社会，社会发展教育又培养更多的青年，这样的良性循环，才会使人与社会相得益彰、日新月异。在这个意义上，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幸。　终于，我离开了插队一年半的农村。手续非常简单，不到一个钟头就把户口关系转了，就像当年从中学把户口转到农村一样。命运就是这样地离奇，一会把你抛到谷底，一会又把你抛向浪尖。

　　知青生活给我留下了感情复杂的记忆：自己曾经住过的小茅屋；走过无数遍的乡间小路；那些撒在田间地头的无数汗水、泪水，还有和农民结下的朴实的友情，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很多年后，有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我还重回当年下乡的地方看望当年熟悉的乡亲们。我曾住过的小茅屋还在。现在想起来，农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砥砺了我的意志，锤炼了我的性格，学到了在城市和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不向命运屈服，勇于奋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而当时在中国农村的最底层，能在10年后恢复高考两个月内考上第一批77级大学生，也许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只有遍尝艰辛才能真正造就一种不轻易屈服逆境的性格，而性格就是命运。萨克雷说：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

　　我感谢这一段经历。它使我更理解生活、理解人生、理解社会；同时也更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广大的农民。我觉得青年人适当的劳动和锻炼还是可行的，但一定不能不给人以希望，让人觉得前途遥遥无期，看不见尽头。这样不仅扼杀了个人命运，同时也阻止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人才的浪费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大灾难。

　　在农村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深刻地理解了一个简单朴素的真理，那就是在逆境中永不言放弃。身处逆境，一定要像贝多芬所说的那样，扼住命运的咽喉，与之抗争，发奋图强。命运总会青睐那些奋力拼搏的人。随着77级、78级高考的恢复，历时十年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结束了。我们这最后一批知青的生活也随之成为历史，成了一名77级的大学生，这个有特殊历史符号意义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