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他們帶着時代的榮耀邁進了大學的校門；29年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已成為法學教育的中堅力量。在今天看來，78級法律本科畢業生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神話”。為何78級法律本科生能夠取得群體性的成功，成為一種現象？

　　幾位長期關注法學教育的研究者為我們分析了其中的緣由，在紀念高考恢復30周年之際，也許能為我們思考深層次問題提供一些參考。 

 78級現象：一個時代的神話

 這是一些在法律界廣為人知的名字。

夏勇，西南政法學院78級法律本科生，後以人權和法治理論研究蜚聲學界內外，2001年被《中國青年》雜志評為“影響中國21世紀發展的100位中國青年”之一，評選機構對他的評價是：“中國當代最早的人權理論開拓者”、“中國學界成就卓越的法治求索者”。2005年，原來擔任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的他，被任命為國家保密局局長，成為78級法律本科生中又一位從政的典範人物。

   賀衛方，西南政法學院78級法律本科生，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1998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復轉軍人進法院》，引起強烈反響，從此進入大眾視野。2001年與夏勇一同入選“影響中國21世紀發展的100位中國青年”。有人總結說，憲政、司法制度變革、法官職業化，是賀衛方布道的三個關鍵詞。“賀衛方的努力，深刻影響了處於‘法蒙昧’時期的中國公眾和司法實踐者。” 

　　朱蘇力，北京大學法律系78級本科生，畢業後曾兩度考研，後赴美留學。1992年歸國，任教於北京大學法律系。2001年，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直言不諱地指出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法學急速發展之下存在着的問題：過分迷戀法條，過分相信書，有些地方脫離實際，並表示，“我希望改變中國的法學教育”。對於北大法學院，他期望“要有自己的風格”。

　　夏勇、賀衛方、朱蘇力，他們只是78級法律本科生之中在法學研究領域的幾個代表人物，梁治平、龍宗智、程燎原、王敏遠、王衛國、趙旭東、徐國棟、陳澤憲、張建田、於安、齊樹潔等78級法律本科生在學界同樣有着廣泛的影響。 

　　在政界和司法界，78級法律本科生有周強、張穹、黃松有、江必新、胡澤君、李連寧、李少平、朱孝清、柯漢民、景漢朝、石泰峰、高志新、宮曉冰等。

　　在律師界，78級法律本科生有顧培東、王凡、李尚公、夏衛民、謝朝華等。 

　　他們成名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78級法律本科生。其中西南政法學院出身的最多，其次是北大法律系。

 這一長串名字在今天的影響已經遠遠地超出了法律界。 

　　在這些知名人士背後，還有更多的78級法律本科生在默默無聞地奉獻着他們的才華。 

　　人們將其視之為神話，歸結為一種現象——78級現象。
 

 為什麼是78級

 為何78級法律本科生能夠取得群體性的成功，成為一種現象？ 

　　儘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個原因是他們都意識到的：時勢造英雄。78級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現象、一個神話，與當時特殊的時代環境分不開。

　　正如清華大學教授、西南政法學院78級的於安所說：“78級讀大學時，正處於國家的轉折時期，社會需要大量法律人才，他們生逢其時，無比幸運。”

  78級是“文革”後恢復法學教育的首批法律本科生，畢業後自然是新時期法治建設的第一批人才—

 畢業時，留校任教的，是“文革”後最早的法學教育人才；考上研究生的，是“文革”後最早的法學研究人才；到司法機關工作的，是“文革”後最早的具有法學本科學歷的法官和檢察官；到律所工作的，是“文革”後最早的具有理論水平的律師。

　　著名的法律文化學者、西南政法大學78級本科生梁治平也感覺到了78級的種種好處。“78級是頭生子、老大哥，集萬千寵愛於一身。”

　　教法律的教師由於十年未曾施展教育才能，對法學教育積壓了大量的熱情，這些熱情首先得以集中釋放在首批入校的78級學生身上。 

　　“身為78級同學，我們享有一些‘特權’，一些令所有低年級同學羨慕不已的自由。我很慶幸，一開始就能夠生活在一種相對放任自由的環境裡面。”梁治平說。 

  許多西政78級學子至今仍記得入校第一天的情形：學校門前的土坡由於下雨後的泥濘致使滿載學生的卡車輪子懸空打轉，無法入校，最後學生只得下車步行入校。
 

  經常有法學界人士這樣問西政78級學生：在這樣一個偏遠、破舊、狹小的校園裡，為什麼會走出那麼多優秀的人才？78級學生為什麼會取得群體性的成功？

　　被問多次以後，西政人除了回答客觀的“時勢造英雄”的原因外，還會提到“西南精神”。

　　一位學者將這種精神解釋為：學術開明、思想獨立、治學嚴謹、厚德重法、生生不息。 

　　而今天的許多西政人認為，78級就讀的時間就是“西南精神”的奠基時期。甚至有人將“西南精神”稱為“78級精神”。

　　一位研究78級現象的學者說：“正是從78級的學生開始，西政人就表現出一種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他們一邊走在泥濘不堪的小道上，一邊談論着他們對時事的驚世駭俗的看法；他們沒錢坐車，卻步行到重慶的人群聚集地，告訴勞作奔忙的人們‘中國應當向何處去’。” 

　　清華大學教授於安說，78級的學生由於經歷了在農村的十年反思，身上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也是他們後來能走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一特點對於北大法律系78級的學生來說也同樣適用。 

  負責為北大78級法律系寫“班史”的齊樹潔記得，“全班當過兵的有十幾人，從農村考上的有二十多人。對中國的國情尤其是基層百姓的生活現狀有深切的了解；很多人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遠大抱負和‘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

　　朱蘇力留學美國回國之後，有人問他：“你為什麼沒有留在美國？” 

　　“我出國前就打算以後回國。這是一種責任。”朱蘇力堅定地回答。

　　多年以後，在北大法學院建院100周年的慶典儀式上，身為院長的朱蘇力用詩一般的語言發表了演講，題目便是“不會忘記的承諾”。 

　　78級自成為現象以來，便吸引了眾多的人關注，直到最近，人們才發現78級時代已經過去29年了。

　“近三十年過去了，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是78級。我不知道這是一種驕傲呢，還是一種悲哀？”一位法學界人士的發問，將沉醉於78級光榮歷史的人們拉到現實中來，“我們還能不能創造一個新的78級神話？” 

   這個問題一經提出，便引起了眾多的回應。

　有人說，78級法律本科是一個神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前無古人似乎已經是事實，對於後無來者——許多人還有期待，抑或將來還會出現類似的神話？

 對此問題，著名學者、西政78級的陳澤憲坦然回答，“時代背景無法重擬，學生群體特點難以再現，相同的奇蹟自然不再。” 

   顧培東有着類似的觀點：“西政78級的輝煌——那是歷史的際遇，可一而不可再。”

　有人將78級的法律本科生與現在法學院學生的際遇作了對比：讀書時，78級因為是首批且數量極少，物以稀為貴，因此“萬千寵愛在一身”。而今，擴招愈演愈烈，法律本科學生數量之多已經使教師對學生失去了足夠的熱情。一些農林院校也辦起了法學院，其師資和圖書都遠遠不能滿足法學教育的需要。許多碩士生導師也無法再叫出自己學生的姓名，法學本科生更是“舅舅不疼、姥姥不愛”。 

    畢業時，78級學生是最早的法律人才，備受歡迎。而現在法學院畢業生卻要面臨用人單位的諸多要求，許多學生甚至畢業便失業。

　　面對這種現實，有人斷言：“法學院學生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而黑鐵時代正在趨近，西政或者其他法學院校的後輩如果再想重演78級精英薈萃現象，無疑是痴人說夢。” 

　　除去客觀原因以外，許多精神層面的因素也被認為是78級神話不再重現的原因。首當其衝的便是當今法學院學生的讀書勁頭和78級學生的差距。許多當年的78級學生、如今的法學院教授常把他們讀書的情況和現在學生的讀書情形作對比。

   對此，於安教授頗為感慨地說：“20年前，我們沒有什麼書讀，弄到一本書就搶着讀，現在他們是有許多書讀卻不去讀”。

　一位法學教育研究者分析：“許多法學院的學生或許並不是不喜歡讀書，而是沒有時間或顧不上讀書：大一考計算機，大二考英語四六級，大三大四複習考研考公務員及參加各類職業資格考試。” 

    29年前，78級學生端着飯碗，看着教室、食堂紅磚牆上張貼的各種像“大字報”一樣的文章，構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今天的大學校園裡，各種各樣的培訓海報、招生廣告也構成了一道風景線。 

   29年之間的兩道風景線，差別如此之大。

   29年前，78級法律本科生唱着《年輕的朋友來相會》，聚集在法律的課堂上找回失去的時光，最終創造了神話和輝煌。

   29年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已成為法學教育的中堅力量。已經不再年輕的他們再相會，在感嘆時光流逝的同時還會提及20年前的神話。

　　只是面對今天法學教育的困境，他們在提及昔日78級創造的前無古人的神話時，又多了一份對現實和未來的憂慮：誰來延續78級精神，誰來創造新的神話？

    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的法學教育，將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