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后三届\"大学生：底层崛起的奋斗符号
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李 毅(旅美社会学家，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
王 霄(原秦皇岛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空前绝后的群体
王霄：人们往往把77、78级与“老三届”相提并论，并且从中归纳出这一群体鲜明的特色。这一交集当然是有道理的。粗略估计，在77、78级总共67.4万人中，“老三届”起码占了三分之一，即20多万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这20多万人的意义：
第一，“老三届”是新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群体。他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大体出生在1946～1952年，在红旗下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简单概括其特点：第一，接受了一定的文化知识的训练和系统的理想教育，目睹了新中国所有的建设成绩，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第二，经历了新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苦难，甚至在后期参与其中，比如在“文革”中充当先锋，后又集体地被抛入社会底层，因此对新中国的体制弊病有深刻的认识；第三，通过上山下乡和参军、当工人，是真正与中国劳苦大众结合的一代知识分子，经受了其他代际人群难以想象和难得经历的磨难与锻炼，对中国真实的国情和艰苦的生活有切实的体认，并对结束文革起了特殊的作用。
第二，“老三届”中的77、78级大学生，是“老三届”中的佼佼者。据统计，整个“老三届”大概有2200多万人，而通过激烈竞争进入大学校园的77、78级中的“老三届”只有20多万人，可见他们是优中之优。除了上述“老三届”普遍的特点之外，他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由狂热趋向冷静、由冲动趋向理智、由盲目趋向思考、由浮躁趋向执着的特点。他们甚至在大学里就表现出了某些独有的优势，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各方面。比如，他们提出了“振兴中华”和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迅速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与回应；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在年龄大、负担重、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不利条件下，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刻苦精神，也表现出明显的学习优势，引领了全社会的学习文化知识热潮。
陈明明：和目前常见诸媒体的“70后”、“80后”一类称谓不同，“77、78”这两个数字并不代表这一群体的出生年份，却实实在在成为他们的再生纪年——在这一年里，他们告别了田野、森林、矿山、车间，进入大学，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的旅程。在某种意义上，“77、78”是他们的心灵归宿， “77、78”是他们的生辰八字。
77、78级无疑是历史的幸运儿。假若没有文革的终结，他们中多数人将继续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或苦心经营，投合时世，谋取一官半职；或病退回城，在街道工厂作坊开车床抡大锤纺纱织线；或独善其身，潜心学问，伴清风田畴，成为散落在民间的思想者；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老山林茅舍，就像他们的父母祖辈那样，或像他们落脚的村落农户、工厂师傅那样，仆仆风尘，平淡无奇。
旧秩序的改革者
陈明明：改革开放30年，77、78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他们初进大学适逢整个民族反省文革，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间，他们带着来自底层社会的现实感，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地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的批评乃至反叛有如烈焰腾空，光芒四射。无论是最激进的人物还是稍为稳健的一群，都常发诛心之论、惊人之语，和当时走在潮流前面的一些人物遥相呼应，彼此奥援，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道风景线。他们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时代同行的改革者，虽然有过辗转反复，大起大落，也有一部分人被抛离出中心而成为体制的叛逆者，但无论改革或是叛逆，都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正是从这里，他们看到了民生的困顿，社会的需求，看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冲破了现实的限制，清除了理论的矫饰，积极投身或参与策划了对旧体制的波次递进的革新。而当他们步入中年，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新体制的组成部分，拥有大小不等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话语权力。他们成熟于改革，受惠于改革，因而成为改革成果的维护者，主流价值的传承者。此时此刻，77、78级便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从底层社会经由体制选择与选择体制双重博弈的奋斗成功的神话。
王霄：1982年，77、78级在同一年结束本科学业，大部分开始重返社会，少部分继续研究生学习。25年后的今天，这一群体已经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展现风采。
这里仅以政界和学界为例：政界的这批人，一方面逐渐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重要智囊人才，在设计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则担任了各级基层的领导职务，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实际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这批人，着力进行着更加深入的中国国情与进步的研究，并开始从经济与政治体制上深入反思与设计中国的制度框架。当然，由于资历所限，地位所限，他们的作用往往不太明显，而且有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不过毫无疑问，他们是当时中国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和中坚力量。
今天，77、78级仍然持续着他们的辉煌。在党的十七大后，他们中的代表必然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在各个专业领域，他们更是已经成为领军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群体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的专业骨干。
得天独厚的条件
李毅：77、78级学生之所以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头羊，首先有其客观原因。1966到1976年，十年没有高考。在老三届大学毕业生和77、78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断层。工农兵学员只有四十几万，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填不满这个断层。
主观原因，也起一定作用。上学之前，许多人经历过忧患。上学期间，多数人刻苦学习。从全中国十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中，从8000多万人中，不到 70万人脱颖而出跳了龙门，自然使不少人有志向、有期许。77、78级中，有理想、努力奋斗的比例，的确远远高于后来的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比例，比现在的大学生高许多倍。
77、78级是中国末代的士。1979年后，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一些77、78级学生顺利地变成了商业巨子，但商业巨子中的77、78级学生，总体比例并不突出。
陈明明：77、78级中确实涌现出许多俊杰英才，官商学媒，应有尽有。有人不无苛刻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意谓在历史的断层，适龄人才短缺成就了77、78级的一代风流。其实，77、78级的成功不在知识(他们大多知识结构不全)，不在年龄(他们不少韶华渐逝)，而在精神。这是一种落入底层社会、过早承载人生苦难、洞悉人情世故、强烈渴求改变身份现状而又能屈能伸的坚忍奋斗的精神。这种底层生活的经历，十年生聚，一朝勃发，稍加入大学的元素，便熔革命与妥协于一炉，集战略与谋略于一身，使他们长驱直入、左右逢源、见山开路、遇水搭桥，读学位做学问也好，搞政治开公司也罢，要做就做大，决不迁就，要玩就玩好，决不苟且。77、78级大都喜欢将挫折比作学校，将苦难当成财富，我想理由在此。
毫不掩玉的瑕疵
王霄：应当客观地承认，这个群体在有诸多优点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个人认为，这个群体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还缺少更深厚的学养。他们上小学、中学时，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缺少系统的学习；上大学时，已经不再是最佳学习年龄，以及当时大学知识系统的陈旧，他们收获的知识成果有限；毕业后，由于年龄和外语水平的缘故，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能够继续深造，更少有去海外深造，从而对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理念一知半解，不能以世界的角度和人类最先进的知识来对中国进行认识和改造。缺少思想的深度、人文的厚重与发展的后劲，是我对这个群体的一个担忧。
陈明明：就整体而言，77、78级的全盛期已经过去，这不仅仅是人生易老的问题，而是中国这个社会发展太快，变化太快。
就77、78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先天不足，缺乏全面教育、系统训练，知识结构畸轻畸重，学社科的数理欠通，做理工的人文不畅，干实务的疏于理论，搞宏观的短于实证，这一代的确不乏俊才，但鲜有大师。在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时代，在一个讲究融通贯彻的时代，他们的教育背景的时代局限尤为显著。他们大多数人的子女辈比他们更有知识，更有训练，拥有远比他们青少年时代更好的条件，也更容易融入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
他们笃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以他们常以吃苦相许，以磨难自勉，有强烈的使命感。但他们过于执着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寓言，仿佛他们就是历史承前启后的唯一一群，天下舍我其谁也？所以不免过于踌躇满志，自负自恋，感情用事。和当年那些没有考或没有考进大学的同龄人相比，他们高唱“永远的 1977”多少显得有些矫情。
李毅：这一群体没有打过仗，从军者甚少，在国防军事方面知识结构有重大缺陷。没有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外语、计算机，比后来者要差。就是中文、中国文化的素养，也不见得就比后来者强。
一代风流能几时
陈明明：这一群体的优点是经历和纵贯当代中国所有各大历史时期，他们不缺圆熟变通，不缺纵横捭阖，不缺历史眼光，不缺务实精神，甚至不缺机会主义，但很可能缺乏一种相对纯粹的敢做理想主义者的勇气。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人们有理由期盼，那些有幸还能继续站在潮流前面的77、78级，能把草根当年的回忆存留心间，不但要有规划江山的精英意识，更要有悲天悯人的大众情怀。
王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77、78级已经有了出色的表现，但也显现了某种疲态。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普遍年龄已经在五六十岁的、不可复制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其中那些已经在各个领域占有领军位置的杰出者，他们能否在这个仍然是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继续展现他们曾经的丰姿？这是我的担忧，也是我的祝愿——为国家，为民族。
来源：《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