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中國競爭力”：2001年以來的中國奇蹟

■ 短短十餘年間，中國製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似乎指日可待。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增強了國力，也使許 多國人日益自信。如果說1989年的電視政論片 《河殤》還在憂患中國的“球籍”，那麼2006年又一部熱門政論片則在預言“大國崛起”了。

■ 1992年後的十五年來中國所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十五年積累的問題之多也不容忽視。十五年來，中國藉助鐵腕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轉軌國家疲於應付的各階層頻繁博弈的“拖累”，實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

■ 這些年來，一方面規範化法治化的競爭規則正在形成，由此人們的自由得以增進；另一方面當代福利國家的種種進步也使中國的公共服務建設加快。可以說，文明世界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斯大林主義）都在全球化中對我們有所促進，這也就是我們支持改革開放的原因。

 全球化中的中國奇蹟：“資本內逃”與“三順差”

      1992年以來的第二輪改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舉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兩件大事標誌着改革開放進入了某種意義上的又一個新階段：這一年“入世”的成 功使中國大踏步地進入全球化過程，而“9·11”事件及隨後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於伊斯蘭地區，淡化了中美矛盾，促進了雙方合作並改善了中國的國際 政治環境。兩者都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了空前的推動作用。

 新階段除了延續1992年以來的進程外，還有幾個明顯特點：第一是經濟加速，而且這種加速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徵。有數字為證：“入世”後中國的外貿總額五 年呈三倍之增，從2000年的4743億美元飛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億美元，2007年更達 21738億美元。而順差更是出現爆炸式增長：2004年為 320億美元，2005年 1019億，2006年達1775億，到了2007年更增長到令人目眩的2622億。不僅絕對值增長越來越快，相對增長率也越來越高：2007年與 2001年相比6年增長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還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國新聞網報道；《海關總署：2007年我國外貿順差達2622億美元》，《上海證券報》2008年 1月12日）而流入中國的FDI則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統計口徑則僅次於美國）。2007年中國的經濟不僅外貿依存度（外貿額與GDP之比）已經很 高，外貿順差率（順差與外貿總額之比）也已高達12.1%，而戰後時代曾經維持外貿順差額全球第一時間最長（長達21年）的德國，其順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 是這個水平。（1988年為12.7%，見《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 歐洲卷（1750-1993）》，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616頁）除了石油輸出國之類“天然順差國”外，在世界主要貿易大國中這種情況很少見。

 更耐人尋味的是：入世前我國的雙順差總額（貿易順差與FDI之和）經常高於外匯儲備增加額，人們普遍認為這意味着當時存在嚴重的“資本外逃”，並為此憂心 忡忡。但入世後這些年情況完全倒轉：儘管雙順差總額高速增長，但外匯儲備的爆炸式增長更厲害，外匯儲備增加額反過來顯著高於雙順差總額。許多人認為這是國 際投機資本（“熱錢”）隱蔽地湧入中國的結果，並由此產生了另一種擔心。然而，我覺得“熱錢”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斂的資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 資本流入額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資本未必都是熱錢。事實上，“熱錢”冷錢都是資本，都尋求贏利最大化，兩者並無絕對的界限。如果“熱錢”流入後一直不撤 走（由於人民幣升值與資本漲價兩大預期持續存在，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尋求長期投資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資爭相湧入中國的情況下，中國已經提高了進 入的門檻，並不是只要並非熱錢就都歡迎。於是在國際資本過剩、理想投資場所不足而中國又有下文將述及的諸多引資“優勢”的情況下，即便長期投資者也可能 “前門進不來進後門”，從而表現為外匯儲備增加額中高於雙順差之和的那些“誤差和遺漏”項。如果說這也是資本的一種“逃”術，那就不是中國資本“外逃”， 而是外國資本（為躲避他們的工會、福利制度等 “民主社會主義”的壓力，或者為規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內逃”中國了。

 中國資本“外逃”意味着腐敗與非法聚斂，外國熱錢流入則意味着金融風險，這兩種問題今天無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長期投資者也踴躍到了“前門進不來進後門” 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國的確成了他們心目中的投資樂園。這些並非純投機的資本不是“惡意炒家”，（當然是在“惡意收購”這類語詞的意義上。資本進來不是為 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購”也是為了賺錢，這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是確實想在中國長期賺錢的。他們如此看好中國，至少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當然是積極現象，說 明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的確有顯著成果。而在整個外匯儲備增加額與雙順差總額的平衡賬上，從入世前大量資本“外逃”造成赤字“遺漏”，到如今更多的資本“內 逃”帶來反向的巨額黑字“遺漏”，在入世前中國已經存在的“雙順差”（經常項目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基礎上，入世後又出現了“三順差”（國際收支總平衡賬 的 “誤差與遺漏”項也由負數變成了正數），這可以說是新階段的第二個特點。經常項目順差意味着商品輸出，資本項目順差意味着資本輸入，而“誤差與遺漏”順差 則意味着前兩者比賬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資本輸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統計口徑說的那樣“僅次於美國”，而是不亞於美國。於是，人們似乎有理由認為那些 “唱衰中國”的人已經輸了，而看好中國的觀點得到了證實。——當然，這只是在經濟增長（或者說GDP增長）這個角度看。

        “共識破裂”：改革爭論的激化

 短短十餘年間，中國製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似乎指日可待。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增強了國力，也使許 多國人日益自信。如果說1989年的電視政論片《河殤》還在憂患中國的“球籍”，那麼2006年又一部熱門政論片則在預言“大國崛起”了。兩部片子，真可 謂給人滄桑之感！

 隨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脹，經濟的“遊戲規則”也繼續變革。2001年以來，在“改革”方面中國確立了“市場經濟”目標，在“開放”方面中國實現了加入WTO 的願望。儘管這個“市場經濟”前面還有“社會主義”這個意識形態限制詞，但現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市場經濟也是有限制詞（“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市場 經濟”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壟斷與特權仍然嚴重外，中國如今對“市場經濟”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勞工權利、社會保障、非營利部門發展、環保限制 乃至宗教傳統的約束等等）絕不比所謂“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多。以至於像張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稱讚“中國比美國更自由”，而李嘉誠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 福利社會”之餘似乎並不擔心民主的闕如會妨礙市場利好。另一方面，中國加入WTO雖然有過渡期特殊條款的保護，但這過渡期並不長，中國在全球化中“與國際 接軌”的速度應當說是相當快的。

 無疑，1992年後的十五年來中國所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十五年積累的問題之多也不容忽視。十五年來，中國藉助鐵腕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 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轉軌國家疲於應付的各階層頻繁博弈的“拖累”，實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然而社會公正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我國如今不僅收入分 配的基尼係數不斷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壟斷和特權造成的升高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使得大眾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係數下的國家更高。我國如今不僅存在着公 共品供給的不足，而且還疊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體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舊體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 “二次分配”不是緩解了，而是加劇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這個弊病在如今單向度的市場化改革中不僅沒有被克服，反有加劇的趨勢。體制缺陷形成的“擴權容易問 責難，卸責容易限權難”，使得“放權讓利”的改革變成了“棄責爭利”，公共服務部門放棄服務責任，利用公共資源大肆“創收”，同時卻憑藉壟斷權力排除來自 民間的競爭……

 這一切終於衝破了“不爭論”的樊籬，導致了近年來相當尖銳的“改革論爭”，這成為新階段的第三個特點：先是在對“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批評持續多年之後， 以“郎咸平旋風”為契機發生了激烈的國企改革爭論，接着“醫改報告”又引發了以醫療、教育問題為中心的公共品供應改革爭論，以及以物權法和農民問題為中心 的經濟社會改革爭論，等等。這些爭論把1997年那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主義”之爭深化為一系列的“問題”辯論，它們的種種現實利益背景已經穿透意 識形態的表象而凸顯出來，從而使爭論變得相當激烈，以至於有人驚呼“改革共識已經破裂”。顯然，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把餅做大”就能緩解“分餅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現象。“上訪潮”持續攀升，“群體性事件”大幅度增加。 1992年這輪改革初起時，人們曾試圖把體制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當時常說東歐垮了而我們沒垮，就是因為我們經濟搞得好。但是現在，經濟高增長和社會 不穩定同時發展的現象使人對此說日益懷疑。如果說在意識形態上“不爭論”不失為鄧小平的智慧之舉，那麼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許博弈，就有極大的風險。

      “尺蠖效應”與改革的調整

 然而在現有體制下人們如何進行博弈呢？這些年來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戰略不是沒有調整，甚至可以說調整之頻繁舉世罕見，以至民間有“初一十五不一樣”之譏。然 而似乎怎麼調整都不對勁，這就是所謂的“尺蠖效應”：就像那一放一縮卻只朝着一個方向移動的尺蠖，我們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減少，但福利卻難以 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縮，但自由卻難以擴大。一講“小政府”官員就推卸了責任，但權力卻依然難以限制；一講“大政府”官員就擴大權力，但 責任卻仍舊難以追問。“右手”大動，公共資產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產並無多少保障；換上“左手”，老百姓的私產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財富仍然看守不 住。“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於是客觀上的“尺蠖效應”的進一步突出，成為新階段的第四個特點。

 就拿前一陣成為輿論熱點的“醫療改革”來說吧，當初說是醫療福利萎縮和“過分市場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於加大政府壟斷；然而不久就有權威消息披 露：中國如今的公費醫療開支竟有80％花在領導幹部身上，這樣的“福利”，究竟是誰之福，誰之利？增加這樣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醫療嗎？再如： “郎旋風”之後中國開始反對所謂“新自由主義”，一時似乎風向轉“左”，沒收陝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礎領域搞排擠民資的“新國有化”、劃定國有壟斷行 業等“大政府”政策紛紛出台，然而與此同時，新一波“股改”卻採取了本質上近乎“國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遠遠超過“郎旋風”之前的一 切國有股減持方案。吳敬璉先生略表批評之意，立即招來一陣罵聲。也是，前些年為了國企“圈錢解困”，長期大熊市把高位跟進的廣大散戶小股民坑得夠嗆。如果 當初聽吳先生的，在國企未改革不急於設局圈錢，那樣就不會有這麼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時用現今的股改方式來補償，也算是補償了被坑的 股民群眾。然而那時不補，愣是讓股指從2300多點跌到900多點，大部分小股民已經無法承受巨虧，被迫“斷腕”退場，只剩下實力雄厚的大莊家等着“抄 底”了——這時“國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舉出台，客觀上給抄底者奉送了3000億元的淨值財富！（《股權分置改革使流通股東財富增3000億？》，北京普 藍諾財經顧問中心：《每日財經專訊》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來得恰到時候！郎咸平也好，鞏獻田也好，這時卻不吭聲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 一放，國有資產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產也虧掉了，只有那些有來頭的抄底者兩頭通吃，既發了“國有化”的財，也發了“私有化”的財，你說這是“左”還是 “右”呢？

 中國的很多調整都表現出這種客觀上的“尺蠖效應”：今天強調加快城市化，便大舉剝奪農民地權“圈地造城”，但農民進城後卻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強調控制城 市化和“復興農村”，便限制、取消農民遷徙權，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們的地。今天說土地緊缺要“保護耕地”，於是就打擊“小產權”，嚴禁農民賣地，但官府依 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說土地寬鬆可以放手開發，於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農民土地仍然不許入市……顯然，形成這種怪圈的原因就在於那種“權既不受 限，責亦不可問”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政策設計者出於好心，實行起來卻往往“扭曲”，跳不出“權家通贏”的圈子。而憲政下的“天平效應”（政策趨左會 增加人民福利，趨右則增加人民自由）則很難發生。

 而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擴大，尤其是中國對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則是新階段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

      “中國的全球化”與“全球的中國化”

 回想2001年入世時，國內外的議論很多。而主流的議論是兩種：一種人說，中國這種體制不適應經濟全球化競爭，關起門來還湊合，在開放的全球化競爭中肯定 要垮下來，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崩潰論”。這是比較悲觀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比較樂觀，說全球化會加速中國融入普世價值、接受國際規則。首先是接受市場經濟 規則，將來還會接受法治、憲政民主等等。這就是“世界改變中國”、開放使中國進步，這當然是國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應該說這種可能的確存在，這些年來，一方面規範化法治化的競爭規則正在形成，由此人們的自由得以增進；另一方面當代福利國家的種種進步也使中國的公共服務 建設加快。可以說，文明世界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 （不是斯大林主義）都在全球化中對我們有所促進，這也就是我們支持改革開放的原因。

 但我覺得，除了上面這兩種可能外，其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還有第三種可能。入世這些年來，中國表現出來的“競爭力”恐怕是連自己都沒有想到。貿易與資本項 目的“雙順差”爆炸式的增長，GDP爆炸式的增長，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長。全球資本湧入中國，中國生產的商品湧向全球。這和所謂的“中國崩潰”預言無疑 是相反的。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全球的影響是雙向的。特別是中國這個經濟體的龐大，決定了她的影響力很可觀。這些年現代文明的基本準則對中國的影響的確相當大。 縱向地看我們在自由與福利兩方面的進步也不小。但是同時，中國也正在“和平演變”全世界。由於中國因素的加入，這些年來世界主流的兩種主要規則，即自由市 場制度與福利國家制度都面臨着空前的挑戰。由於我們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場的全球化 （而且市場中也主要只是商品與資本在全球流動，勞動的流動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權的全球化，無論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強調的經濟社會權利，還是右派強調的 個人自由權利，都還遠沒有成為一種普遍規則。於是，一種既缺少個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體制，在“只做買賣不問其他”的條件下不僅仍然可以在這種全球化背 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現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優勢”。這種體制下崛起的經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準，同時 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現在國際上有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它主要是強調中國國力的強大會對他人構成威脅。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價值上都是必須駁斥的：一方面中國的國力如今遠未強大到足以威脅別人，另一方面中國人也有權發展不亞於他人的國力。

 但是，如果不是講“國力”變化導致國際衝突，而是講不同體制之間的優劣互相影響的話，那倒是可以說，儘管改革前我們經常大言要用意識形態理想“解放全人 類”，但那純屬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有了“和平演變”他人的可能，但是這種演變既不是向人家輸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輸出“社會主 義”，當然更不是輸出自由主義。而是用一種“低人權”的競爭“優勢”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發展。如果說幾年前一群討厭“自由放 任”的左派經濟學者提出“北京共識”還並不令人驚奇，那麼討厭“福利國家”的張五常先生最近宣稱“天下大勢將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就很耐人尋味。而 曾經預言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書《出乎意料》，把“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列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七大“意外”之 一。可見這種趨勢不容小覷。

 我們現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極有“競爭力”：比如勞動力，印度等國在勞動力充裕而廉價方面不亞於我們，但我們的勞工之逆來順受全無集體談判權卻是他們不可企 及的“優勢”。與勞力相反，我們的土地本來非常稀缺，但卻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機制，圈占廣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內華達沙漠還容易。我們環境 和資源稟賦不佳，但沒有討厭的公民社會搗亂，要占用它們就免了許多“麻煩”。我們的公共財政在公眾福利方面捉襟見肘，而使用“公共財政配套”來“招商引 資”卻非常慷慨。在所有這些方面，他們不管社會黨還是保守黨誰能與我們競爭？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 的民主轉軌國家就更不可能創造我們這種“奇蹟”了。減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國外經濟學的一大發明，但以剝奪一些人交易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單方 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卻是他們想不出來的。

      “第三種可能”有利於中國人嗎？

 自由經濟的優勢主要在於創新，在於它那源於人的自主狀態的創造性。但是如果就單純勞動過程來講的話，很難說是不是自由經濟最有效率。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 獎得主福格爾曾證明，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比北方自由經濟更有效率。(R.W.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Slavery. Little Brown,1974)經濟學家多馬也講過，東歐的二度農奴化在歷史上曾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競爭力。(E.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 March.1970.)東歐很多國家大概在13、14世紀農奴制度就已經解體了，但是那個時候普遍是小農。16、17世紀由於商品性農業崛起，很多人發 現農奴制大莊園又有了它的活力，因為它比自給自足的小農更能提供商品糧。當然也許自由的大農場也可以，但要讓小農自由兼併成大農場那慢死了，不如把他們重 新農奴化。而且在二度農奴化過程中這些國家確實一度變得相當有競爭力，包括波蘭、俄國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在封閉的狀態下，這種命令經濟對注重創造性的現代自由經濟不可能具有優勢，因為“低人權”極大扼殺了人們的主動精神和創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場經濟全 球化但又沒有人權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這樣一種可能：自由經濟的創造可以被缺乏創造性但善於模仿的強權經濟比較容易地接過來，再依靠強權的優勢把它“高 效率”地產出。於是在這樣一種遊戲中就可能出現：福利國家競爭不過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競爭不過低人權國家。

 於是至少在經濟學領域，這十年來出現的明顯變化是：過去那種左派（福利國家或凱恩斯主義者）看好中國而右派（自由競爭論者）看衰中國的狀況如今大有改變。 由於這些年的經濟高增長，尤其是2001年以後經濟發展在國際要素的影響下又有了進一步的加速，國際上左右兩派經濟學現在都在唱中國的讚歌，都想用中國經 濟的高增長為他們各自的理論提供證明。於是“左派欣賞這裡的低自由，右派欣賞這裡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調稱之為“北京共識”。其實“共識”可能誇張，同樣 稱讚中國的人其稱讚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無論是否“共識”，他們都喜談“中國經驗”則是事實。

 遺憾的是：這些經驗就像“慈禧餐桌上最遠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國的這一套，他們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誰能學得了？

 現在外資和中資在交流過程中經常碰到這種現象，比如我們的傳媒多次出現這樣的標題“中資海外投資遭遇工會陷阱”。(朱曉雪、王嘉徵：《首鋼：秘魯的血色黃 昏》，《環球企業家》2004年9月 總第102期；盛立中：《學會同工會打交道 中企海外擴張遭遇工人運動》，《南風窗》2004年10月18日)外國人一到中國來就說中國工人多麼聽話，土地可以隨便圈，工人可以隨便使，資源環境也可 以隨便弄，沒有國外那些NGO在那裡搗亂，整個過程使得中國在全球化中成為一個資本吸納機器，又成為一個商品輸出機器。其外部效應就是：中國的“競爭力” 現在大有掃平全球工會、逆轉勞資關係、壓低百年福利之勢：一方面“低人權優勢”下的廉價品大輸出，一方面“無工會經濟”對全球資本的吸納，他們的工人還有 什麼討價還價的籌碼可言？但這並不意味着自由競爭的體制日子就會好過到哪裡去。在中國的“優勢”下，自由競爭也面臨很多問題，以至於連美國這樣的國家都在 那裡重豎貿易壁壘。

 但是，這樣的“優勢”對我們國內也造成嚴重問題，以至於“順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討好：中國人抱怨西方開動印鈔機就捲走了咱們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們的廉價 貨砸了他們的飯碗。這個過程雖然造成了GDP和各種經濟指標的大提高，但是中國廣大的公眾從這個過程中到底能獲得多少利益，這是值得考慮的。

 由於目前這種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導致工會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強烈抨擊是不難理解的。市場經濟中勞資雙方的談判地位首先取決於勞資兩個要素的供 給狀況：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則勞方地位削弱，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則勞方實力增強。其次也取決於政治體制：在民主國家由於勞工人數眾多，“多數政治”會使 “勞動過剩”時勞方地位也不至於太削弱，而資本過剩時勞方地位卻會進一步增強。對於發達國家百年來窮人福利的巨大進步，西方歷來有兩種解釋：左派認為是人 民鬥爭的結果；而自由派認為是市場經濟下資本過剩導致的自然趨勢。這兩種解釋其實並不矛盾：發達國家的民主福利體制的確既是勞工民主運動的成果，同時也與 資本主義長期發展後資本過剩、削弱了資本的談判地位有關。然而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增加了資本出路，面對工會，資本學會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 權”國家。資本外流加劇了本國勞動的相對過剩，勞工討價還價的實力大減，工會雄風不再，福利體制陷入危機，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對於資本流入的中國來說，其效果本應相反：本來在體制下勞工的談判能力就被人為壓縮，如果在市場邏輯中資本相對過剩，勞工的處境還好些——外資的進入 就有這種功能。如果我們對外資關閉國門，或者人家對我們的商品關閉國門，那我國的資本將更稀缺，勞動相對地就更過剩，勞工就更無法討價還價了。所以中國的 “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實在是不明事理。至於中國給外資“超國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結壓制勞工，甚至外商願意讓步而某些官員仍要鎮 壓，那是不民主的結果，是“低人權”的問題，與資本流入與否無關。今天中國固然有官府與外資官商勾結壓制勞工之弊，但與內資的官商勾結（如引起關注的“官 煤勾結”，更不用說壟斷部門以權謀利）之弊難道不是更嚴重嗎？

 關鍵的問題在於：發達民主國家支撐勞工權益與福利制度的兩大因素在中國都“缺位”：資本相對於勞動既更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會農會又沒有。所以我 國如果真的有所謂左派的話，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樣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來維持工農的談判地位，而是樂見市場全球化但不滿足於此，還要 通過“人權全球化”，即在人權方面（對於左派來說尤其是社會民主、勞工權利、福利保障等“經濟社會權利”）“與國際接軌”，來爭取工農的談判地位。

 而在這種努力尚未結果時，面對中國的競爭力，國外經濟學界出現的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左派稱讚中國低自由，右派稱讚中國低福利”。但我懷疑，這種現象在 不遠的將來就會變成左派批評中國低福利、右派批評中國低自由。現在所謂的人民幣升值問題，所謂中國產品安全性問題，只是一種非常邊緣化的涉及。大家都知 道，實際上真正的癥結既不在於匯率，也不在於所謂的安全性問題。最後人們就會發現，實際上真正的問題還是在體制上。2001年以後的全球化起了一個作用， 就是把中國的國內矛盾稀釋到全世界，這裡講的稀釋不是消解，因為實際上它並沒有消解，但是通過吸納全世界的資本、向全世界輸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們的就 業率，的確有助於中國國內的穩定。但是這種效應實際上是把一百多年以來其他國家形成的勞資關係格局、各個利益集團形成的均衡給打破了，因此他們的問題就多 起來，而且左派、右派都沒有什麼辦法。

 對“中國經驗”望洋興嘆

 例如，雖然從改革以前我們就喜歡拿印度來比較以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但是過去印度人其實很看不起中國，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國經濟加速、真正明 顯地超過了印度的情況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為然。但在近幾年的“全球化”中，儘管印度自己的經濟也明顯加速，並進入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但許多印度 人，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對中國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羨慕乃至“嫉妒”與焦慮。2004年印度塔塔財團就派人來華，想向中國轉移資本，把汽車生產線搬到中國， 以躲避他們那裡難惹的工會。只因外資爭相湧入下我們已經看不上印度，才沒談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現了比賽學中國、但卻都碰了壁的 奇觀：先是右派執政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孟買市當局要學中國“經營城市”，聲稱要“15年趕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強制拆遷就碰到了力量強大的“刁民”而遭鎩 羽。然後左派印共（馬）執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學中國搞經濟特區，結果一上馬又碰到組織能力強大的農民，陷入“農會趕走圈地客”的尷尬。面對“中國經驗”，他 們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只能望洋興嘆，而對我們的學者而言則多了個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惡例”。

 即便是發達國家，在中國的“競爭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無法減自由，右派無法降福利”的“困境”，於是一些“英雄”開始冒頭：西方的傳統政治格局本是左派 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一般來講右派主張小權力政府，左派主張大責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經開始出現一種“向中國看齊”（當然未必是自覺 的）的苗頭，開始出現了一些政治家，他們一方面強調政府的權力要擴大，另一方面強調政府的責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國大選出來的薩科奇，你很難說 他是傳統的右派還是傳統的左派。你講他是傳統右派，他卻是主張大（權力）政府的，薩科奇有處置2005年移民騷亂的背景，很多法國人都說他是主張警察治 國，主張收縮自由的。但同時他又對法國的福利國家體制深惡痛絕，要削減福利，因此他當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張削減福利的人都是主張進一步擴 大自由的。主張限制自由（至少在經濟方面）的人又要求擴大福利。現在出現一個既主張削減自由也主張削減福利的人，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應該說是個新趨勢。

 當然與我們相比，他們還差得遠。在法國自由與福利也許真的都太過分了，薩科齊的做法在一定範圍內也許是合理的，我並不認為薩科齊的出現就意味着法國已經在 走向“中國化”。但這種苗頭、或者說這種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國真的“中國化”我們中國人就會高興嗎？要知道體制上“中國化”與利益上“親中國” 完全是兩回事。今天在國際政治上薩科齊更是與其說“親中國”不如說親美。但如前所說，中國體制的誘惑不同於中國國力的“威脅”，體制的影響不同於國際政治 的親疏，當年中蘇兩大命令經濟國家勢同水火、毛澤東甚至希望聯合美國抗衡蘇聯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國際政治上的反華派，就不會羨慕那種自由與福利都“雙 低”的“優勢”嗎？就不會想學了這種優勢後力量壯大、再更起勁地“反華”嗎？當年國人有曰：“師夷長技以制夷”，今天別人就不想“師華長技（如果那也叫 ‘長技’）以制華”？

 但統治者再羨慕，只要憲政民主還存在，他們就學不了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這種在我們“雙低”優勢面前的被動狀態。這就是“左派稱讚中國低自由，右 派稱讚中國低福利”的現象會變成“左派批評中國低福利，右派批評中國低自由”的原因，但問題當然不在於別人的批評，我們自己能夠一直接受這種狀態嗎？

 因此在30年後的今天，國人正面臨新的選擇，改革也面臨新的考驗。有人說“改革”如今已經成了個“不名譽的詞”，這恐怕言過其實，但是那種單一維度的“經 濟改革”名聲的確越來越差。還有人說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其實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識”植因於“走出負帕累託過程”的背景，這種條件本來就極其 稀罕，以後也恐難再有。但是正常的社會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爭議中實現的。所以“共識”少了、爭議多了未必就是災難，最可怕的是連 “共同的底線”也找不到，由於缺乏憲政機制，不同的利益訴求缺乏合理的博弈與互動平台，從而由“權家通贏”導致“贏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機，那過去 “節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會變成需要償還的“高利貸”了。

      30年來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就，謂之“奇蹟”並不過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後面的陰影是不祥的。中國改革仍然雄關漫道、任重道遠，而且尤其在過去一直在迴避的那些領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作者：秦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