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迟早要迁都与分都


——胡星斗在齐鲁电视台的辩论观点

迁都是指把政治首都迁往更加适宜与安全的地方，分都是指分设政治首都（以下简称首都）、经济首都、文化首都。

为什么中国迟早要迁都与分都？

首先是北京的水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专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11.85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近20亿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23.76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30.9亿立方米。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北京现在年来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亿立方米，连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经使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经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可以说，继续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困难。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 　　北京凡是能建水库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无潜力可挖。唯一准备建设的张坊水库也仅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减少的蓄水量。更为严峻的是，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至少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内，全球干旱问题将更加严重，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将更趋恶化。与水荒关系密切的是沙漠化、荒漠化对北京的威胁日益严峻。现在，中国北方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可以说，沙漠直逼天安门。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曾经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作为首都，北京的中枢战略地位也已经动摇。北京在历史上属于中枢战略要地，处于咽喉地带，它左拥太行，右临渤海，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枕居中原，龙蟠虎踞。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以及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的出现，使得北京无险可守，其濒临海洋的弱点凸显出来。从八国联军海上登陆直捣北京，到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把首都迁离海边，以及拟议中的伊朗、韩国、日本迁都，都促使中国也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首都的选择和安全。

再说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京，加大了国家的安全风险。北京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之一，坐拥最多的大企业总部；北京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传媒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文化机构。这种资源高度集中于一地，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文化中心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只会大大地增加国家的安全风险。一旦爆发战争，北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人攻击的首选目标。

另外，人口的过度膨胀、工业的畸形发展、严重的污染，使得北京不再适合作为国家的政治首都。由于首都效应，以及近水楼台特权很多，使得移民北京的热潮难以停止。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增加40余万，相当于每年吸纳一个中等城市。据研究部门的报告：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万人。但目前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经突破1700万人，远远超过了容量的最大值。

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打破，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禁止农民进城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北京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

人口的膨胀加剧了北京水资源的紧张、交通的拥挤，也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虚高猛涨。

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0，面积占我国国土的1/600，但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的1/8还多，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可以说，北京成为吞噬全国资源和资金的黑洞。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错误的战略决策，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政绩和财政收入的需要，致使北京的工业畸形发展，与天津、沈阳、唐山的工业几乎完全同构。北京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导致了天津、沈阳、唐山的衰落。

北京还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是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的一个。

鉴于以上五大因素，我设想将政治首都从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中部一带；加强北京的文化首都的功能；确立上海的经济首都的地位；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的条款，为未来中国实行迁都与分都战略扫除法制的障碍。

那么，迁都、分都有没有弊端？

有弊端！但可以化解。

迁都、分都可能导致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衰落。不过，我们认为，只要北京发挥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把北京打造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北京反而可能由此获得新生。

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承载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荣辱兴衰，而新首都可能缺乏北京这样的文化凝聚力，天安门的象征意义也将丧失。

但我们认为，新首都如果选择在中华文化的起源之地，那么新首都自会获得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再者，民意可能难以接受迁都、分都。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国都就是举国的中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代表了最高权力和大一统意志。迁都、分都无疑将冲击国民的心理定势。

还有人说，迁都、分都将会使得中央政府官员偷安一隅，不再治理北方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我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关键在于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清晰土地产权；明确利益主体；拍卖、赠送荒地、沙地；加强立法、执法；鼓励公民组织的参与；推动公益诉讼等。如果不能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即使首都留在北京，也无法解决沙尘暴的问题。

迁都的程序以及阻碍迁都、分都的因素有哪些？

迁都的程序是：先进行调研，由政府、学者、各界代表提出新首都的候选地点和迁都的方案，然后由政府提案，举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听证会，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或者举行全民公决。

实施迁都，除了国家财政分年度拿出上千亿资金外，还应当大量地吸纳民间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阻碍迁都的因素主要是原首都的既得利益集团，如部分官员、房地产开发商等。只要政府晓以国家大义，以及给予开发商建设新首都的机会和利益，我想阻力是可以化解的。

新首都的功能定位是——

新首都是一个特区，由一批城市群组成，其中，中心城市是一个小型的花园城市，是真正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所在地。之所以新首都是一个大特区，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大首都思维定势；之所以特区中心是小型城市，是为了实现小政府、高效政府的现代理念。

新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的国际交流中心、文化中心之一。

新首都应当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

新首都还应是生态环境、文明道德的首善之区。

新首都的选址应当兼顾水、资源、气候、生态环境、军事安全、地理地震、民族、文化、经济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

有人提出在上海、广州、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中选择新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就遭遇了种种问题，它们也迫切需要“减压”，如果再在其上叠加首都的功能，这些城市将变得极其臃肿，拆迁成本也将是巨大的；而且，广州等省会城市如果成为首都，省会将搬迁，不但成本很大，而且广大公务员恐怕不愿意移居到另一城市而很可能成为反对者。

因此，实现迁都的最佳途径是创建新都，而且地域应当在中部或中原一带，这样可以带动中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

迁都、分都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它有助于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

有助于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适应海权时代，减轻未来首都来自北方、东部及海上的军事威胁；

有助于分散“国富”，防范由于财富过于集中而带来的国家风险；

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

有助于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减少工业项目，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

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促进新首都所在地即中部或中原的崛起，促进未来的经济首都上海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天津、河北、山西等地正常发展的机会；

有助于进行“国家再造”、“政府再造”，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中华要崛起，迟早要迁都、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