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那次高考，他可能还在东海渔村捕鱼；如果不是那次高考，他可能还在工厂当钳工。30年前的高考，知识改变命运的新起点，施展抱负的里程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做客演播室，为您讲述30年前高考的故事。敬请收看《今日关注》。
音乐片：莫让年华付水流
三十年前，那一个孕育希望的冬天，中国高考终于恢复。从此，高考成为中国人一年一度的重要话题。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起点；又是一个编织未来的里程碑。
三十年后，让我们透过这些黑白的瞬间，回望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年代，从那历史的定格中，透视这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王世林(主持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关注》。
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记录的是30年前的情景。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到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回首这30年，人们由衷的感慨，正是因为恢复了高考，所以使千万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今天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天，我们接着聊系列节目《见证高考30年》。
今天是主题是“知识改变命运”。可以说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最优说服力的两位嘉宾，他们的感受最深。我来介绍一下，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先生，您好，陈校长。
陈章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您好。
主持人：
还有一位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叶小纲先生。
叶小纲(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您好。
主持人：
欢迎两位到演播室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说到高考，两位都参加了当时的高考，但是你们参加高考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使你们有机会去参加高考。所以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先了解一下恢复高考的始末，然后我们再回到演播室接着聊，看一下大屏幕。
新闻背景：恢复高考始末
新中国成立不久，高等学校招生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6月12号，政务院教育部宣布：大学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随后，国家成立了全国高校招生委员会，今天人们家喻户晓的高考制度就是从那时确立起来的。此后高考制度不断受到多次冲击，对高等教育的否定意见也日渐激烈。十年动乱中高考制度首当其冲，成为被摧毁的对象。
1966年6月13号，中央通知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从此，高校停止了招生。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这是高考恢复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届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主持人：
刚才在放短片的时候，我注意到两位嘉宾也在聊，因为这个片子把你们二位又带到了30年前。我知道叶教授是1977年参加的高考，但是是1978 年上的上学。陈校长是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上的学，所以你们俩都是78届。那么，看了刚才这个片子是不是一下子又把你们拉回到30年前，当时的情景给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们现在要回忆过去还能记起什么？
陈章良：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太深太深的记忆，在高一的时候突然间听说可以上大学了。
主持人：
那时候高中是两年，是吗？
陈章良：
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然后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难以相信，因为在这之前就从来没有想过跟大学的命运能连在一起。
主持人：
你当时知道大学是什么意思吗？
陈章良：
知道，但是老师说的，如果考上大学，那就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水岭，这是很清楚的一句话。
主持人：
你是在海边长大，是渔民，渔民穿草鞋是吧？
陈章良：
赤脚的时间多，打个比方说就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水岭，如果考上就穿皮鞋，考不上就赤脚。为了穿皮鞋，为了能够有一双像样的皮鞋，换句话说，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所以老师就说，拼命吧，还有一年时间，这是印象最深的。
主持人：
可能当时有同学问大学是什么意思？老师用最简单的一个比喻给你们解释什么是大学，大学意味着更好的一种身份，更好的命运，是命运的转变，未来可能无限的美好这种感觉，你上了大学以后就可以穿皮鞋，这是老师告诉你的。那么，叶教授呢？当时你理解大学是怎么个概念？
叶小纲：
我理解大学让我能够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专业，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已经做了6年的工人，我在上海一个工厂里做钳工，从小就喜欢音乐，上大学意味着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从事自己热爱的专业，或者说事业，对我来说，上大学是改变命运。
主持人：
如果你不上大学，你可能还在工厂当工人？
叶小纲：
如果我不能上大学，我可能是一位很出色的工人。
主持人：
可能没准当厂长了。
叶小纲：
那不知道。但是我从小喜欢音乐，这个命运的改变是比较重要的。
主持人：
你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追求，有一个理想，就是我一定要在音乐上面做出一些成就来。
叶小纲：
但是学音乐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和教育，这非常重要。
主持人：
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你们怎么去参加高考的？
陈章良：
很有意思，我现在都能记得。我是78级的，在我之前有77级的，77级的总共是4个班，是我的中学，在福建海边的公社的一所中学，77级的是4 个班去高考，是第一次，很激动，还有老三届的，还有历届的学生都混在一起，他们去了，我们在看着他们，觉得这么个希望。小纲是音乐家，因为他已经工作了几年了……
主持人：
还是比较理性的。
陈章良：
对，我们一届的学生就是改变命运，没有像现在的很多高中生有那么高的理想。
主持人：
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但是我一定要经过这个事。
陈章良：
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改变命运，我们77级的总共4个班学生全部运到县城去，那时候开车开了4个多小时。
主持人：
坐车去的？
陈章良：
坐卡车。他们去考回来以后我们就问考的怎么样，等着公布。公布的时候我们整个中学4个班没有一个人上高考线，那时候叫做“剃光头”，整个中学没有一个人被录取，那就轮到我们了。
主持人：
第一拨，这批没有拿下，你们第二拨出。
陈章良：
对，我们校长、老师特别紧张，不能“剃光头”了，怎么说我们中学也会有一个，所以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好像是班长，我们4个班又来了，又是4个班，然后坐着卡车，我印象很深，一个卡车大概一个班级，我们是40几个人挤在卡车上，通知我们自己带草席，自己带被子。我记得到县城大概有开了4个小时的车，那时候路很窄，到了县城的一个中学里面，通知我们把教室的桌子和凳子搬到教室的后面，就睡在地板上，明天这个地方就是高考的考场。
主持人：
晚上睡在考场。
陈章良：
对。
主持人：
不担心迟到的问题。
陈章良：
早上6点就把我们叫醒，然后让我们去搬桌子、凳子，再排好，然后走出去等着，他们检查完桌子我们才进来，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的。考了两天半，第三天的下午是考英文，我们没有学英文，不会考，我们就跟老师说回家吧，考了几分钟，我们就坐着卡车跑回去了，就是勾了几个勾就跑回家去了。记得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看老爸、老妈在收割水稻，我就记得老妈说，“你肚子饿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累，就没说什么。我老爸说“干活”，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在打水稻，就是用脚踩的，把水稻打下去。“你也得干活”，我印象特别深，这就是那时候的高考。看看现在的小孩，老爸、老妈跟着、陪着考，真是天壤之别。
主持人：
叶教授，你当时是怎么去参加的，你是在北京考的吗？
叶小纲：
我是在上海考的，因为我当时知道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招生，作曲系全国就招10名。
主持人：
把情况摸得挺透的。
叶小纲：
因为它公布的，可是上海考区就有500多个，中央音乐学院当年考试的时候有北京考区、成都考区、广州考区，后来我们知道，每个考区大概都有四五百个人，就争10个名额，所以当时我们非常紧张。你想，要在2000人里考10个人，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非常非常艰难，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现在想想就跟做梦一样，记得我在上海考区的时候是冬天10月份，非常冷，考场里簇拥着各种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非常非常焦急。
主持人：
一看这些一块参加高考的人可能是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
叶小纲：
但是考试的时候全国这么多人作曲系就考10个人，可是还有考管弦系的、考钢琴系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们就在人群里偷偷看二试榜(复试榜)，看有没有自己，这个情景是历历在目，印象非常深刻，至今也不能忘。
主持人：
陈校长，当时你们是去了4个班，晚上睡在考场里，白天考试，考了两天多？
陈章良：
两天半。
主持人：
都谁考上了，考上几个？
陈章良：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77届的一个都没考，所以校长老师都说可能没多大希望了，所以我又回到乡下，本来就是在乡下嘛。回到家里，第一天打谷子，第二天就让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力。
主持人：
已经是一个劳力了。
陈章良：
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已经是农民了，已经种田了。我记得我赚了100多个公分，到现在生产队还记着我的公分。然后有一天我在海里打鱼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说，你知道吗？公社的墙壁上好像有一个红榜，红榜上有你的名字，我说，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劳动力了。
主持人：
已经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
陈章良：
对，所以我说同名同姓的太多了，但心里面还是渴望着说要是我就好了，那时候是17岁。然后就回家，老师坐在我家等着我回来，然后我就说“老师”，老师说，你知道吗，我们中学终于有一个考上高考线了。
主持人：
只有你一个考上了。
陈章良：
就我一个，你想100多个小孩就是我一个上高考线，老师、校长都特别激动，我们的中学校长比我还激动，当然我也很激动。但我老爸、老妈没那么激动，我就记得我老爸说“少了个劳动力”，家里还有那么多，我们那个时候超支，我有四个兄弟姐妹，生产队每年超支，还要交70几块钱的超支费，所以我过去顶还可以分口粮，不然分不了口粮，我老爸还着急口粮的问题，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主持人：
但是你一下就成了村里的名人了，全村人都知道，县里面的人也都知道了。
陈章良：
中学的老师非常激动，觉得我们中学终于恢复高考后有小孩考上大学，所以特别高兴。
主持人：
小纲那儿是500多人考作曲系，全国只招收10个啊？
叶小纲：
全国招收10个。
主持人：
那你考完了以后，等着通知书的时候心里是什么状态，你觉得自己有信心吗？
叶小纲：
我等通知的时候心情还是比较紧张，但是说实话，内心当时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
主持人：
你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为什么？
叶小纲：
我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知道竞争是非常激烈，我收取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在家里，那天是我们厂里的工友，因为当时是中央舞系艺术大学发通知发到我所在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友们大概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来敲我们家的门，他们告诉我，小纲你考取了。当时的中央舞系艺术大学是个非常高的名字，作为搞艺术的人来说，中央舞系艺术大学当时这个名字是非常遥不可及的一个牌子，居然给我考上了，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主持人：
虽然很自信，我肯定能考上，但是还是有点忐忑。
叶小纲：
不是一般的忐忑。
主持人：
但是终于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才真正的吃了定心丸。实际上关于高考，人们记忆中一个是自己考试时候的那些情景，像刚才陈章良介绍的；一个是拿到通知书时候的情景，当然是考上的拿到通知书，所以其他人对这个记忆也有很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都有哪些记忆？看一下大屏幕。
新闻背景：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
同期：现任武汉市文化中学教师 陈佩华(武汉师范学院77级)：
那时候我在一个施工队里面查账，当时我高兴的不得了，拿了通知就往家里跑，我跟我儿子说，我说，李凡，你读二年级，妈妈马上读大学一年级了，所以当时心情特激动，简直是想把自己最好的消息最先告诉哪个人呢？最先告诉我的先生，我总想把自己这个最高兴的事情告诉所有的人。
同期：现任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 柯亨玉(武汉大学77级)
我接到通知的那一天，事实上是迟到的，我是3月3号接到通知，我也不在家，我在工地里面，然后我们家里面接到通知，派人送到工地里面，当时我挑着一个扁担，我记得特别清楚，把那个扁担往堤下面一丢，从堤上往下面一滚，他是一个晚上没睡着，我是两个晚上没有睡着。
同期：清华大学教授 管小宏：
当时非常非常地高兴，可以说是狂喜吧，马上就跳起来，在外面跑了两个100米，当天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音乐片：莫让年华复水流
三十年前，那一个孕育希望的冬天，中国高考终于恢复。从此，高考成为中国人一年一度的重要话题。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起点；又是一个编织未来的里程碑。
三十年后，让我们透过这些黑白的瞬间，回望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年代，从那历史的定格中，透视这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主持人：
刚才我们又听了一遍《莫让年华付水流》，这首歌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歌，用现在的话叫流行歌曲，但是那个时候听这个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这首歌的名字叫《莫让年华付水流》，今天两位到演播室能够坐到这儿，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没有让年华付水流，所以你们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各自的领域里面是佼佼者，实际上我们现在通过做这个节目也搜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77、78、79这三届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现在的年龄都在50岁左右，可以说是各个领域的中间力量或者是精英，我们先来了解一段相关的新闻背景。
新闻背景：精英辈出的新三届
1977年，全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惊喜冲向考场，第二年的春季和秋季，先后两拨人终于圆了大学梦，他们的共同标志是77级、78级。
当时校园里最流行的口号是“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许多在之前怀才不遇的青年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排长队的景象多是出现在图书馆或新华书店。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吸取知识，快速成长起来，到他们毕业时又是中国最需要人才的时候。
30年过后，他们已是中国的中流砥柱。
他们中有号称“作曲黄金一代”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8班，培养出了谭盾、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一批在中国乃至世界耳熟能详的音乐家；
他们中有产生了“中国电影第五代”的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为中国电影贡献了像陈凯歌、张艺谋、孙周、顾长卫等一批优秀的电影人；
四川美院77级油画班作为四川画派的主力军，开创了中国油画“伤痕美术”的先河，中国美术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中国的法学界，还有一个特殊的“78级现象”，造就了夏勇、朱苏力、梁治平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
无论在政府还是科研机构，77、78级都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字幕显示：
作家：陈建功、张抗抗、叶兆言、刘震云；
学者：陈平原、张鸣、易中天、雷颐、徐友渔、陈嘉映、王小波)
解说：
高考，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而他们也用自己的智慧回报着国家。
主持人：
佼佼者很多，但是我注意到，以叶教授为典型的代表都是50岁出头多一些，还有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些精英们。陈章良你是17岁的时候参加高考，17 岁就上大学了，所以我就老觉得您是挤进去的，所以您看您一直年轻，26岁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28岁是最年轻的正教授、31岁最年轻的系主任、34岁是最年轻的副校长，一路上你总是在最年轻的职位，你的头衔上都有“最年轻的”，你自己是什么感觉，你觉得77、78、79这新三届怎么成就了你，你从中得到了什么？
陈章良：
的确因为这三届很特殊，有一批是迎接毕业的，有一批是老三届的，还有历届的，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学习。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睡在上铺，下铺的那一位小孩都已经很大了，是老三届的，跟他们在一块读书，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两个因素很重要：第一个是机遇，就是社会给你的机遇；第二个是自己的奋斗，77、78、79这所谓的新三届，社会给的机遇太好了。
恢复高考，第一是改变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但重要的是，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太好的机遇；第二是我们能够踏进大学校园，梦里面都没有想过，小时候真的一点都没想过，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个有用的人，自己明白自己今后有前途，而且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爸爸、妈妈，为自己的学校好像争了一份光荣，所以非常珍惜，记得就是“三点式”的：图书馆、教室、宿舍，每天就是这三点，一直在读书。
主持人：
你上学的时候肯定周围的同学都是大哥哥、大姐姐这样的。
陈章良：
有些是，也有一届的，也有老三届，还有历届的学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当时的风气非常好，大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一个是机遇，第二个是个人奋斗，我觉得老三届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艰苦。
主持人：
小纲，你觉得新三届的共同点是什么？
陈章良：
刚才已经说了一个时代的机遇，像我们从事的行业，10年没有招生，其实中国的文化界是很需要一些新鲜血液能改变一些过去的状况。在停滞了10年以后，这批人冒上来以后，社会本身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像我从事的领域，或者其他人从事的领域，各个方面不一样，正好这个社会需要了我们这批人，然后我们这批人就应运而生，所以时代给予的机会确实是很重要。当然，同自己的努力也是很分不开的。从刚才的照片中也看到我们这批也有很多人，有的人当时进去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出色，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冒出来的人也不是很多，我们有一大批本来很有才能的同学也有消失的。时代需要、国家给了这个机会加上自己的努力。
主持人：
你们两个都谈到了一个很重要关健词，就是机遇。
陈章良：
机遇跟努力两方面。
主持人：
当然没有机遇的话再努力也没有用，机遇是第一位的，所以你们对抓住机会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可以说正是因为你们抓住了机遇，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所以最终成就了你们现在的一些成绩。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知识改变命运”，那么，你们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是改变在高考这一次呢，还是改变在上了大学以后又学到了知识？是哪个阶段改变了？
陈章良：
对我来说，今天能够走到这一步，第一，高考在我生命中是最大的转折，这是一个转折。第二，机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77、78的同学1982年毕业，在1981年的时候突然间明白，我们居然不光有机会上大学，还有机会出国，中国决定打开国门，让这一批应届毕业的可以出国去留学，那个机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踏入科学的殿堂从此开始，应该说出国是个机遇，一个是高考，一个是学校的学习。
主持人：
高考是一扇大门，打开这个大门以后，视野就突然开阔了，然后目标也就明确了，机会就更多了。小纲，你自己的感觉呢？从搞艺术这个角度来看？
叶小纲：
当时学音乐的基础，大家知道中国的艺术教育还是相对薄弱的，所以上大学对于一个从事搞艺术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这次高考，我不可能有这一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高考，从此打开自己的眼界，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搞这个行当总要有这个行当的本事，如果你不进这个大学这个本事是永远学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工作，应该说高考是首先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高考，可能没有我们这一大批学生的今天，就是整个中国音乐人的今天。
主持人：
结合今天的主题，我们在新浪网上也做了一些一些调查，这两个调查对你们来说都非常切合你们的身份，一个是问你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父亲的职业是什么？选项中选农民的占4.75%，章良是最符合这个；还有个产业工人是占14.32%，教师占8.77%。但是这个告诉我们，实际上很多是农民的子弟在参加高考。还有一个调查问题，当年你除了参加高考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两个选择，有和没有。说没有的是70.55%，就是除了参加高考没有任何的出路，可以理解，高考当时对大家来说是多少的重要。
叶小纲：
对于我来说就是100%。
主持人：
好，关于高考这个话题可以说要聊起来是太多太多了，今天两位给我们讲述了你们参加高考的一些最深的记忆，和我们一起分享，非常感谢你们二位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今天的《今日关注》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制片人 ： 张立勇
总策划： 杨继红 杨修雯
策 划 朱同合
编 辑 杨修雯 闫 敏
监 制 王未来
（来源：央视《今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