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家建设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对海归人士也开始越来越重视。2007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通过了任命万钢和陈竺分别担任科技部和卫生部部长，就是很好的迹象。目前，回国的海归已有几十万人之多，其中有许多中国急需的国际化人才，这对于中国正在迅速提升的国际地位，加强中国对外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方面的交往，提高国家政府官员的效率和执政能力，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海归也应逐步摆脱以往对政治的冷淡心态，与国内各路精英一起，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的推荐与招聘，身边的社会公共事务，并还可以以参政议政的形式，为国家、社区和大众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 海归从政历史回顾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海归人士都在中国历届政府各个部门和机构中发挥了积极的和突出的作用。由于历史的机缘，民国时期海归群体在政界可谓叱咤风云；新中国成立后，海归从政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海归群体在参政议政的渠道、内容与形式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民国时期海归从政概况

    在孙中山先生组建的临时内阁中，归国留学生在9个部的18名部长、副部长中占了15个席位。从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41.93%、51.37%的人为海归出身；其中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归国留学人员。

    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先后归国服务于外交界。据1935年版的《中国外交年鉴》[1]记载，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约占85%。据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2]中，共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有留学经历的占了88位，占44.4%，包括蒋介石本人、宋氏姐妹，以及在民国时期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也多为归国留学生担任，像孔祥熙、宋子文等。

   留学生对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留学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诞生，也同海归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归国留学生，占2/3大多数。[3]

新中国海归从政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42 人，也占2/3大多数。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时称毛刘周朱陈林邓的7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全部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中，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他后来在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和他在法国勤工俭学五年的国际化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前苏联，包括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省市负责人中留苏(东欧)学生如钱其琛、邹家骅等也有相当数量。

   上世纪50年代的留学运动和历次留学运动都有所不同，当时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总共1.8万留学生包括教育部门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派出的近万名外，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和共青团中央派出的人员，以及“一五”期间工业部门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派出的7800人，后者专门在苏联、东欧的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新中国全面建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留学生群体去向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北美成为留学人才的主要聚居地。同时，这代留学生中，国家公派只占少部分，绝大多数人为自费留学，学科范围远比前四代留学生群体要宽广，涵盖了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领域。

   站在历史的洪流中回望，这批海归归国后的从政情况和民国时期的海归者却颇有些类似：他们大量进入政府系统中的实务部门，如外交、经贸、立法及实业部门等。

   以邓小平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群体启动的改革开放，重启绵延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新一代海归和第一代留美幼童一样，被历史推到这一变革的风口浪尖上。
　　和100年前相比，他们仍然面临相似的任务。但这批海归群体中很多人无疑要幸运得多——在这场改革中，不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还是社会层面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获得拥有发挥平生所学的舞台。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逐渐完善，这批海归也功不可没。

二  国际上海归从政现象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根本目的，是希冀他们学成归来，把所学知识和本领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但资料显示，中国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从参与的领域来看，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归”人士有的高达85%以上，从政的“海归”在官员中的比例显然无法同日而语。

   不论是同日韩等东亚近邻国家或中国历史比较，当前中国“海归” 官员还是少数。据统计，在世界担任国家元首的，有留学经历者达到95人，超过50%，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4]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即使在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中，许多领导人由海归担任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大家知道的有日本前首相小泉曾留学英国，刚卸任的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现任总理李显龙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现任特首曾荫权留学哈佛，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前政务司长梁锦松也都是留学出身；澳门特首何厚铧，留学加拿大约克大学；台湾的前行政院长连战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台湾省前省长宋楚瑜也在美留学，前台北市长马英九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等。

   据《亚洲周刊》报道，在台湾地区的重要政治人物中，至少有8成以上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5]如今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界许多挑大梁的精英，拥有海外高等学历者占很大比例。中国台湾省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也得力于一大批留美归来的专业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人才。

   海归人士在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崛起和科技挺进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小柴昌俊教授在内，日本多名诺贝尔奖折桂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归派，日本著名的战略管理大师大潜研一，也是知名的海归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博士。

   对于一个崛起的国家而言，政府的管理能力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国际化转型和与世界接轨的速度与质量。因此，政府部门也是最需要海归人才的地方。

三 海归从政现状及分析

   跨入新世纪后，则是新海归官员渐担重任的时候。

   自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坛新老交替逐步顺利进行。人们在热切关注两代领导集体权力交接的同时，不应该忽略政坛的另一种代际更替：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及东欧的海归群体退隐，改革开放后负笈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体悄然登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有一些这一阶段出国留学和进修的海归回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留学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体和老一代留学生群体相比，留学背景有许多不同。据有关不完全统计，在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人中间，有不少人具有海归背景。[6]

新时期海归从政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海归群体中的少数人已经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进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79年到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液压气动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1981年至198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前市长徐匡迪，1982年到1985年间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留学并在瑞典斯堪的纳维亚·兰塞尔公司工作进修。国务委员陈至立，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曾在美国短期留学等。

    从省部级官员来说有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 曾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学习，教育部长周济，留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技部长万钢，留学德国，前科技部长徐冠华，留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卫生部长陈竺，留学法国，前商务部部长吕福源，留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留学朝鲜金日成大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有在美国修学的经历；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留学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等。

    在副部级的官员中，也有一批留学回国的海归。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留学美国西北大学；前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留学法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曾在加拿大进修；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留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商务部前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外经贸部原副部长张祥，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留学莫桑比克马普托大学；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留学伦敦经济学院；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王光亚也留学伦敦经济学院；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留学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留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留学美国布法罗大学；水利部副部长矫勇，留学英国博士；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留学联邦德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留学英国巴斯大学等。当然，由于资料不全，这里引用的只是一部分。

   海归参与政府高层职务

    虽然不少海归进入中国党政组织担任重要职务，但是目前中国高层领导中的海归人数总体上看还是很少，和国际上特别是和亚洲许多国家相比还是少数。据美国汉密尔顿大学(Hamilton College)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见图表9-1、9-2），在中国10届人大这届政府行政部门中，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581名，其中有海归背景的只有48名，比例只有8.2%。在中共十六大35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海归背景的只有6.2%，这和韩国、日本、东南亚以及港澳台地区政府内阁成员中海归占相当大的比例差距还很大，这显然还不是十分适应中国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以及充分应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的需要。

图表9-1  2005年中国高层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员比例

图表9-2  2005年中国高层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员比例

备注：1. 部级领导包括部长、副部长以及助理部长。

      2. 省级领导包括省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助理省长。

      3．中共第16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候补委员的履历都是可以查到的。部级以及省级领导的总数仅是能查到履历的人数，不包括无法查到履历的少数一些领导。

资料来源：Cheng Li,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16,p.4.

   当然，李成所统计的政府官员数据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有些统计随着这两年的变化，可能有些过时，不过总的来说，作为海归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从政的一个横断面来看，也不失作为一个参考。

   李成统计出的中国省部级领导有留学背景的在2005年一共为61人。从他们留学国家所占比例来看，前六位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美国仍然占到很大比例，占43.9%，英国占19.7%，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占6.1，加拿大占4.5%。

   在这61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领域方面，理工科仍然占到一半的比例，但也有相当的经管、法律和人文类学科分布，其主要学科分布为：工程科学为50.8%、经济管理为24.6%、社会科学和法律为16.4%和人文科学为8.6%。

  从任职单位地理分布来看：沿海有50人，占82.0%；中部4人，占6.6%；西部7人，占11.5%。其中仅北京就有36人，占59%。

  从所从事的职责所在的领域来看：科技方面14人，占23%；教育方面8人，占16.4%；工业发展方面8人，占13.1%；财政和对外贸易方面各占9.8%，而法律事务和农业发展方面，只有3.3%和1.6%。[7]

   根据上述研究，李成指出：“中国的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直接关系到中国是否会形成一个更负责任，更有代表性，多元化的机构。现在海归派从政人数的比率很低，不利于中国多元社会的形成。”[8]

   因此，对于迫切希望走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发展路线的中国来说，进一步拓展专家治国的内涵及外延，吸纳更多的海归从政，无疑为国家的创新发展甚至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在高层决策层面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国际化人才支持,如在2007年升为科技部长的万钢，曾在德国留学定居16年，做过跨国公司经理，新上任的卫生部长陈竺留学法国，是一位无党派人士。

    “海归从政一百年前就有，从洋务运动开始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一位学者说，“此后逐渐出现文官政府遴选高级官员的不成文‘传统’，现在惊呼“海归”，只说明历史传承突然中断，一旦接续，人们一时不适。不是海归回来，而是‘历史’回来了。” [9]

   海外研究中国大陆政治的学者认为，在西方国家留学过的“海归派”，开始在大陆政治经济舞台崛起，正逐渐影响大陆未来的政经形势，成为大陆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手。而且随着更多留学人员在政府机关晋升司局级干部和部级干部，以及在中、外资企业任要职的海归派越来越多，在与本土文化与官场文化逐渐融合后，这股强大的冲击力不可忽视，将会带来中国政坛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