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 娜-阿倫特是20世紀最為著名的哲學家之一。她1906年出生於德國漢諾威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 1933年,因參加德國猶太復國主義的秘密活動而被捕,其後逃亡到法國,繼而於1941年流亡美國。阿倫特在法國期間,曾經於1940年被囚禁於居爾集中 營,所幸得以出逃,免於其後開始的種族大清洗。身為德國猶太人,阿倫特思考着滅絕人寰的針對猶太人所進行的大屠殺的根源。1961年,當她聽說以色列政府 派出摩薩德特工,從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戰犯阿道夫·艾希曼,將他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時,就主動向《紐約客》請纓,要求深入報道這一審判,並在1962年,發 表了基於這一審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一書。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次世界大戰上臭名昭著的戰犯。他的官階不高,只是黨衛隊中校,但是他曾經擔任過德國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長,是猶太種族 大清洗的前線指揮官。艾希曼是第三帝國的“猶太人問題專家”,1941年,他接受黨衛隊情報部首腦萊茵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令,負責執行旨在徹底消滅猶太人 的“最終方案”。艾希曼開始組織運送整個歐洲的猶太人,將他們收容到死亡營,進行集體屠殺。在他的監督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屠殺生產線創造了令人望而生畏 的記錄:每天殺害一萬兩千人。到二戰結束,共有五百八十萬猶太人因“最後方案”而喪生。為此,艾希曼又被稱為“死刑執行人”。
在人們的想象中,像艾希曼這樣的戰犯,一定是十惡不赦的魔鬼。但阿倫特卻發現,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來相當平庸。他個子不高,帶着眼鏡,外貌普通。 他為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連狡猾都算不上,無法流暢地為自己實施辯護。他重視權勢,從來不會忘記用頭銜來呼喚檢察官。與其說艾希曼是個與生俱來的 惡魔,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個辦公室里履行業務的官吏。而他也確實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自己的行為——發出對猶太人進行清洗的指令的人並不是他,他只是遵照這 樣的指令,保證這一指令能夠得到高效實施。按照艾希曼的原話,“我本人對猶太人並沒有仇恨”。他甚至看到了猶太人的屍體,都會因恐懼而嘔吐。他殘殺猶太 人,除了為了升職,有着強烈的出人頭地的願望以外,看不出其它的動機。
阿倫特指出,艾希曼不是惡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體現出的是平庸的惡。這種惡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將人變成複雜管理機器上的一個個 齒輪,人被非人化了。在像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這樣的極權社會中,人們對權威採取了服從的態度,用權威的判斷代替自己的判斷,平庸到了喪失了獨立思想的能 力,無法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本質和意義。
阿倫特平庸的惡的觀點,解釋了為什麼在德國第三帝國時期,那麼多的德國人成為了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參與者。統計數據顯示,在二戰期間,共有八百五十萬德國 人成為納粹黨員,一千五百萬名德國人加入納粹軍隊。這些德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許富有人性,是家裡的好父親、好母親。在工作中,是好職員,敬業認真。然 而,當他們參與到納粹軍隊之後,卻因為服從意識,在屠殺猶太人的問題上表現出了特殊的殘忍和冷漠。《朗讀者》的漢娜在二戰期間的行為,也可以歸結於這一范 疇。
漢娜是個典型的普通人。她出身一般,是個文盲,在裹挾下參加了黨衛隊,被分配做了女牢的看守。根據歷史學家的統計,當時在德國各大集中營工作的女看守,一 共有三千多人。她們大多數來自社會中下層階級,而漢娜也是其中一員。漢娜先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轉到了克拉科夫附近的一個小型集中營。從 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娜並不是個冷血的人。就像作者施林克在接受我國譯林出版社的採訪中所說的,“人不因為曾做罪惡的事而完全是惡魔”。初次遇到米 夏,米夏因為得了黃疸而在路邊劇烈嘔吐,漢娜和他素昧平生,主動上前,幫助米夏清洗,給米夏以照顧。即便是在監獄當看守,她對身體較為柔弱的女囚犯也能夠 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關心,為了讓她們走向死亡的路不那麼艱難,她為她們減輕勞動量,讓她們吃得好一些,住得舒適一些。然而,她所在的集中營,每月需要 向奧斯維辛集中營輸送六十名囚犯,以接納新來的囚犯。她的職責之一就是從自己管轄的犯人中挑出合適的人選。她當然知道,將這些人送往奧斯維辛,就是將她們 推向死亡。當法官詢問她是否知道自己行為的意義,她給出的答案是“當然知曉,但是新人要來,老人要給騰出地方”。
除此以外,漢娜還親自參與了造就一場致使數百猶太人喪生的慘劇。戰爭末期,在囚犯轉移過程中,漢娜等看守帶領數百名囚犯西行,夜間在一家教堂過夜。半夜遭 遇轟炸,教堂着火,只有打開大門,犯人們才能逃生。可是猶太囚犯人多,看守人少,大門一開,看守們便無法實施對犯人的有效管理,犯人勢必出逃。因此漢娜和 其他看守聽任數百名囚犯全部被活活燒死,只有一對倖存的母女得以僥倖逃生。在漢娜看來,不讓猶太人逃走,這是她的職責所在:“我們就是不能讓她們給跑了! 我們對她們有責任。”
在《朗讀者》中,漢娜面對指控,曾經兩度詢問法官:“要是您的話,您會怎麼做?”面對漢娜的詰問,法官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的確,《朗讀者》中的漢 娜,面對着的是一個倫理難題——一邊是服從,一邊是個人的價值判斷,在當時的情況下,每一個身臨其境的人一定都會體會到抉擇的艱難。
然而,抉擇艱難,並不等於應該放棄抉擇。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清晰地指出,雖然艾希曼的惡是平庸的惡,我們甚至可以要求體制來擔負一部分責任,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艾希曼本人無罪。艾希曼用接受上級命令來替代個人的道德判斷,放棄思考,拒絕正視自己行為的意義,他必須為自己行為帶來的後果負責任。 阿倫特認為,無論在什麼樣的體制面前,人們始終應該堅持辨別善惡的能力,堅持傾聽內心的道德律令。平庸的惡,依然是惡,它所帶來的傷害,並不亞於極端的 惡,甚至還會造成更為巨大的破壞力。
--轉自:《縱覽中國》,2010-02-23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5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