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一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北京大屠杀，从我们身边夺去了203位亲人的生命，至今尚有更多的死难者我们没有找到，他（她）们不为外界知晓，下落不明。然而， 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共集团对它一手制造的“六四”血案讳莫如深，好像当年未曾发生过似的。时间能淡化记忆，难道也能消弥事实吗？

当年那场大屠杀过后，迫于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之声，邓小平、江泽民对于来访的一些外国友人曾做出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会公布死亡名单和死亡人数。但是中共当 局向来不讲诚信，说出来的话不算数，他们只考量利弊得失。 从邓、江做出承诺后，国内民众和世界人民、受难亲属密切关注中共的后续行动。但是从那一刻起，一届又一届的政府再也没有人敢于提及这个名单和数字，有关 “六四”惨案的全部资料包括死难者和伤残者的资料也就统统成为国家的绝密档案。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这些承受了巨大痛苦煎熬的受难亲属，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寻访死难者和伤残者的路程。母亲们不怕当局的威胁、打压，不怕当局的谣言、 中伤，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样，一个一个地寻找，一点一点地落实，以巨大的毅力戳穿了当局的欺骗和谎言，以至于获得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中共权贵集团向来奉行这样的潜规则：谎言重复千百遍即成为事实；哪怕是众目睽睽的事，如果人人“知其白，守其黑”，久而久之，则如黯然无所见。中共权势者 长期以来搞“强迫遗忘”，不准提及有关“六四”的一切，以至于一些80、90后的年少者竟不相信二十一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过一场灭绝人性的杀戮，即使偶有 耳闻，也是瞠乎其后。中共当局自以为得计，以为这样做，就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把“六四”推向遥远历史年代的机会，甚至可以把“六四”这笔血债远远地甩开。 然而，我们从1993年6月最早公布的16位死难者起，到后来的96位，155位，186位，196位，直至今天的203 位，这一个一个都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啊！可是霎那间他们都一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却都赫然在目，谁能掩盖得了，谁能抹杀得 了?！二十一年前的大屠杀铁板钉钉，无可逃遁。现如今中共权势者营造了光怪陆离的“和谐世界”，如果你们尚存的一点良心未泯，那么在度过了白天的喧嚣之 后，剩下来的定会是无边无沿的恐惧！长时间滞留不去的恐惧！

在1995年5月，我们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受难者母亲向全国人大提出了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基础。这就是：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 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的刑责。我们的声音你们听到了，但你们不敢回 答。我们年年重申这三项要求，如今过去十五年了，你们依然不敢回答。我们不怕你们沉默，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就不会放弃！

我们于1999年组成了20人的对话团，要求就“六四”问题与政府当局进行平等的、有诚意的对话。我们的声音你们也听到了，但你们还是不敢回答。以后我们年年要求对话，你们年年不敢回应。我们不怕你们沉默，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就不会放弃！

“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动用法律程序，把“六四”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李鹏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次检察院虽然接下了我们送去的起诉书，但是十年过去了，又是杳无音讯，尽管我们屡屡催问，仍然没有任何答复。请问，难道李鹏就能置身法律之外？难道他就有权免于起诉？

2001年，我们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的话》。母亲们向所有关心国是、真诚地以民族前途为念的海内外同胞宣布：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 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 担。

这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形成以来第一次在观念、诉求方面的重大调整，即：我们是公民，而不是怨民！我们必须放弃中国历史上“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抗争；作为一个有着尊严与自信的公民，我们应该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2006－－2008这两年，我们对于自身的理念和诉求再一次进行深刻的审视。我们作出决定：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 的问题－－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这是又一次对先前遵循的理念做出的必要而有 限度的调整。我们从血泪和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 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 反复宣示的所谓“科学发展观”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 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 决。

为此，我们于2009年就此问题提请政府拿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我们注意到，今天的世界潮流是对话代替对抗。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上主张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 分歧与争端，那么我们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当局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分歧与争端。如果能在“六四”问题上，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 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一分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

这就是我们解决“六四”问题的理念和主张。我们的声音中共当局也应该听到了，但还是没有回答。请问，你们究竟是不敢回答，还是无法回答？面对我们这群经受了二十一年痛苦磨难的年迈母亲，你们应该作出一个回答。难道你们真想把我们全部拖死、拖垮，以致自然消失吗？

十多年来，你们动辄就在各家难属门口站岗、放哨，平日里你们跟踪、盯稍、窃听电话和手机、干扰电脑通讯、偷拆没收信件，已成为家常便饭，甚至任意羁押、拘 捕、抄家、冻结捐款、剥夺难属的行动自由。你们还动用警车追赶到离京百里以外的远郊去对难属实施监控。去年“六四”前夕在京的母亲们聚集在难属家里，相依 为伴默默祭奠亲人的亡灵，也遭到横加干涉，更为恶劣的是其中有些难属还被禁止参加祭奠，有些难属想在亲人倒下的时间、地点默默洒酒祭奠也遭禁止。“六四” 二十周年前后，在每年的公开信上签名的各家难属几乎都遭到警方的严密监控。居然连身患绝症的病人、坐着轮椅度过余生的瘫痪者、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都不放 过。

凡此种种有悖天理人伦的恶行实令人发 指。相比之下，你们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创建“孔子学院”，提倡孔孟之道；你们说起话来三句不离“和谐社会”；当你们用“以人为本”、“珍爱生命”之类的说 辞到处游说的时候，难道你们就没有听到二十一年前那批死难者在九泉之下的咆哮和怒吼吗？难道你们就没有听到二十一年来“六四”受难母亲在旷野上的呐喊吗？

祈愿我们的亲人至今尚未安息的在天之灵能够早日得到安息！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8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共22人）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06-04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