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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
這幾天打開電視，無論CNN還是福克斯，都有巴黎街頭大騷亂的報導畫面，那種示威者焚燒車輛、砸毀路牌、毆打記者、拆掉行人道石塊向警察投擲、煙火和催淚彈起飛的混亂場面，頗有點法國大革命再現的味道。
這場全國性大示威，工會說有二百萬人參加。它由各種左派政黨發動，籌備會議是在巴黎的共產黨總部進行的。《紐約時報》說，這場示威中，有18％鐵路工人罷工，15％飛機停飛，23％機場員工不上班；法國74所大學，只有24所開課；北部城市Lille的示威者多達百萬。
為什麼一向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會出現這樣的火爆局面？導火索是政府要對福利制度進行改革。這下惹火了吃慣“大鍋飯”的法國人，因而發動大示威，要求取消該法。但其實這場“火山噴發”的底座有深層的經濟、歷史和文化因素的岩漿﹕
全球企業賽跑，法國穿脫鞋
首先是高福利、高稅收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導致法國經濟滯緩，去年的經濟增長率才1.4％，失業率一直在10％左右。法國是典型的福利社會主義國家，資產 國有化比例居七大工業國之首；國營程度越高，越無效率，因公有制已成為失敗的同義詞。經歷共產國家的人，對這點可能感受更深。
法國的各種稅加起來，最高稅率達64％。經濟如此不景氣，偏偏福利又是世界聞名，法國人的付薪假期長達49天（一年有幾個49天？），遭解雇可獲60％工 資，甚至長達五年。那些巴黎街頭示威的年輕人，高喊“要工作，要度假”。連工作還沒有，就要求“度假”，可真是法國式的“浪漫幽默”。
而法國又把每周工時減至35小時，等於企業每周減少4小時產值，使法國公司更難有競爭力。法國企業家抱怨說，“全球企業賽跑，我們法國穿著脫鞋，這沒個贏。”
法國國會通過《首次就業法》，是想鼓勵企業多雇用年輕人，因法國26歲以下青年的失業率高達23％。但在沒有這個法案之前，有多少公司敢雇用年輕人呢？因為不管幹得好壞，就永遠不可解雇。可法國人連個“試用期”也不允許，他們要的是比毛時代中國人更保險的“鐵飯碗”。
連這麼一點改革都無法進行，法國經濟怎麼可能像英美這樣走哈耶克的自由之路？經濟不好，自然怨聲載道。西諺說，“饑餓伴隨怒不可遏”（hunger and anger in the same boat）。
法國氣質是“貓”，美英德是“狗”
其次，它和法國的獨特歷史有關。今天人們探討共產邪惡的發生，其實，所有近代的暴力，都可從法國大革命那裡找到源頭。從電視上看到巴黎年輕人砸路牌，燒車 輛，男的對著電視鏡頭做性動作，女的瘋瘋癲癲擺舞步，更有隨便把人按倒，圍著用腳踢的暴力場面，從中可以想像當年法國大革命的瘋狂和血腥。今天的巴黎街 頭，仍是同樣的mentality（心理狀態） ，這時如果有個薩特和羅伯斯庇爾，煽起一場革命是輕而易舉的。
法國從攻打巴士底獄的暴民革命，到拿破侖的武力殺戮，建立帝國，再到共產主義雛型的巴黎公社，一路充斥反秩序、反傳統，反法治、反道德的革命瘋頭。在這種 “瘋狂”中，人性最原始、丑陋、殘忍的一面，充分大爆發。法國首創流行的斷頭台，是醫生發明的。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中那個凶惡的暴民老太婆更是鮮明的 象徵。這種暴民政治，甚至比任何專制都可怕。就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樣，是最無法無天的殘酷時代（可今天還有人歌頌有個人民文革，是前造反派們要肯定自己 的歷史吧？）
第三，它還和法國的文化有關。《紐約時報》記者波恩斯坦（Nina Bernstein ）曾撰文比較法德兩國的不同氣質，說法國是“娘娘腔”（Sissy），太女氣，而德國太男性，像惡漢（He-Men）。撰寫過外交戰略著作的美國學者米德 （Walter Mead）則把法國氣質定為“貓”，而把美英德定為“狗”。
除了艾菲爾鐵塔，找不到硬的東西
這種比喻不無道理，這從法德向世界出口的名牌就可看出﹕德國出口鋼鐵，厚重結實的奔馳車、BMW等很男性化的東西，而法國的名牌，則很多和女性有關，什麼 法國香水、巴黎時尚服裝、法國紅酒，還有巴黎大餐等。連法國大革命時那個著名的招牌畫，上面也是一個裸露上身的女人（Marianne）手揮三色旗，而不 是英美萬寶路香煙廣告上那種男子漢。
在好萊塢的電影語言中，英美是理性和俠骨柔情集一身的gentlemen（紳士、君子）；德國多是鋼盔、皮靴，充滿征服欲的惡漢；法國就只讓人想到浪漫和 風情萬種。以至有人刻薄地說，法國除了艾菲爾鐵塔，找不到硬的東西。在巴黎鬧事的人中，可以看到不少男人，留著女式長髮，或扎個馬尾巴，從後面看，根本分 不出男女，好像都是Marianne。美國電影批評家哈思凱爾（Molly Haskell）則認為 ，法國「是個勾魂兒的壞女人，要把整個歐洲從我們這邊誘惑走。其他的也許是好男人，只是被這個陰險的壞女人帶歪了。”
“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女人
法國的這種女氣，導致她不時地神經質，情緒化，感情用事，甚至歇斯底里。從法國大革命，到六八年薩特領著學生在巴黎造反（要學習中國紅衛兵），以至今天那 些鬧事的瘋癲大學生，都讓人感到那種神經質。當年八十多歲高齡的托爾斯泰硬是離家出走，最後死在一個小車站，不是怕沙皇，也不是預感的共產主義，而是逃避 他那神經質的妻子索尼婭。連寫出《安娜．卡列尼娜》、洞悉男女心理的偉大文豪，也無法應付“一哭二鬧三上吊”的神經質女人（在托翁家裡，只有戰爭，沒有和 平），可想而知，這個世界有個國家神經質，該多可怕！真正的法國男人，不知道往哪逃？
最後一個原因，是法國人被社會主義大鍋飯養得越來越懶惰。個人不對自己負責，好逸惡勞，都想吃福利、吃政府（政府只好高稅收），吃勤勞致富的人。根據「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法國人平均每年工作1441個小時，而英國是1661小時，美國人則是1824小時，即每個美國人比法國人每年多工 作383個小時（48天！）。
法國的現狀，其總理德維爾潘最有代表性，他最崇拜的拿破侖。在當外長時，這位浪漫詩人的辦公室裡掛的不是法國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雨果的像，而是拿破侖大帝的畫像。他對《紐約時報》說，“沒有一天它不在提醒我，拓展這種法國的雄心。”
在法國神經質的女氣中，加上拿破侖的征服欲，那麼法國人心裡只能是醞釀更多的不安、怨恨和暴怒的岩漿，甚至恐怖，世界就等著看它的下一次“噴發”吧……
2006年4月6日於紐約（原載《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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