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虽然在中国大陆不能评刘晓波获奖，但海外的评论却不少，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出来就刘晓波获奖接受采访，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也出来接受法国电台、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谈到刘晓波获奖会带来民主运动的分裂，魏京生认为“这种分裂一直就有，从一开始就有。中国的民运人士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也有不同的思想。所以民运一 开始就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不一致的运动。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魏京生还提到一些中国人反对刘晓波获奖，他没有在反对的信上签名，但话里话外，魏京生表示出并不支持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海外民运应该开始于六四以后，许多民运人士流亡到海外，一些民运人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仍然滞留在国内，后来许多人也出国，其中，包括魏京生因健康的原因 获释，并被送到美国。魏京生所说的分裂应该包括所谓反抗派与妥协派的分裂，魏京生称自己是彻底的反抗派，要推翻共产党的专制，而刘晓波就代表的是妥协派， 或者与政府的合作派。魏京生说，刘晓波要与政府合作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魏京生给中国民运指出了仅仅可能的两条道路，一是国际国内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最终 导致中国和平演变；二是困苦无依的老百姓最终造反，导致大乱（大乱后就实现民主了吗？但魏京生只说到“导致大乱”）。魏京生并指出，他要站在老百姓反抗的 一边，就是杨佳那样的犯罪杀人（进到派出所杀了几名警察），他也是不会反对的，他非常反感刘晓波等谴责杨佳的杀人行为。

应该说，反抗派与妥协派是中国民运内部的一种分裂，但中国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还经历过另外一种分裂，一批民运人士离开海外民运的阵营，那样的分裂比所谓 的反抗派与妥协派更值得注意，而那一批离开民运的人士，他们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包括民主运动）远远大于魏京生、王丹、刘晓波等民运人士。我所说的分 裂，就是那一大批归信基督，并愿意为上帝所用的前民运人士，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远志明、张伯笠、熊炎等。更重要的是，远志明、张伯笠、熊炎等的影响不在于 他们自身，而在于他们所处的群体，即海内外的华人基督徒群体对社会的影响。

如果远志明今天仍然没有离开民运阵营，他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做“研究”，在刘晓波获奖后出来说说道道，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但今天的远志明在北美以及海 外其他国家做布道会，在远志明 的布道会上，许多人受上帝的呼召，成为基督的门徒，灵魂得救，生命发生改变。此外，远志明出书，他领导下的音像出版社推出过数部音像制品，其中包括《神 州》、《十字架》等，如果今天的远志明仍然是民运斗士，出版几本民运专著，其影响远比不上《神州》、《十字架》等作品。最近，远志明又推出纪录片新作《彼 岸》（http://www.chinasoul.org），讲述海外华人基督徒的故事，可以预见的是，这部电视纪录片必然在海内外华人社会引起巨大的反 响。作为民主人士的远志明对比牧师的远志明，后者对人的灵魂、人的生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远远超过前者，而人的生命观、世界观的改变终将给社会带去本质性 的变革。

无需置疑，魏京生、刘晓波对中国民主进程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对中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影响却是有限。魏京生是争取民主的先锋，但现在的魏京生已经被自己边缘 化了，他居然不反对杨佳犯罪那样的“反抗”。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件好事，但也不要夸大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和影响，诺贝尔奖委员会也就是一个民间的组 织，诺贝尔奖虽然名气不小，有不小的象征意义，我祝贺刘晓波获奖，但坦率地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在有一点上，我同意魏京生的看法。如今的西方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基本上就放弃了对中国政府施压，作为西方最大的国家，美国应该最有能力对中国施压，但美 国所欠中国万亿美元的债务已经套住了美国政府，西方国家也看上中国巨大的市场，他们更多地考虑经济上的利益，人权、民主的问题，西方国家也会提提，但大多 都是说说而已，行不成实质性的压力。西方更重视的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可以说民主化世界是西方的一种理念，但却不是西方所注重的实务， 美国与独裁的沙特阿拉伯保持了几十年的密切关系，从来没有要去民主化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建立起民主制度是一件好事，但那也是一个副产品。普林斯顿教授 G. John Ikenberry在2008年发表了文章，题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Ikenberry指出，西方国家当心崛起的中国要试图改变国际次序，由此 造成国际权力转移上的冲突。Ikenberry也许不知的是，在将来，世界上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更适合接受美国转移的权力，并且会是和平的权力转移。

此外，国际的压力更可能变成国内民族主义的动力，那是一股政府可以利用的巨大的力量。魏京生更多地把希望都寄托在国内的压力，他说刘晓波的妥协是“引导人 们放弃压力，和不讲理的暴政‘良性互动’，向专制政府乞求政治改革，就等于放弃了和平演变的机会。”魏京生对国际压力的认识没错，但他寄希望于国内压力却 也是不切合实际。没错，国内的许多问题对中国政府有不小的压力，但对于那些国内问题，政府都可以做技术上的处理，对其进行减压，政府可以多给一些福利，去 缓解民生问题的恶化。不象美国政府欠了一身的债，中国政府是有钱的政府，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推行更多的福利政策，那样的政策可以做到减压。此外，中国政府 也可以视情况惩治一些腐败，那也可以减压，中国还可以在基层一级加大一些民主的成分，那样也可以减压。还有，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所创造的财富让太多的 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那样的利益集团以及既得利益个人也会帮助政府减压。当然，在必要的时候，政府还可以通过强硬手段减压。因此，国内的压力可以迫使政府 改变一些政策，增加一些民主的成分，但不会成为建立真正民主制度的主要动力。应该说，海内外民主运动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积极的影响，但带来的改变都只能 局限在技术和细节上的改变。

我相信，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主导中国变革的进程。没错，当今中国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缺乏言论自由的空间、腐败严重等等，但今天物欲横飞、金钱至上、缺 乏公义和平等的中国，从根本上缺乏的是信仰与文化的根基以及一个可以支撑民主制度和社会公义的价值观体系，包括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无疑来源基 督教的核心之一，即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人的基本权利都是来自上帝，并非是由一个群体给予另一个群体，也不是政府施恩给公民。需要说明的是， 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直接和终结目标并非是去改变中国社会、成就中国的民主制度，基督徒主要的责任是传播福音、传播上帝的爱、捍卫基督的信仰，帮助更多的人 灵魂得救，因为神的国度不在地上。在间接之下，当基督教世界观与人生观成为社会的文化主流，也就为现代的民主社会打下基础。我还相信，在将来中国会出现英 国议员William Wilberforce似的制度内的改革派。William Wilberforce是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在成为福音派的基督徒后，不能容忍对黑奴不平等的对待，在英国的政治体制内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最终，在 英国议会通过法律禁止贩卖黑奴。同样的，将来的中国，在体制内也会有大批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期待会有一批William Wilberforce那样的人物出现，他们将是中国制度转型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完全有可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有几百年的残酷迫害，但最终基督教改变了罗马帝国，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会同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打造出 西方文明，基督教文化走为一个来自中东的东方文化成就了东西方文化的贯穿。三百多年前，五月花船载着欧洲的清教徒来到美国这块落后的土地，清教徒们是为了 逃避宗教迫害才来到美国，他们不是要在这块土地上建立最大的民主国家、最富有的国家、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但最终美国却成为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最大的民主 国家。一百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他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社会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对美国民主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世纪九 十年代，东欧国家能从前苏联的铁蹄下挣脱、实现民主制度的转型，教会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可以看到一些反面的例子，比如，民主制度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印度。印度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印度仍然有几亿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下，但是， 印度的富翁却不少，印度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也是名利前茅。为什么同样是民主制度，印度就与西方发达国家有那么大的区别？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印度的文化和宗 教，在印度文化与印度教之下，人根本就不平等，穷人的受穷就是上辈子带来的报应，因此不能去帮助穷人。在印度，有百分之二左右的基督徒，那些印度的基督徒 在自己的国家遭受到极大的迫害，一些极端的印度教恐怖分子焚烧基督教的教堂，还杀害基督徒，一些印度地方的警察局包庇犯罪分子。作为宗教信仰上的少数群 体，基督徒在印度没有平等的宗教自由之权利，反而受到严重的歧视和迫害。在这样的文化与宗教信仰的环境之下，即便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所有的国人也不能享受 到平等的权利，国家也处在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印度的民主制度比专制的制度还差，而是说由于宗教和文化上的捆绑，让民主制度大大打了折 扣。历史证明，在基督教信仰、文化、价值观的体系之下，民主制度才会给社会带来最多的公义和慈善。

今天的西方已经进入到后基督教的时代，在迈向后基督教时代的路上，西欧国家走得更快，美国滞后一些，但也已经开始后基督教时代。并非是巧合，西方进入后基 督教时代之时，也是西方衰退的开始，因为离开上帝注定了西方没落。在西方背离上帝的时候，基督教就开始转向东方。中国从两个方面需要信仰与文化的重建和更 新，一是革命所带来信仰真空和文化破碎；二是经济发展以及财富剧增对信仰和文化基础更迫切的需要。正如刘同苏牧师所说，两千年前，东方兴起的基督教穿透西 方，彻底改造了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文化的贯通，同样的，二十一世纪，看似从西方走来的基督教信仰将在中国全面兴起，数以 亿计的中国人将成为基督的门徒，在基督里有生命的改变，用从基督那里来的无条件的爱去融化中国社会的冰寒，去改变社会的不公，从而基督信仰将从根本上在改 变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体系，完成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东西方文化贯通，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体制也是水到渠成。届时，作为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也将实 现大国的真正崛起，去改变世界以及世界的进程，那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上帝拯救中国的宏伟计划。

因此，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为帮助建立起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海外华人基督徒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传播基督的福音，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归向基督，在基督里有生命 的改变，在中国社会去传递不求回报的上帝的爱。我们相信，主导中国未来的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任何组织或机构，主导中国未来的是那主持公义和施予大爱的上 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