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雖然在中國大陸不能評劉曉波獲獎,但海外的評論卻不少,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出來就劉曉波獲獎接受採訪,著名的中國民運人士魏京生也出來接受法國電台、美國之音的採訪。
在談到劉曉波獲獎會帶來民主運動的分裂,魏京生認為“這種分裂一直就有,從一開始就有。中國的民運人士來自於不同的社會背景,也有不同的思想。所以民運一 開始就是一個思想和行為不一致的運動。不是從現在開始的。” 魏京生還提到一些中國人反對劉曉波獲獎,他沒有在反對的信上簽名,但話里話外,魏京生表示出並不支持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海外民運應該開始於六四以後,許多民運人士流亡到海外,一些民運人士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仍然滯留在國內,後來許多人也出國,其中,包括魏京生因健康的原因 獲釋,並被送到美國。魏京生所說的分裂應該包括所謂反抗派與妥協派的分裂,魏京生稱自己是徹底的反抗派,要推翻共產黨的專制,而劉曉波就代表的是妥協派, 或者與政府的合作派。魏京生說,劉曉波要與政府合作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魏京生給中國民運指出了僅僅可能的兩條道路,一是國際國內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最終 導致中國和平演變;二是困苦無依的老百姓最終造反,導致大亂(大亂後就實現民主了嗎?但魏京生只說到“導致大亂”)。魏京生並指出,他要站在老百姓反抗的 一邊,就是楊佳那樣的犯罪殺人(進到派出所殺了幾名警察),他也是不會反對的,他非常反感劉曉波等譴責楊佳的殺人行為。
應該說,反抗派與妥協派是中國民運內部的一種分裂,但中國民運,尤其是海外民運還經歷過另外一種分裂,一批民運人士離開海外民運的陣營,那樣的分裂比所謂 的反抗派與妥協派更值得注意,而那一批離開民運的人士,他們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包括民主運動)遠遠大於魏京生、王丹、劉曉波等民運人士。我所說的分 裂,就是那一大批歸信基督,並願意為上帝所用的前民運人士,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遠志明、張伯笠、熊炎等。更重要的是,遠志明、張伯笠、熊炎等的影響不在於 他們自身,而在於他們所處的群體,即海內外的華人基督徒群體對社會的影響。
如果遠志明今天仍然沒有離開民運陣營,他也就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做“研究”,在劉曉波獲獎後出來說說道道,談一些個人的看法。但今天的遠志明在北美以及海 外其他國家做布道會,在遠志明 的布道會上,許多人受上帝的呼召,成為基督的門徒,靈魂得救,生命發生改變。此外,遠志明出書,他領導下的音像出版社推出過數部音像製品,其中包括《神 州》、《十字架》等,如果今天的遠志明仍然是民運鬥士,出版幾本民運專著,其影響遠比不上《神州》、《十字架》等作品。最近,遠志明又推出紀錄片新作《彼 岸》(http://www.chinasoul.org),講述海外華人基督徒的故事,可以預見的是,這部電視紀錄片必然在海內外華人社會引起巨大的反 響。作為民主人士的遠志明對比牧師的遠志明,後者對人的靈魂、人的生命、人的世界觀的影響遠遠超過前者,而人的生命觀、世界觀的改變終將給社會帶去本質性 的變革。
無需置疑,魏京生、劉曉波對中國民主進程有一定的貢獻,但他們對中國民主制度建立的影響卻是有限。魏京生是爭取民主的先鋒,但現在的魏京生已經被自己邊緣 化了,他居然不反對楊佳犯罪那樣的“反抗”。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件好事,但也不要誇大諾貝爾和平獎的意義和影響,諾貝爾獎委員會也就是一個民間的組 織,諾貝爾獎雖然名氣不小,有不小的象徵意義,我祝賀劉曉波獲獎,但坦率地說,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並無多大的實際意義。
在有一點上,我同意魏京生的看法。如今的西方國家由於自身的原因,基本上就放棄了對中國政府施壓,作為西方最大的國家,美國應該最有能力對中國施壓,但美 國所欠中國萬億美元的債務已經套住了美國政府,西方國家也看上中國巨大的市場,他們更多地考慮經濟上的利益,人權、民主的問題,西方國家也會提提,但大多 都是說說而已,行不成實質性的壓力。西方更重視的是中國作為經濟大國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可以說民主化世界是西方的一種理念,但卻不是西方所注重的實務, 美國與獨裁的沙特阿拉伯保持了幾十年的密切關係,從來沒有要去民主化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建立起民主制度是一件好事,但那也是一個副產品。普林斯頓教授 G. John Ikenberry在2008年發表了文章,題為“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未來”,Ikenberry指出,西方國家當心崛起的中國要試圖改變國際次序,由此 造成國際權力轉移上的衝突。Ikenberry也許不知的是,在將來,世界上有最多基督徒的國家更適合接受美國轉移的權力,並且會是和平的權力轉移。
此外,國際的壓力更可能變成國內民族主義的動力,那是一股政府可以利用的巨大的力量。魏京生更多地把希望都寄托在國內的壓力,他說劉曉波的妥協是“引導人 們放棄壓力,和不講理的暴政‘良性互動’,向專制政府乞求政治改革,就等於放棄了和平演變的機會。”魏京生對國際壓力的認識沒錯,但他寄希望於國內壓力卻 也是不切合實際。沒錯,國內的許多問題對中國政府有不小的壓力,但對於那些國內問題,政府都可以做技術上的處理,對其進行減壓,政府可以多給一些福利,去 緩解民生問題的惡化。不象美國政府欠了一身的債,中國政府是有錢的政府,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推行更多的福利政策,那樣的政策可以做到減壓。此外,中國政府 也可以視情況懲治一些腐敗,那也可以減壓,中國還可以在基層一級加大一些民主的成分,那樣也可以減壓。還有,過去30多年來,中國人所創造的財富讓太多的 人成為了既得利益者,那樣的利益集團以及既得利益個人也會幫助政府減壓。當然,在必要的時候,政府還可以通過強硬手段減壓。因此,國內的壓力可以迫使政府 改變一些政策,增加一些民主的成分,但不會成為建立真正民主制度的主要動力。應該說,海內外民主運動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有積極的影響,但帶來的改變都只能 局限在技術和細節上的改變。
我相信,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將主導中國變革的進程。沒錯,當今中國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缺乏言論自由的空間、腐敗嚴重等等,但今天物慾橫飛、金錢至上、缺 乏公義和平等的中國,從根本上缺乏的是信仰與文化的根基以及一個可以支撐民主制度和社會公義的價值觀體系,包括人人平等的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無疑來源基 督教的核心之一,即每一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人的基本權利都是來自上帝,並非是由一個群體給予另一個群體,也不是政府施恩給公民。需要說明的是, 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直接和終結目標並非是去改變中國社會、成就中國的民主制度,基督徒主要的責任是傳播福音、傳播上帝的愛、捍衛基督的信仰,幫助更多的人 靈魂得救,因為神的國度不在地上。在間接之下,當基督教世界觀與人生觀成為社會的文化主流,也就為現代的民主社會打下基礎。我還相信,在將來中國會出現英 國議員William Wilberforce似的制度內的改革派。William Wilberforce是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在成為福音派的基督徒後,不能容忍對黑奴不平等的對待,在英國的政治體制內進行了幾十年的努力,最終,在 英國議會通過法律禁止販賣黑奴。同樣的,將來的中國,在體制內也會有大批的人成為基督的門徒,期待會有一批William Wilberforce那樣的人物出現,他們將是中國制度轉型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完全有可能起到關鍵的作用。
一千多年前的羅馬帝國對基督教有幾百年的殘酷迫害,但最終基督教改變了羅馬帝國,基督教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會同希臘文化、猶太文化,基督教文化打造出 西方文明,基督教文化走為一個來自中東的東方文化成就了東西方文化的貫穿。三百多年前,五月花船載着歐洲的清教徒來到美國這塊落後的土地,清教徒們是為了 逃避宗教迫害才來到美國,他們不是要在這塊土地上建立最大的民主國家、最富有的國家、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但最終美國卻成為經濟發達、科技先進的最大的民主 國家。一百多年前,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在他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美國社會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對美國民主制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上世紀九 十年代,東歐國家能從前蘇聯的鐵蹄下掙脫、實現民主制度的轉型,教會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還可以看到一些反面的例子,比如,民主制度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印度。印度至今仍然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印度仍然有幾億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下,但是, 印度的富翁卻不少,印度的貧富懸殊在世界也是名利前茅。為什麼同樣是民主制度,印度就與西方發達國家有那麼大的區別?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印度的文化和宗 教,在印度文化與印度教之下,人根本就不平等,窮人的受窮就是上輩子帶來的報應,因此不能去幫助窮人。在印度,有百分之二左右的基督徒,那些印度的基督徒 在自己的國家遭受到極大的迫害,一些極端的印度教恐怖分子焚燒基督教的教堂,還殺害基督徒,一些印度地方的警察局包庇犯罪分子。作為宗教信仰上的少數群 體,基督徒在印度沒有平等的宗教自由之權利,反而受到嚴重的歧視和迫害。在這樣的文化與宗教信仰的環境之下,即便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所有的國人也不能享受 到平等的權利,國家也處在一種難以擺脫的困境。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印度的民主制度比專制的制度還差,而是說由於宗教和文化上的捆綁,讓民主制度大大打了折 扣。歷史證明,在基督教信仰、文化、價值觀的體系之下,民主制度才會給社會帶來最多的公義和慈善。
今天的西方已經進入到後基督教的時代,在邁向後基督教時代的路上,西歐國家走得更快,美國滯後一些,但也已經開始後基督教時代。並非是巧合,西方進入後基 督教時代之時,也是西方衰退的開始,因為離開上帝註定了西方沒落。在西方背離上帝的時候,基督教就開始轉向東方。中國從兩個方面需要信仰與文化的重建和更 新,一是革命所帶來信仰真空和文化破碎;二是經濟發展以及財富劇增對信仰和文化基礎更迫切的需要。正如劉同蘇牧師所說,兩千年前,東方興起的基督教穿透西 方,徹底改造了西方文化和西方社會,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東、西方文化的貫通,同樣的,二十一世紀,看似從西方走來的基督教信仰將在中國全面興起,數以 億計的中國人將成為基督的門徒,在基督里有生命的改變,用從基督那裡來的無條件的愛去融化中國社會的冰寒,去改變社會的不公,從而基督信仰將從根本上在改 變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體系,完成歷史上僅有的第二次東西方文化貫通,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體制也是水到渠成。屆時,作為基督徒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也將實 現大國的真正崛起,去改變世界以及世界的進程,那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上帝拯救中國的宏偉計劃。
因此,為拯救中國人的靈魂,為幫助建立起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海外華人基督徒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傳播基督的福音,幫助更多的中國人歸向基督,在基督里有生命 的改變,在中國社會去傳遞不求回報的上帝的愛。我們相信,主導中國未來的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任何組織或機構,主導中國未來的是那主持公義和施予大愛的上 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