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論是搞了一個德式憲法,還是仿照19世紀倫敦在東京搞了一條紅磚房大街,抑或是在京都有着大量“唐宋遺風”,這都是試圖融入當時世界的一種表面化舉措,或許這些東西已經在日本文化里紮根很深,但都要明白,這並不是日本真正的內核。日本的內核或許必須用漢字來書寫,用西式概念來表達,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固執地“做自己”。
作者:蕭西之水 2019-03-05 03:21:08 發表評論 [0] 推薦本文 正體
耳邊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話:日本我最喜歡京都,那裡保留着中國的唐朝遺風。
殊不知,京都歷經天災與戰亂,絕大部分建築都是燒了再修,修了又燒,直到承平的17世紀才逐步重建而成。由於失去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地位,從17世紀開始,京都就想方設法營造出自身的文化氣氛,吸引各地旅客前來遊覽。翻開任何一本17世紀至今的京都旅行手冊,京都的名勝古蹟都是鹿苑寺(金閣寺)、清水寺、祇園、天龍寺、賀茂別雷神社等宗教建築。應該說,京都是這個世界上最完整、延續時間最長的“媚雅”城市。
但是,旅行者並不關注這些,他們只想在一座座古風建筑前拍個照片打個卡,告訴自己“日本是中國唐朝的延續”即可。與此相似,清末至今的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也無意於完整了解日本,而是想給日本做一些切片,然後把切片當作鏡子,質問一下:為什麼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但日本人行,中國人卻不行?
中國人如此,西方人也更熱衷於切片。伊恩·布魯瑪《創造日本》給1853年至1964年之間的日本近代化做一系列截圖,拼在一起來證明:近現代日本是一個被國際化、歐洲化潮流重塑的國家,而這也恰好是歐美史學界對於近現代日本的主流看法。
只是,他的引用有時候都會出現錯誤:第二章末尾本想引用夏目漱石的晚年佳作《心》來說明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結果卻錯引了《我是貓》。
近代變革:隱藏在“西化”下面的是什麼?
在第二章“文明開化”中,布魯瑪上來就提到1889年日本帝國憲法,並因具體條文的模糊性而評價這部取材於德國的憲法為“病孩子”。
“病孩子”的說法並不是布魯瑪首創。早在麥克阿瑟改造日本時就認為,日本是一個社會成熟度好似12歲孩童的國家,身體已經發育起來,但精神思想仍未完全成熟。所以針對“走錯路的成年人”德國就要嚴刑峻法予以處置,而針對“犯了錯的病孩子”日本就要糾偏糾錯。無論是麥克阿瑟還是布魯瑪甚至一般大眾,都認為日本在憲法體系與軍事制度上以德國為師,而且是一個各方面都模仿不到位的准“德國”。
但日本真的在學德國麼?德意志帝國本質上是普魯士、巴伐利亞、符騰堡等17個邦國形成的聯邦國家,甚至於“德意志皇帝”這個名號也只是“聯邦主席”的別稱,陸軍所有權歸屬各邦、僅在戰時歸屬皇帝統率,連俾斯麥都提到“帝國主權不屬於皇帝,而屬於各邦政府統一體”,國家事務是是由“帝國皇帝與帝國宰相合作決定大政方針”。從這個角度看,1871年制訂的德意志帝國憲法對於日本不可能具有參考性,畢竟日本不涉及聯邦國家問題,軍隊也不可能在非戰時歸屬各藩,更不可能把天皇塑造為日本江戶時代各藩的“聯邦主席”。
對比德意志第二帝國,日本帝國憲法存在很多不同之處。比如德國理論上只有一院制的“帝國議會”,而日本卻是兩院制的“貴族院”與“眾議院”;德國國會選舉實行成年男性普選,而日本直到1925年才通過成年男性普選法案;德國國會不能提出任何法律議案,只能審理與通過他人提出的法案,而日本眾議院卻可以在職權範圍內提出法案。從議會與政府的實際權力方面,雙方的不同點遠遠多於相同點。
不僅如此,日本帝國在1889年憲法之外還存在一部“憲法”,即同樣在1889年訂立的《皇室典範》。正如當時內閣法制局長井上毅所言:“皇室典範乃憲法之上位者”。《皇室典範》不僅規範日本皇室的禮儀,更明確了日本皇室的世襲財產(世傳御料)與經費來源,日後日本貴族管理制度(華族令)也掛靠進《皇室典範》。換言之,國家的一部分財產處理權與裁決權並非出自憲法,而是出自於《皇室典範》。
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又極類似於英國。英國並沒有名為“憲法”的法律文件,但存在諸如《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議會法》等多部憲法性文件,各自派生出一系列法律,共同組成英國憲制體系;至於英國的樞密院也被直接借來,成為日本審核各項法律的最終裁決機構。1927年,日本樞密院出面否決了內閣提出的一項銀行救濟法案,導致首相若槻禮次郎憤而辭職。
那日本憲法到底是學了德國還是學了英國呢?答案是兩者皆否。
憲法起草者伊藤博文就說過,“憲法僅止於日本政治之大綱目即可”,憲法條文對於日本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順應國運進展而伸縮自在”。在憲法訂立過程中,伊藤博文明顯沒有給憲法設定一個“英式”或“德式”目標,而是一種手段,一種與國內的極端保守派、“自由民權”派以及軍隊等各利益集團妥協的工具。只要能幫日本渡過眼下難關,伊藤博文並不看重憲法具體怎麼寫,畢竟明治政府的實權仍然掌握在包括伊藤博文本人在內的幾名“元老”手中,只要能夠“伸縮自在”,他們就可以自由解釋憲法,繼續維持國家穩定。
日本無論是搞了一個德式憲法,還是仿照19世紀倫敦在東京搞了一條紅磚房大街,抑或是在京都有着大量“唐宋遺風”,這都是試圖融入當時世界的一種表面化舉措,或許這些東西已經在日本文化里紮根很深,但都要明白,這並不是日本真正的內核。日本的內核或許必須用漢字來書寫,用西式概念來表達,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固執地“做自己”。
大正民主:隱藏在“民主浪潮”下的軍國主義思想
布魯瑪提到,日本人有一種“惱人的習慣”,即試圖用西方科學技術來塑造自己的正統性。比如學到了哥白尼“日心說”,就馬上把“地球繞着太陽傳”用於解釋“天照大御神”如何降臨在地球上。理解這種“惱人的習慣”,才會明白為什麼近代日本會突然從“大正民主”走向軍國主義。
“大正民主”最早提出始於二戰結束後,當時軍國主義剛剛消亡、學者逐步扔掉“皇國史觀”,回首歷史,日本人猛然發現在“榮光的明治”與“黑暗的昭和”之間,曾有人在大正年間(1912-1926)強烈呼籲民主,要求國家儘快實現普選,實現“憲政有始有終之美”。聯想到這一時期民眾運動高漲,百家爭鳴,不由得冠以“大正民主”這一稱呼。其中佼佼者,便是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吉野作造。
由於日本當時禁止“民主”二字公開出現,吉野作造就引用《孟子》將“Democracy”譯為“民本主義”,繼續向國內傳授西方民主思想。但問題在於,他本人在1916年的論文《論憲政本意》卻給“民本主義”下了一個很容易被利用的定義:“國家主權活動的基本目標在政治上歸於人民”。
當然,吉野作造的本意是為“民本”找到理論基礎,以防政府借進攻“民主”而消滅“民本”,是為自保之策。但這裡隱藏着一個極為可怕的命題:要是人民主張對外擴張,日本高層也要遵循這種意願;一旦有人蓄意煽動民意,倒逼政府擴張,局勢就會一發不可收拾。事實上吉野作造本人就有類似矛盾:比如他支持各國的民族獨立運動,與孫中山、呂運亨等革命家惺惺相惜,但卻認為日本在一戰期間提出對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是“為維護日本利益所不可缺少之條約”。
如此說來,吉野作造應該定義為“民主思想家”還是“軍國主義的急先鋒”?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戰前的女性政治家奧梅尾、市川房枝兩人身上。1920年開始,她們組成女性權益團體“新婦人協會”,主張男女平等,要求女性參政議政,她們的努力推動日本國會在1922年修改《治安警察法》,允許女性參與政治集會並擁有演講權。但進入軍國主義時代,全國所有政黨合併為“大政翼贊會”(戰後作為軍國主義組織遭到取締),兩人均在1942年加入其下屬組織“大日本婦人會”,市川房枝甚至還擔任鼓吹“大東亞聖戰”的審查組織“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理事。二戰結束後,市川房枝卻馬上在1945年11月組織起“新日本婦人同盟”,奧梅尾則在1948年組織“主婦聯合會”,繼續主張“女性參政權”。更有趣的是,兩人在戰後均成功當選參議院議員,繼續享受着日本普通人民的選票與無上的聲譽,她們也被看作日本女權運動的里程碑。
從“大正民主”到“昭和軍國”,如果只觀察口號的變化,那很容易發出“日本步入軍國歧途”的感慨,然而從行動手段來看,大規模群眾集會、暗殺、極端思想、暴力遊行,這些屬於“昭和軍國”的名詞無一例外都能在“大正民主”人士身上找到痕跡。這就說明,“民主”與“軍國”這種用漢字書寫的西式概念本質上只是兩個類似於兔子或者豺狼的圖騰,日本從明治到昭和,一直在試圖用各種圖騰來掩飾“做自己”的實際動作。
那日本人的“做自己”究竟是什麼呢?
通產經濟:隱藏在“民主改革”下面的“統制經濟”
1943年11月,刺骨的嚴寒中,一個個稚氣未脫的大學生穿上軍裝,準備走向戰場,東條英機站在代代木練兵場正中心宣布“學徒出陣”;1964年8月,炎熱的海風中,出生並倖存於廣島核爆之日的田徑運動員坂井義則在東京國立競技場親手點燃奧運聖火。
東京國立競技場,正是代代木練兵場改造後的建築。前者象徵着日本將全國“臣民”拉入到必敗戰爭的絞肉機里,而後者卻象徵着日本正式走出“戰後”,走向新的未來。兩個場景發生在同一地點,歷史似乎在跟日本人開了一次玩笑。
但這又不是玩笑。1945年經常會被歷史學家當做一個分水嶺,大多數人也都認為美軍的改造讓日本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然而在日本高速發展之後的1982年,美國經濟學家查默斯·約翰遜卻在名著《通產省與日本奇蹟》提出了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理論:日本經濟之所以在過去30年裡得以成功,其原因在於對二戰時期“統制經濟”的延續,而與戰後民主改革只是幫“統制經濟”去掉了軍國主義的外衣而已。
1940年,日本帝國集合各大財閥與企業結成“重要產業統制團體協議會”。這個簡稱“重產協”的組織看似受到軍國主義的制約,實則通過商工省直接影響產業政策,日本帝國政府負責調配生產必須的原材料、資源、人口,“重產協”負責將其生產為工業品並送達各大戰場。
二戰結束後,“重產協”改組“經濟團體聯合會”,商工省改組為“通商產業省”。“通產省-經團聯”模式去除了“商工省-重產協”模式的軍國主義色彩,但核心的“政商合作”路線卻得以保留,為日本戰後經濟復甦打下體制基礎。鑑於政商關係的重要性,通產省在1955年以後的日本政府擁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從1956年到1976年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20年間,6位首相均曾擔任通產大臣(包括原商工大臣),其中包括曾被提名甲級戰犯的岸信介(1958年-1960年),也包括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施行者田中角榮(1972年-1974年),很明顯,這個職位在當時已經成為日本政治家能否勝任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試金石。
當然,時至如今,以通產省為核心的經濟模式早已作古。但日本仍然在各方面固執地延續着傳統:單一政黨長期執政、男性地位顯著高於女性、政治家與高盈利行業(如醫生、藝人)世襲化、法院在刑事案件上幾乎全盤認可檢察院與警察的意見(導致三權分立的制約力下降),農業協會事實上負責着農村基層政治體系的構建等等。這顯示出日本社會仍然有一條無形的規則,可以一直追溯到日本古代社會。
日本思想與社會的“原型”
1963年,東京大學教授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史講義中第一次提出日本社會存在一個“原型”,即“社會的結合形式與政治行動方式的原初形態”;隨後1972年,他又在論文《歷史意識與“古層”》中直接把日本社會的“原型”推向《古事記》、《日本書紀》等神話所描繪的社會形態中,並把“原型”更名為日本思想的“古層”(指最古老的一層)。
在日本神話中,日本的神靈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系統,即“天津神”與“國津神”,字面意思就是“天之神”與“地之神”。日本原本由“國津神”的首領“大國主神”統治,但隨後“天津神”的首領“天照大御神”派遣孫子“降臨”到日本,兩個系統的神靈經過短暫交鋒,大國主神決定“讓國”,交出日本的統治權,而天照大御神也“大發慈悲”,留下大國主神繼續統治自己所在的出雲國,而目前島根縣著名的出雲大社也以大國主神為祭神。
“國津神”看到比自己更強的“天津神”出現,立刻“讓國”,而“天津神”則依然允許“國津神”活下去。結合人類學理論,日本在距今2-4萬年開始有人類居住,這些人結繩紋身,稱作“繩文人”,處於新石器時代;距今2千年左右,東亞大陸又開始有人渡海移民日本,這些“彌生人”已經擁有了製鐵技術,等於是比繩文人要跨越了銅器、青銅器兩個文明時代。如果把“天津神”與“國津神”分別類比為彌生人與繩文人,那麼雙方很可能有着短暫爭鬥,繩文人立即發現自己技不如人,不得不向彌生人屈服;彌生人不可能殺掉數量眾多的繩文人,允許對方繼續存活下去。或許正是這些故事點點滴滴累積下來,才成為了日本的創世神話。
日本神話凸顯出一條有趣的價值觀:征服者無論多麼強大,都依然要允許、甚至是保護落後的原住民繼續活下去。從這個角度看,日本的歷次改革或許都引進了外部的東西,比如隋唐中國的官制與佛教文化、16世紀葡萄牙的“南蠻文化”,18世紀荷蘭的“蘭學”、19世紀英國或德國的憲法制度,20世紀美國的民主制度。但與此同時,日本社會的“原型”依然存在,每一個時代的落後原住民都繼續存活,與他們相適應的文化、制度也就此保留下來。
換言之,對於日本人而言,口號是什麼並不重要,只要能讓原住民活下去,他們就能在瞬間完成“菊花與刀”的轉變。
--轉自:《中國戰略分析》,2019-03-03 http://zhanlve.org/?p=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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