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當納吉被害後，法國人在杜拉雪茲神父公墓為他建了一個衣冠冢。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了我。偉大的音樂家或畫家，他們的作品之所以能跨越國境線，在於表達了人類共同的語言。像納吉那樣受到世人敬仰，也在於他的行為被世人所理解。不久前一個流亡美國的前中共高官，為了“落葉歸根”或“黨紀”，至死不願說一句真話。令人唐突的是，如此不論之輩依然被一幫思想“前衛”，萬句不離普世價值的海外精英們當成了楷模。但願他們能放眼世界！

我們逗留布達佩斯時正逢匈牙利國定假日10月23日，為紀念1956年的那一天，學生，市民及軍隊開始發起反抗共產黨獨裁的全國性起義。下車伊始直往着落在匈牙利國會前英雄廣場中的納吉紀念碑。自小就敬仰這位匈牙利的共產黨員，能在他雕像面前鞠上一躬也了了我多年的心願。

納吉出生農民家庭，曾在鐵匠鋪學藝，第一次世界大戰爆時被奧匈帝國拉作壯丁送往俄國前線作戰。後來被沙皇軍隊被俘, 後來逃出戰俘營，加入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後被派往匈牙利從事地下反政府活動。顛覆敗露，先流亡奧地利，然而派往蘇聯。二戰結束後納吉又回到匈牙利成了傀儡政權的黨政要員。

圖1， 納吉（1896-1958）畫像，生於一個普通的農戶，曾當過鐵匠。一次大戰中被沙皇軍隊俘虜，逃跑後加入布爾什維克，參加十月革命。1958年為結束共產黨統治而獻出生命（來自谷歌）

100多年來，除了納吉和戈巴喬夫外，共產黨要員大都與邪惡或罪犯同義。雖然納吉自始至終是個堅貞不渝的共產黨人，但自從1945年共產黨在匈牙利執政後，納吉始終面臨良心上的痛苦折磨，歷經了政壇上的三起三落，直至走上不歸路。第一次是發生在他擔任農業部長的任期內，在沒收富裕農民的土改中過於仁慈而被罷免；數年後，即1953年，斯大林死亡（3月5日），赫魯曉夫開始執政，蘇聯的血腥統治開始在國內外出現鬆動，較溫和的納吉復出任總理。 據撰寫納吉傳記的匈牙利作家萊納（János M. Rainer）說:” 1953年匈牙利偉人納吉的生命才開始引人注目，此前的人生幾乎是一片空白。”

圖2，匈牙利自由後，人們為納吉鑄造了銅像：站立在銅質橋上的納吉，眺望不遠處的匈牙利議會大廈，似乎是表現他生前一直在期待匈牙利脫離蘇聯控制，實現多黨民主的政治制度。

納吉當上總理後推行新政，廢除拘留營（類似中共的勞改營），赦免刑期較短的政治犯，重新複查刑期長的案子。在新政下，匈牙利的百姓，特別是農民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允許退出集體農莊單幹），然而伴隨着內外政策的人性化和自由化，蘇聯難免憂心忡忡。為加強控制，防止匈牙利過分偏離莫斯科的路線，納吉再次被趕下台，親蘇的斯大林主義者拉科西重新上台。

好似沒有人能把魔瓶里釋放出來的精靈再塞進原來的瓶子裡一樣，新政後，知識分子匯集的裴多菲俱樂部開始與政府唱起了反調。離開政壇的納吉也沒閒着，撰寫大量文章，繼續為新政辯護，並在黨內，特別是知識分子和作家中成了變革和自由的象徵。1956年6月7日納吉60歲生日，不少黨政要員前往他在布達的住所祝賀。拉科西在匈牙利共產黨內越來越孤立。

赫魯曉夫，另一個東歐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儘管並非他的本意，但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徹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東歐的共產鐵幕上劃開了一條很深的裂口。匈牙利高校的一些教授在公開的演講中痛斥斯大林的文化政策，譴責馬列主義在高校中壟斷哲學教育並提倡獨立思維。匈牙利文藝報（Irodalmi Ujsag）因批評文化部被停刊一期，其編輯被解僱，要是在新政前無人敢出聲，這次卻不同尋常，幾十名著名作家，其中大多數還是體制內的，聯名向文化部發出抗議的備忘錄。

圖3， 納吉銅質雕塑的一側放滿鮮花圈，兩名匈牙利士兵端槍，莊嚴肅穆地為其站崗。我見到一位老人步履蹣跚地走到納吉銅像前，深深鞠躬並點上蠟燭。隨後，接受記者的採訪，追憶當年的情景。據在場的攝製組人員說，老人半個多世紀前拿槍參加起義，當時才是個中學生。

不久，即1956年10月23日不滿情緒讓匈牙利學生走上了街頭（請參閱，【匈牙利見聞（二 ） 從 1956年 匈牙利學生起義，看中國特色的六四民主運動】，要求擺脫蘇聯控制，舉行全國大選，當天遭遇秘密警察開槍鎮壓。學生的鮮血激起了民憤，爆發了旨在推翻共產黨獨裁的武裝起義。為安撫民心，於次日，莫斯科免除了黨魁拉科西，再次讓納吉出任總理一職，納吉第三次復職。在危機時刻，蘇聯還是比較信賴納吉的，早在四十年代有位西方的觀察家把他定位是“最莫斯科化”的匈牙利人。然而每次復出，納吉與人民的心聲越來越接近，最後引起了共鳴。

布達佩斯的局勢繼續惡化，血腥的動亂升溫，蘇聯駐軍開始上街鎮壓起義。另一方面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的職位由卡達爾（János Kádár）取代了格羅。此時的納吉卻逐步傾向於徹底整治改革，打開監獄大門，釋放了所有的政治犯，其中包括自1948年就被囚禁的大主教閔真諦（József Mindszenty， 1892-1975），他還宣布匈牙利將取消一黨專政；並同時呼籲蘇聯把坦克撤回兵營。

作為共產國家的總理公開放棄一黨專政，被蘇聯及其包括中共在內共產政權看作是忍無可忍的叛逆行為。作為緩兵之計，莫斯科一面暫時從布達佩斯撤軍，一面積極調兵遣將以武力顛覆匈牙利政府，由卡達爾組織新的傀儡政府取代納吉。11月4日蘇軍出動大軍17個師全面入侵匈牙利，納吉在他最後一次的演講中向全世界譴責蘇聯的武裝入侵，並請求聯合國安理會場面干預。當晚，與部分政府政府官員和隨從逃往南斯拉夫大使館政治避難。

匈牙利再次遭蹂躪，納吉必須在生與死之間作出選擇。此時此刻的納吉已作出為匈牙利的自由獻身的準備，在蘇共和匈牙利傀儡政府面前絕不辭職，決不妥協。南斯拉夫，匈牙利和蘇聯為如何處置納吉展開談判。然而這三國各懷心計，縱橫捭闔，納吉的命運凶多吉少。赫魯曉夫因二次入侵匈牙利，在國際上可謂四面楚歌，希望納吉的去留儘快順利解決。蘇共提議只要納吉態度軟化，依然可以回去當他的總理，結果碰了釘子。然而作為卡達爾則剛被扶上台，腳跟不穩，再則納吉拒絕認錯，因此他認為納吉繼續留在布達佩斯對新政權來說是最大的隱患。

唯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對納吉的遭遇具惻隱之心。與東歐其他蘇聯的衛星國不同，二次大戰中南斯拉夫是靠鐵托領導的武裝力量徹底擊敗納粹的占領，獲得解放的。為此鐵托並不買蘇聯的帳，無意充當其衛星國，在冷戰時堅持中立，並與埃及總統納賽爾和印度總統尼赫魯創建不結盟，為此與斯大林結下不解之冤。鐵托是個溫和的獨裁者，今天南斯拉夫已分裂成7個不同的國家，在原首都貝爾格萊德的人民依然懷念鐵托，那裡有個著名景點：南斯拉夫歷史博物館，館內一個稱“花房”的建築，安置鐵托的陵墓以及他的紀念館。

納吉從自己的安全出發，他的第一選擇是去南斯拉夫。卡達爾和赫魯曉夫害怕放虎歸山，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納吉必須留在匈牙利，但絕對保證其安全。鐵托從國家利益出發，不願與蘇聯的關係過分緊張，對納吉的去留也作出一些讓步，最終同意南斯拉夫使館負責把納吉及其隨從護送到他們原來的住處。

圖 4，塞爾維亞（原南斯拉夫）住布達佩斯大使館門前的紀念牌，記載納吉因1956年匈牙利起義失敗後曾在這裡避難的經歷。（來自谷歌）

1956年11月22日，經歷了2個多星期在南斯拉夫大使館驚心動魄，又疲憊的逃亡生活，納吉與他的一幫隨行人員終於可以回家了。清早，一輛大客車早已等候在使館門口，其司機和保衛都由使館安排的， 等納吉等人陸續上車，大客車啟動了，大家總算深深鬆了口氣。

幾乎是同時，一個卑鄙的陰謀正在啟動。載有納吉的汽車剛駛出使館被迫在臨時設置的路障前停下，幾個荷槍實彈的蘇聯軍人跳上車，趕下南斯拉夫的使館人員，換上自己的司機和警衛綁架了車上所有的載客，開進布達佩斯的一個蘇聯兵營內。數日後納吉及其隨行又被秘密 送往羅馬尼亞。原來，卡達爾在簽署書面保證書的同時，就擬定了半途劫持的陰謀，使出了共產黨慣用的看家本領：背信棄義。

納吉被軟禁在羅馬尼亞後，卡達爾更加有恃無恐，紅色恐怖遍及全國，對參與起義的執行抓，關，流放西伯利亞甚至殺戮。原來被納吉關閉的政治犯拘留營又重新啟用；罪惡累累的國家安全部官員和特務也恢復運作，然而在鎮壓機器的最高層卻出現了麻煩：匈牙利高等法院的法官出現奇缺。絕大多數法官出於道義無法接受政府漠視法律紛紛辭職，使得法院不得不從偏僻的落後地區抽調業務和文化水準較低的人員來濫竽充數。另外卡達爾還急需補充共產黨黨員的人數，面臨良心的抉擇，竟然有1/3的匈牙利共產黨黨員變節，脫黨。令人費解的是，同樣是東方的一個共產大國，黨員是向最高層攀爬,通向榮華富貴的第一道門檻，不管要付出多少靈魂和道德的代價，總是有人本能地，削尖腦袋，從縫裡也要擠進這道罪惡之門。

雖然匈牙利的局勢得到有效控制，經濟也步入正軌，但納吉的存在始終成了卡達爾政權的心頭之患，開始造輿論指控他是反革命暴亂的幕後策劃者。1958年初，卡達爾秘密把納吉等人從拘禁的羅馬尼亞轉移至布達佩斯，決心要讓他們從肉體上消失。同年的二月開審，在整個秘密審訊中“被告“被剝奪了申辯權，整個過程用了50多個小時，幾乎全是充斥着政府胡編亂造的所謂叛國和陰謀推翻”民主政府等“”之類的罪名“。納吉自始至終除了保持沉默，就是絕不認罪。

圖5，納吉被判死刑後的最後陳詞，鄙視懦弱和卑鄙的法庭，堅信總有一天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裁決。（來自谷歌）

唯恐東西方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審訊曾被蘇聯叫停。但卡特爾一意孤行，在6月重新恢復審訊，宣判為絞刑，立即執行。在宣讀死刑判決後，納吉要求作最後的陳詞，“在我的一生中，有兩次（1953年，1956年）奮力挽救匈牙利的社會主義，但因拉科西和俄國人的阻繞遭失敗。如果能證明我是不屬於人民敵人的那種共產黨員，即使死了我也不會有絲毫的遺憾和悔意。今天對我的審判是非正義的，深信總有一天匈牙利人民將為我恢復名譽，但我決不願意，讓那些曾迫害我的人來為我平反”。1958年6月16日納吉，國防部長保爾-馬萊特將軍（Pál Maléter），記者基邁什（Miklós Gimes）和羅松什（ Geza Losonczy）以及納吉的助手斯洛伊（ József Szilágyi ）等5人，從容地走向絞刑架。他們雖死，但匈牙利的民族最求自由之魂猶在。

圖6，納吉被處死後，匈牙利共產黨害怕人民懷念他，他的屍骨被秘密埋葬。 法國人為了讓人們憑悼納吉，在巴黎著名的杜拉雪茲神父公墓為他建立一個衣冠冢。（來自谷歌）

一個渴望自由的民族不管什麼政治氣候，不會停止追求自己的理想。匈牙利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出於良知，無論是詩人或是作家對底層百姓疾苦的敏感性和同情心，絕不會無恥到“含淚相勸”的地步。儘管當局對輿論和出版進行非常嚴厲的控制，持不同政見的地下出版物仍然頻頻出現蘇聯和其東歐衛星國，（為這類特殊的地下出版物，英語從俄語（самизда́т）衍生了一個新的詞彙，即Samizdat。“發言人“（Beszelo）是匈牙利最著名的地下刊物之一。在80年代初，”發言人“的讀者面已達到10,000之眾。1987年，”發言人“在一篇題為”社會合約”的文章中大膽提出多黨民主制，並呼籲卡達爾必須下台。卡達爾政府雖然也不斷地對該刊物的編輯進行恐嚇和刁難，但始終沒有對他們採取審訊和關押。

在東歐，波蘭的共產黨政權也有顯示人性的一面，1980年8月份格但斯克造船廠17000工人在電工瓦文薩的領導下舉行大罷工，雖然政府竭力封鎖消息，但工人的不滿還是蔓延到了全國。17日全國廠際罷工委員會向政府提出非常嚴厲的要求，如允許組織非官方的獨立工會，釋放政治犯，保證言論自由等等，誰也沒有預料到，波共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全盤接受了工人的條件。政府也遵守了諾言，波蘭建立獨立的團結工會，會員頓時發展到1千萬之眾。蘇聯又害怕了，威脅波蘭政府，必須取締團結工會，否則將出兵波蘭，團結工會才暫時轉入地下。幾年後的1989年，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當上了波蘭第一個民選總統。而中國的電工，同樣是當代最偉大的民主鬥士之一魏京生，他的命運卻慘多了，只不過是說了“5個現代化”這5個字，而被關押18年，最後還被趕出國門。為什麼中國會有如此沒有人性的政府？

一個民族的素質與其相應的社會制度之間的有機關係始終是政治學或歷史學感興趣的課題。多年來我也一直在探索，特別是差不多走偏了東歐之後，逐步醒悟到，文明社會中的三要素，基層的百姓，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掌握權力的官員好似自然界的生物鏈，都是一環緊扣一環，其中任何一環脫節，文明就可望而不及。同樣，一個落後野蠻的社會，好似一潭污水，底層的普遍道德淪喪，缺乏脊梁骨，滿嘴“含淚相勸”為主體的讀書人以及幾乎滿貫的貪婪，殘忍，草菅人命的權力階層等，如此社會三要素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如果無法脫穎而出，黑茫茫的社會就不會有一絲文明的光亮。這種民族，除了自身覺悟以外，無任何良藥可治，更無任何境外文明勢力所解救不了的。

再回到黎明前夕的匈牙利，卡達爾政府在不觸犯蘇聯底線的情況下，也逐步展開議會的選舉，允許非黨人士的參選。結果在第一次選舉中，大約有30%的民間候選人擊敗了官方候選人當選為議員。1987年的9月17日，獨立的知識分子舉行了一個全國協調會議，主題是黨政分家，共產黨黨內派系的合法化。大會還特地邀請了匈牙利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部長波茨伽耶（Imre Pozsgay ，1933-2016)與會並講話。波茨伽耶在講話中不僅默認了與會者的政治主張，並呼籲全國團結，以迎接民主和社會主義匈牙利的到來。此時此刻，匈牙利人民獲得自由的理想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所謂“東風”即是蘇聯的政治氣候。俄羅斯的文化非常特殊，關鍵在於其領土的廣袤，位於高加索，中亞，北亞和西伯利亞那一帶則絕對與西方文化無緣；到了17世紀中葉，俄羅斯的疆土向西北一直擴展到斯堪的納維亞，特別是彼得大帝於1703年建立聖彼得堡（1712年成為俄羅斯的首都），從此打開了通向西方的大門。去年我曾參觀冬宮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其規模，收藏的藝術珍品數量，特別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繪畫絕對不亞於盧浮宮，大不列顛博物館，足以可見當年沙皇及其皇親權貴的藝術修養，精神情趣愛好之高雅。

正因為俄羅斯的東方文化使得其淪落為歐洲唯一對共產主義喪失免疫能力的國家，然而最求個性解放和自由的文藝復興雖遲到了近200年但依然還是為俄國的一部人帶來了西方文化的精髓，使得俄羅斯自身有能力從邪惡的共產制度中解脫出來。1984年戈巴喬夫被選為蘇共書記，次年即啟動改革開放，經濟和政治雙管齊下，1987年廢除了勃列日涅夫主義，即在必要時可用武力干涉東歐衛星國人民對自由的嚮往，並宣布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撤軍1萬和5000千輛坦克。吹向東歐的“東風”來了，自1945年來，那裡的人民終於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1989年匈牙利的民主政治形勢愈來愈健康了。匈牙利共產黨大批脫黨，每星期多達千人之眾，至同年3月，已有12萬黨員開了小差。秘密警察局被關閉，軍隊歸國家，共產黨破天荒同意召開反對黨園桌會議，從而開始從一黨專政向多黨制的民主社會過渡，決定1990年進行全國大選。不顧共產黨高層的極力反對，一個名為“匈牙利還歷史真相委員會“（TIB）準備在6月16日為1958年被冤殺的納吉等5人重新予以隆重的國葬。第一步是在首都附近的一個小鎮的公共墳地里的301的無名氏墓穴內開始挖掘納吉等人，當他們的遺體露出後，人們驚訝地發現，納吉等人被殺後，臉朝下僅用柏油紙裹着，然後再推上土被掩埋，可見殺人犯對屍體野蠻處置。

圖7，布達佩斯英雄廣場上為納吉舉行重新落葬的悲莊場面（來自谷歌）

1989年6月16日，即納吉等5人上絞刑架的整整31年後，強加於匈牙利人民的共產黨政權臨近死亡的前夕，他們的遺體重新獲得隆重落葬。布達佩斯的大樓都披上了黑裝，整個首都似乎變得沉默寂靜，近50萬的市民前往英雄廣場悼念。廣場展覽廳的台階上停放着6口棺木，一口是空的，象徵所有1956年為自由而獻身的無名氏。

葬禮開始時，布達佩斯的所有教堂敲響了大鐘，全國同步默哀1分鐘。如果納吉天上有靈，他會感到欣慰，主持葬禮的並非是那些鎮壓匈牙利起義的共產黨分子，而是他的同僚，如當年領導武裝起義，後流亡海外的基拉伊將軍；或曾被卡達爾關押的黨內外異己份子，如25歲的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án， 1963-, 匈牙利的現任總理）。歐爾班在講話中譴責當局把追求政治改革的納吉處以極刑，並對他強加上了持續30年的虛假罪名。

圖8，現匈牙利總理歐爾班，27年前（當時才26歲）他在納吉葬禮上作演說的情景（來自谷歌）

歐爾班進一步講到：‘今天，匈牙利革命的33周年以及其領袖壯烈犧牲的31年以後，我們才有機會以和平方式來謀求自己的生活方式，這要歸功於當年的，哪怕是持續了僅僅幾天的浴血抗爭。如果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就能終止共產黨的獨裁；如果我們鐵定意志，即能迫使執政黨屈從於自由選舉；如果我們不忘1956年的信念，我們可以立即展開蘇軍撤離的談判；如果我們毫不動搖，這樣，也只有如此，才能完成革命者的遺志，因為我們決不相信官方會自願改革。“

重新落葬的三星期後，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納吉等人無罪並撤銷當年的宣判，可能是老天的安排，也就是在同一天，迫害納吉的當事人，下台不久，統治長達30餘年的匈牙利獨裁者，卡達爾的生命走到了終點。（待續）

注釋， 本文史實取自下列書籍：

1.     The Will to Survive, A History of Hungary By Cartledge, Bryan

2.     Thirteen Days That Shook the Kremlin  By Méray, Tibor

3.     Explosion, the Hngarian Revoluiong of 1956 By Mattews, J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