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当纳吉被害后，法国人在杜拉雪兹神父公墓为他建了一个衣冠冢。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伟大的音乐家或画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跨越国境线，在于表达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像纳吉那样受到世人敬仰，也在于他的行为被世人所理解。不久前一个流亡美国的前中共高官，为了“落叶归根”或“党纪”，至死不愿说一句真话。令人唐突的是，如此不论之辈依然被一帮思想“前卫”，万句不离普世价值的海外精英们当成了楷模。但愿他们能放眼世界！

我们逗留布达佩斯时正逢匈牙利国定假日10月23日，为纪念1956年的那一天，学生，市民及军队开始发起反抗共产党独裁的全国性起义。下车伊始直往着落在匈牙利国会前英雄广场中的纳吉纪念碑。自小就敬仰这位匈牙利的共产党员，能在他雕像面前鞠上一躬也了了我多年的心愿。

纳吉出生农民家庭，曾在铁匠铺学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时被奥匈帝国拉作壮丁送往俄国前线作战。后来被沙皇军队被俘, 后来逃出战俘营，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被派往匈牙利从事地下反政府活动。颠覆败露，先流亡奥地利，然而派往苏联。二战结束后纳吉又回到匈牙利成了傀儡政权的党政要员。

图1， 纳吉（1896-1958）画像，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户，曾当过铁匠。一次大战中被沙皇军队俘虏，逃跑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十月革命。1958年为结束共产党统治而献出生命（来自谷歌）

100多年来，除了纳吉和戈巴乔夫外，共产党要员大都与邪恶或罪犯同义。虽然纳吉自始至终是个坚贞不渝的共产党人，但自从1945年共产党在匈牙利执政后，纳吉始终面临良心上的痛苦折磨，历经了政坛上的三起三落，直至走上不归路。第一次是发生在他担任农业部长的任期内，在没收富裕农民的土改中过于仁慈而被罢免；数年后，即1953年，斯大林死亡（3月5日），赫鲁晓夫开始执政，苏联的血腥统治开始在国内外出现松动，较温和的纳吉复出任总理。 据撰写纳吉传记的匈牙利作家莱纳（János M. Rainer）说:” 1953年匈牙利伟人纳吉的生命才开始引人注目，此前的人生几乎是一片空白。”

图2，匈牙利自由后，人们为纳吉铸造了铜像：站立在铜质桥上的纳吉，眺望不远处的匈牙利议会大厦，似乎是表现他生前一直在期待匈牙利脱离苏联控制，实现多党民主的政治制度。

纳吉当上总理后推行新政，废除拘留营（类似中共的劳改营），赦免刑期较短的政治犯，重新复查刑期长的案子。在新政下，匈牙利的百姓，特别是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允许退出集体农庄单干），然而伴随着内外政策的人性化和自由化，苏联难免忧心忡忡。为加强控制，防止匈牙利过分偏离莫斯科的路线，纳吉再次被赶下台，亲苏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重新上台。

好似没有人能把魔瓶里释放出来的精灵再塞进原来的瓶子里一样，新政后，知识分子汇集的裴多菲俱乐部开始与政府唱起了反调。离开政坛的纳吉也没闲着，撰写大量文章，继续为新政辩护，并在党内，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作家中成了变革和自由的象征。1956年6月7日纳吉60岁生日，不少党政要员前往他在布达的住所祝贺。拉科西在匈牙利共产党内越来越孤立。

赫鲁晓夫，另一个东欧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尽管并非他的本意，但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东欧的共产铁幕上划开了一条很深的裂口。匈牙利高校的一些教授在公开的演讲中痛斥斯大林的文化政策，谴责马列主义在高校中垄断哲学教育并提倡独立思维。匈牙利文艺报（Irodalmi Ujsag）因批评文化部被停刊一期，其编辑被解雇，要是在新政前无人敢出声，这次却不同寻常，几十名著名作家，其中大多数还是体制内的，联名向文化部发出抗议的备忘录。

图3， 纳吉铜质雕塑的一侧放满鲜花圈，两名匈牙利士兵端枪，庄严肃穆地为其站岗。我见到一位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纳吉铜像前，深深鞠躬并点上蜡烛。随后，接受记者的采访，追忆当年的情景。据在场的摄制组人员说，老人半个多世纪前拿枪参加起义，当时才是个中学生。

不久，即1956年10月23日不满情绪让匈牙利学生走上了街头（请参阅，【匈牙利见闻（二 ） 从 1956年 匈牙利学生起义，看中国特色的六四民主运动】，要求摆脱苏联控制，举行全国大选，当天遭遇秘密警察开枪镇压。学生的鲜血激起了民愤，爆发了旨在推翻共产党独裁的武装起义。为安抚民心，于次日，莫斯科免除了党魁拉科西，再次让纳吉出任总理一职，纳吉第三次复职。在危机时刻，苏联还是比较信赖纳吉的，早在四十年代有位西方的观察家把他定位是“最莫斯科化”的匈牙利人。然而每次复出，纳吉与人民的心声越来越接近，最后引起了共鸣。

布达佩斯的局势继续恶化，血腥的动乱升温，苏联驻军开始上街镇压起义。另一方面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由卡达尔（János Kádár）取代了格罗。此时的纳吉却逐步倾向于彻底整治改革，打开监狱大门，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其中包括自1948年就被囚禁的大主教闵真谛（József Mindszenty， 1892-1975），他还宣布匈牙利将取消一党专政；并同时呼吁苏联把坦克撤回兵营。

作为共产国家的总理公开放弃一党专政，被苏联及其包括中共在内共产政权看作是忍无可忍的叛逆行为。作为缓兵之计，莫斯科一面暂时从布达佩斯撤军，一面积极调兵遣将以武力颠覆匈牙利政府，由卡达尔组织新的傀儡政府取代纳吉。11月4日苏军出动大军17个师全面入侵匈牙利，纳吉在他最后一次的演讲中向全世界谴责苏联的武装入侵，并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场面干预。当晚，与部分政府政府官员和随从逃往南斯拉夫大使馆政治避难。

匈牙利再次遭蹂躏，纳吉必须在生与死之间作出选择。此时此刻的纳吉已作出为匈牙利的自由献身的准备，在苏共和匈牙利傀儡政府面前绝不辞职，决不妥协。南斯拉夫，匈牙利和苏联为如何处置纳吉展开谈判。然而这三国各怀心计，縱橫捭闔，纳吉的命运凶多吉少。赫鲁晓夫因二次入侵匈牙利，在国际上可谓四面楚歌，希望纳吉的去留尽快顺利解决。苏共提议只要纳吉态度软化，依然可以回去当他的总理，结果碰了钉子。然而作为卡达尔则刚被扶上台，脚跟不稳，再则纳吉拒绝认错，因此他认为纳吉继续留在布达佩斯对新政权来说是最大的隐患。

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对纳吉的遭遇具恻隐之心。与东欧其他苏联的卫星国不同，二次大战中南斯拉夫是靠铁托领导的武装力量彻底击败纳粹的占领，获得解放的。为此铁托并不买苏联的帐，无意充当其卫星国，在冷战时坚持中立，并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统尼赫鲁创建不结盟，为此与斯大林结下不解之冤。铁托是个温和的独裁者，今天南斯拉夫已分裂成7个不同的国家，在原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人民依然怀念铁托，那里有个著名景点：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馆内一个称“花房”的建筑，安置铁托的陵墓以及他的纪念馆。

纳吉从自己的安全出发，他的第一选择是去南斯拉夫。卡达尔和赫鲁晓夫害怕放虎归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纳吉必须留在匈牙利，但绝对保证其安全。铁托从国家利益出发，不愿与苏联的关系过分紧张，对纳吉的去留也作出一些让步，最终同意南斯拉夫使馆负责把纳吉及其随从护送到他们原来的住处。

图 4，塞尔维亚（原南斯拉夫）住布达佩斯大使馆门前的纪念牌，记载纳吉因1956年匈牙利起义失败后曾在这里避难的经历。（来自谷歌）

1956年11月22日，经历了2个多星期在南斯拉夫大使馆惊心动魄，又疲惫的逃亡生活，纳吉与他的一帮随行人员终于可以回家了。清早，一辆大客车早已等候在使馆门口，其司机和保卫都由使馆安排的， 等纳吉等人陆续上车，大客车启动了，大家总算深深松了口气。

几乎是同时，一个卑鄙的阴谋正在启动。载有纳吉的汽车刚驶出使馆被迫在临时设置的路障前停下，几个荷枪实弹的苏联军人跳上车，赶下南斯拉夫的使馆人员，换上自己的司机和警卫绑架了车上所有的载客，开进布达佩斯的一个苏联兵营内。数日后纳吉及其随行又被秘密 送往罗马尼亚。原来，卡达尔在签署书面保证书的同时，就拟定了半途劫持的阴谋，使出了共产党惯用的看家本领：背信弃义。

纳吉被软禁在罗马尼亚后，卡达尔更加有恃无恐，红色恐怖遍及全国，对参与起义的执行抓，关，流放西伯利亚甚至杀戮。原来被纳吉关闭的政治犯拘留营又重新启用；罪恶累累的国家安全部官员和特务也恢复运作，然而在镇压机器的最高层却出现了麻烦：匈牙利高等法院的法官出现奇缺。绝大多数法官出于道义无法接受政府漠视法律纷纷辞职，使得法院不得不从偏僻的落后地区抽调业务和文化水准较低的人员来滥竽充数。另外卡达尔还急需补充共产党党员的人数，面临良心的抉择，竟然有1/3的匈牙利共产党党员变节，脱党。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是东方的一个共产大国，党员是向最高层攀爬,通向荣华富贵的第一道门槛，不管要付出多少灵魂和道德的代价，总是有人本能地，削尖脑袋，从缝里也要挤进这道罪恶之门。

虽然匈牙利的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也步入正轨，但纳吉的存在始终成了卡达尔政权的心头之患，开始造舆论指控他是反革命暴乱的幕后策划者。1958年初，卡达尔秘密把纳吉等人从拘禁的罗马尼亚转移至布达佩斯，决心要让他们从肉体上消失。同年的二月开审，在整个秘密审讯中“被告“被剥夺了申辩权，整个过程用了50多个小时，几乎全是充斥着政府胡编乱造的所谓叛国和阴谋推翻”民主政府等“”之类的罪名“。纳吉自始至终除了保持沉默，就是绝不认罪。

图5，纳吉被判死刑后的最后陈词，鄙视懦弱和卑鄙的法庭，坚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来自谷歌）

唯恐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审讯曾被苏联叫停。但卡特尔一意孤行，在6月重新恢复审讯，宣判为绞刑，立即执行。在宣读死刑判决后，纳吉要求作最后的陈词，“在我的一生中，有两次（1953年，1956年）奋力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但因拉科西和俄国人的阻绕遭失败。如果能证明我是不属于人民敌人的那种共产党员，即使死了我也不会有丝毫的遗憾和悔意。今天对我的审判是非正义的，深信总有一天匈牙利人民将为我恢复名誉，但我决不愿意，让那些曾迫害我的人来为我平反”。1958年6月16日纳吉，国防部长保尔-马莱特将军（Pál Maléter），记者基迈什（Miklós Gimes）和罗松什（ Geza Losonczy）以及纳吉的助手斯洛伊（ József Szilágyi ）等5人，从容地走向绞刑架。他们虽死，但匈牙利的民族最求自由之魂犹在。

图6，纳吉被处死后，匈牙利共产党害怕人民怀念他，他的尸骨被秘密埋葬。 法国人为了让人们凭悼纳吉，在巴黎著名的杜拉雪兹神父公墓为他建立一个衣冠冢。（来自谷歌）

一个渴望自由的民族不管什么政治气候，不会停止追求自己的理想。匈牙利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出于良知，无论是诗人或是作家对底层百姓疾苦的敏感性和同情心，绝不会无耻到“含泪相劝”的地步。尽管当局对舆论和出版进行非常严厉的控制，持不同政见的地下出版物仍然频频出现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为这类特殊的地下出版物，英语从俄语（самизда́т）衍生了一个新的词汇，即Samizdat。“发言人“（Beszelo）是匈牙利最著名的地下刊物之一。在80年代初，”发言人“的读者面已达到10,000之众。1987年，”发言人“在一篇题为”社会合约”的文章中大胆提出多党民主制，并呼吁卡达尔必须下台。卡达尔政府虽然也不断地对该刊物的编辑进行恐吓和刁难，但始终没有对他们采取审讯和关押。

在东欧，波兰的共产党政权也有显示人性的一面，1980年8月份格但斯克造船厂17000工人在电工瓦文萨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虽然政府竭力封锁消息，但工人的不满还是蔓延到了全国。17日全国厂际罢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非常严厉的要求，如允许组织非官方的独立工会，释放政治犯，保证言论自由等等，谁也没有预料到，波共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全盘接受了工人的条件。政府也遵守了诺言，波兰建立独立的团结工会，会员顿时发展到1千万之众。苏联又害怕了，威胁波兰政府，必须取缔团结工会，否则将出兵波兰，团结工会才暂时转入地下。几年后的1989年，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上了波兰第一个民选总统。而中国的电工，同样是当代最伟大的民主斗士之一魏京生，他的命运却惨多了，只不过是说了“5个现代化”这5个字，而被关押18年，最后还被赶出国门。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没有人性的政府？

一个民族的素质与其相应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有机关系始终是政治学或历史学感兴趣的课题。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探索，特别是差不多走偏了东欧之后，逐步醒悟到，文明社会中的三要素，基层的百姓，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掌握权力的官员好似自然界的生物链，都是一环紧扣一环，其中任何一环脱节，文明就可望而不及。同样，一个落后野蛮的社会，好似一潭污水，底层的普遍道德沦丧，缺乏脊梁骨，满嘴“含泪相劝”为主体的读书人以及几乎满贯的贪婪，残忍，草菅人命的权力阶层等，如此社会三要素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无法脱颖而出，黑茫茫的社会就不会有一丝文明的光亮。这种民族，除了自身觉悟以外，无任何良药可治，更无任何境外文明势力所解救不了的。

再回到黎明前夕的匈牙利，卡达尔政府在不触犯苏联底线的情况下，也逐步展开议会的选举，允许非党人士的参选。结果在第一次选举中，大约有30%的民间候选人击败了官方候选人当选为议员。1987年的9月17日，独立的知识分子举行了一个全国协调会议，主题是党政分家，共产党党内派系的合法化。大会还特地邀请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部长波茨伽耶（Imre Pozsgay ，1933-2016)与会并讲话。波茨伽耶在讲话中不仅默认了与会者的政治主张，并呼吁全国团结，以迎接民主和社会主义匈牙利的到来。此时此刻，匈牙利人民获得自由的理想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所谓“东风”即是苏联的政治气候。俄罗斯的文化非常特殊，关键在于其领土的广袤，位于高加索，中亚，北亚和西伯利亚那一带则绝对与西方文化无缘；到了17世纪中叶，俄罗斯的疆土向西北一直扩展到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彼得大帝于1703年建立圣彼得堡（1712年成为俄罗斯的首都），从此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大门。去年我曾参观冬宫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其规模，收藏的艺术珍品数量，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绝对不亚于卢浮宫，大不列颠博物馆，足以可见当年沙皇及其皇亲权贵的艺术修养，精神情趣爱好之高雅。

正因为俄罗斯的东方文化使得其沦落为欧洲唯一对共产主义丧失免疫能力的国家，然而最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文艺复兴虽迟到了近200年但依然还是为俄国的一部人带来了西方文化的精髓，使得俄罗斯自身有能力从邪恶的共产制度中解脱出来。1984年戈巴乔夫被选为苏共书记，次年即启动改革开放，经济和政治双管齐下，1987年废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即在必要时可用武力干涉东欧卫星国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并宣布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军1万和5000千辆坦克。吹向东欧的“东风”来了，自1945年来，那里的人民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1989年匈牙利的民主政治形势愈来愈健康了。匈牙利共产党大批脱党，每星期多达千人之众，至同年3月，已有12万党员开了小差。秘密警察局被关闭，军队归国家，共产党破天荒同意召开反对党园桌会议，从而开始从一党专政向多党制的民主社会过渡，决定1990年进行全国大选。不顾共产党高层的极力反对，一个名为“匈牙利还历史真相委员会“（TIB）准备在6月16日为1958年被冤杀的纳吉等5人重新予以隆重的国葬。第一步是在首都附近的一个小镇的公共坟地里的301的无名氏墓穴内开始挖掘纳吉等人，当他们的遗体露出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纳吉等人被杀后，脸朝下仅用柏油纸裹着，然后再推上土被掩埋，可见杀人犯对尸体野蛮处置。

图7，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上为纳吉举行重新落葬的悲庄场面（来自谷歌）

1989年6月16日，即纳吉等5人上绞刑架的整整31年后，强加于匈牙利人民的共产党政权临近死亡的前夕，他们的遗体重新获得隆重落葬。布达佩斯的大楼都披上了黑装，整个首都似乎变得沉默寂静，近50万的市民前往英雄广场悼念。广场展览厅的台阶上停放着6口棺木，一口是空的，象征所有1956年为自由而献身的无名氏。

葬礼开始时，布达佩斯的所有教堂敲响了大钟，全国同步默哀1分钟。如果纳吉天上有灵，他会感到欣慰，主持葬礼的并非是那些镇压匈牙利起义的共产党分子，而是他的同僚，如当年领导武装起义，后流亡海外的基拉伊将军；或曾被卡达尔关押的党内外异己份子，如25岁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 1963-, 匈牙利的现任总理）。欧尔班在讲话中谴责当局把追求政治改革的纳吉处以极刑，并对他强加上了持续30年的虚假罪名。

图8，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7年前（当时才26岁）他在纳吉葬礼上作演说的情景（来自谷歌）

欧尔班进一步讲到：‘今天，匈牙利革命的33周年以及其领袖壮烈牺牲的31年以后，我们才有机会以和平方式来谋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这要归功于当年的，哪怕是持续了仅仅几天的浴血抗争。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就能终止共产党的独裁；如果我们铁定意志，即能迫使执政党屈从于自由选举；如果我们不忘1956年的信念，我们可以立即展开苏军撤离的谈判；如果我们毫不动摇，这样，也只有如此，才能完成革命者的遗志，因为我们决不相信官方会自愿改革。“

重新落葬的三星期后，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纳吉等人无罪并撤销当年的宣判，可能是老天的安排，也就是在同一天，迫害纳吉的当事人，下台不久，统治长达30余年的匈牙利独裁者，卡达尔的生命走到了终点。（待续）

注释， 本文史实取自下列书籍：

1.     The Will to Survive, A History of Hungary By Cartledge, Bryan

2.     Thirteen Days That Shook the Kremlin  By Méray, Tibor

3.     Explosion, the Hngarian Revoluiong of 1956 By Mattews, J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