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 美國外有兩場戰爭，內有失業大軍及老弱病殘弱孺幼勢群體等待政府救濟。由於經濟不好，政府總體收入下降，政府增加借債上限是必要的措施，也是不得不為之的事情，各黨派本應齊心合力，共渡國家時艱。

但是，這樣在我們普通人看來是當然的事卻釀出一場費時耗力的黨派惡鬥。民主黨提出妥協方案，共和黨就是不肯讓步，達成進一步協議。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從法律上講，奧總有暫時繞開共和黨，利用行政手段提高借債上限的權力，美國民眾也可以接受奧總的安排。但是，奧總為了為維護美國的政治體制，並沒有繞開共和黨，堅持共商此事。因為奧總知道，破壞體制的事不能輕易出手。

三權分立的核心是維穩

奧總不肯破壞的國家體制是三權分立，它是美國立國的基礎。

美國的定期選舉制保證了政府政權的連續性與平穩有序交接，有效地防止了為爭奪政府權力而引起的內亂。施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從一方面看是個反獨裁反腐敗的政治安排，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同選舉制度一樣，是一個維穩機制。

國家的任何政策的實施離不開財政政策， 沒有財政上的支持，一切政策只是空談。從美國近幾年的財政支出結構來看，其五分之一用於國防和外交，是在國際上維穩；五分之三用於社會福利，如公共醫療和退休金等，是對內維穩。可以說，從施政立法到司法，美國政府的主要精力並不放在防止行政團隊的獨裁和腐敗，而是如何維持國家內部及其生存壞境的穩定。

西方政治大師們懂得穩定的重要性，談民主體制時從不忘記民主的前面有穩定有序兩字，他們認為只有穩定有序的民主才是良性的民主。對外輸出民主也如此，如果仔細觀察美國高層人士的對外談話，如其友邦出現民主運動，政權因此必須更換，其調子總是期望該國平穩有序地交接政權，例子有如最近的埃及。

在提高國家負債上限的問題上，奧巴馬拋開國會，根據憲法授予總統負責償還國家債務的規定，以行政手段強行作出決定決斷又如何？如果奧巴馬真的這樣做了，接下來的可能是國會提出彈劾總統案，金融市場也會出現極大混亂，其結果是損害美國國家的團結與穩定。

三權分立之下 經濟僅是政治的附帶功能

華府的國家政策既然離不開財政資源，它為什麼不可以向中國一樣，由國家主導發展國企，開闢財源呢？

現代政府的功能不止於維穩，它應該具備相應的經濟功能，如利用財政與金融政策調節市場，促進生產，發展科技，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工作機會，諸如那些沒有利潤，但能創造經濟增長點，發揮國家整體效應，對整個國家有利的事情。

十八世紀先哲們設立三權分立制度之初，現代國家的重大經濟問題如金融，科技，就業等並未凸顯出來，它的制度設計止於維穩，而把經濟僅作為維護國家穩定的政治附帶功能。另外，國家參與經濟活動容易產生腐敗的土壤，讓反腐敗任務更艱巨，也容易出現國家與民爭利的局面。

面對三權分立制度在解決經濟問題上的缺陷，我們看到美國出現了許多不倫不類的東西，如制定執行國家金融政策的美國聯儲銀行是私立商業機構；控制着美國房屋貸款市場，也是世界上最大金融機構的房內美（Freddie Mac）和房奈美（Fannie Mae）號稱是私立金融機構，其資深管理人員卻需由國會任命，負債由國家擔保；農業補貼的名義是為了環保；高科技補貼的名義是國防，沒有美國政府巨額的國防支出，美國的高科技世界領先地位將大大衰落，看看當年蘇聯的高科技水平和今日俄國科技的落後，我們會更清楚這一點。

中國改革開放也曾效仿美國，施行政企分開。後來發現不靈，實踐當中，任何行業一旦對外開放，還沒等中國民族企業起步，立刻被外資企業全盤控制。中國後來不得不走上發展國企的道路，當年朱鎔基當政，左利用金融市場為國企騙投資，右利用經濟指標和破產脅迫國企老總改革，才打下今天國企的底子。今天中國的國企很腐敗，但它既是政府的社會經濟調節器和小金庫，又是民族小企業的孵化器。

美國需要一場革命？

當美國人感嘆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成就的時候，他們同時是在檢討自己制度的缺陷，這才有了華盛頓共識和中國模式之爭。近來美國政府內部在債務上限問題上高政治惡鬥，連華人中的極右派都認為美國現行的政體需要改革和進步。但是，改革談何容易，對那些潛伏在美國大政治集團內部，各大智庫，遊說團，和散落在民間的政客們來講，現行的三權分立制度對他們奪權最有利。

美國原本是世界最大的商品製造者，現已被中日德韓瓜分；原本是世界上無可爭議的金融中心，經過此次世界經濟危機，這一優勢正在消失；現在仍然是世界科技的領先創新者，但如果哪一天財政出現大危機，必須大規模長期削減國防預算時，這一領先地位難以長久保證。民主制度保證科技創新是神話，資金投入才是硬道理。

美國人需要醒來，需要拋開維穩唯大的緊箍咒，國家要積極參與經濟建設。拋棄原始資本主義時期小政府大社會的過時理念，拋棄政府辦事效率低下，資源配置失當的反計劃經濟思維，這將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不但是體制上的改變，更是理念的更新。

我們的兒孫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篇小文也不算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