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人唱衰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今年不同，大陆春季两会期间，下调国家年GDP目标经济增长速度至7.5%；温总主动提及加强自由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实际上暗示某些政府经济干预已经失灵。同时，中央政府在此时此刻处理薄熙来和重庆事件，枪打出头鸟，是在危机来临之前，突出强调组织纪律性与政策的一致性。各种迹象表明，政府高层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应对一场特大的经济风暴。

谁是制造中国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中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密是政府能够掌握住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底子薄弱，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乡镇企业，普遍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市场不完善且贫瘠，所有完全对外开放的市场，无一例外，被跨国大企业占领和控制。因此，政府不得不担负起保护民族工业，扶助民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义务。政府控制着市场开放的程度，强迫外企合资与技术转让，一系列的出口补贴和汇率政策，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中心和出口大国。

可以说，是政府把一盘散沙式的中国企业，拧在一起，塑造成了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钢筋水泥体。而没有强势的政府，即使某些民族企业得以在跨国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壮大，一旦政治动荡来临，整个国家也摆脱不了经济拉美化的厄运。

但同时，保护神没有不收保护费的。政府的权利为贪污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和许多社会问题埋下的恶种。政府的保护，从另一方面扼杀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创造精神，让中国难以出现苹果和谷歌式的创新企业。

如果现在中国出现经济危机，人们认定的祸首一定是政府。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就认为，中国企业已经长大强壮了，经得住国际竞争的考验，我不想当恶人，我要公平和正义，我要正常的市场竞争和秩序，我不想当制造中国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祸首，我该撤了。所以我们听见有政府高官大喊：“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但问题是，政府不作恶就可以避免经济和社会危机吗？

罪魁祸首还是出气筒？

本来，按亚当.斯密的解释，市场经济中，人人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可以投机，可以冒险，人人都在作恶。但幸运的是，始终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以至于最终的结果却是整体的善。在这里，市场有起伏，但没有所谓的经济危机祸首。

然而，一次次的经济危机，直到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人们看到自然市场经济调节的彻底失败。而在同时，国家强力干预的计划经济使得落后的苏联和其社会主义阵营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尽管后来破产了，那是后事。苏联政府可以干预国家经济，并取得不俗的效果，西方为什么不能？这样，西方出现了凯恩斯经济理论，表面上是同计划经济对着来；实际上，它为政府堂而皇之地干预经济建立起了理论基础。

政府干预的副作用是高额的国债和赤字预算，通货膨胀，垄断加低经济效率，与私营企业抢生意，等等，一大堆的恶行。

因此，奥地利学派，芝加哥货币学派等纷纷出现，重提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谴责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的恶。八十年代开始，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占了上风，政府退出市场，解除政府对私人企业和市场的管制，成为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秘方。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又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国家干预经济和市场又成为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西方经济史表明，现行经济制度下，经济危机是常态，是正常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政府作为/作恶会有经济危机，政府的不作为/作恶，也会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现代经济的必然现象。

问题是，一旦经济危机出现，人们总需要找出一位恶人，找到那1%，找到一位倒霉的出气筒。

圣人还是恶人？

历史表明，经济危机总是要来的，但它来的总比人们想象的迟，持续的时间总比人们想象的长。中国也不例外。

有人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将是一场大经济危机的开始。也有人一直说，欧洲主权债债务危机将导致欧元区解体，全球出现新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无法自洁其身。有人说中国一直靠投资支撑经济增长，光投资没有相应的消费，投资回报无保证，经济增长总有中断的一天。人民币汇率调整，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可能突发的超大自然灾害，战争，以及政治和社会动乱等等，都可能成为中国大经济危机的引爆点。

但是，所有的经济危机引爆点之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将是政府提前逃离危机现场，政改也好，市场调节也好，无论以什么形式，什么借口。

按笔者的观点，经济危机是一个经济自我调整机制，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应该出面，积极运作，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尽量缓解普通人民的苦难。

老子有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承担全国的屈辱，才算得国家的君主。承担全国的灾殃，才算得天下的君王。-《道德经》第七十八章）。

读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起邓老爷子。“六四”事件中，他承担了恶人的角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才是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