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停滞在近二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只把注意力局限于政权更替，由于几乎没有中国以外的学者对中国当今的思想有研究兴趣，中国人对自己现在的基本思想流向完全麻木或盲目。不思想的民族不仅仅是一具行尸走肉，时机一到，还会走火入魔。为百年后的子孙计，对中国当代思想现象的描述和研究工作，应当立即开始。

我认为，在今天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现代极权主义。由于其中国特色，可称其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关于“极权主义”，它的发现者汉娜.阿伦特，有着十分精湛的论述。中国学者陈伟2005年在《极权主义的逻辑——试论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一文中，简要地把它概括为：一，反文明，本质上是一种野蛮；二，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运动；三，反功利，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四，反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宿命论。不过由于某种原因，陈文只字未提到中国。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暴政，因为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不局限于政治体制。这种思潮不是为人类某部分人的利益服务，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 反对所有的文明。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倾向于运动。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敌人”作为斗争的对象。阿伦特指出，在功利主义思潮占主流地位的英美没有发生过极权统治，而在功利主义根基不扎实的德国、意大利、苏联，才出现了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创造意识形态，通过这一方式，它为自己创造了合法性，从而有别于一切老式的专制主义。它把对屠杀的重重顾虑视为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情感，用意识形态代替人们的功利计算，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唤起人们对极权主义事业 “无私无畏” 的真诚信念。极权主义无视功利，蔑视现实，导致的后果则是使人的一切行为变得“无法预测”，谁也不知道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对此，不明不白坐进秦城监狱的中国历代高官最有体会。

冷观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极权主义的幽灵无处不在，尽管没有出现在阿伦特笔下，却栩栩如地生记录在从五四以来的所有中国政治史中。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价值，不是建立在人的基础利益即阿伦特的“功利”，而是建立在无论谁都解释不清的“革命”意识形态上。近三十年“革命” 元气耗尽（对海外政治反对派例外），就转移到“民族国家”，另一种也解释不清的意识形态。自五四以来，群众运动几乎没有停止。文革结束不久，就开始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西方颠覆”，反“颜色革命”，一直到现在的“唱红打黑”，“反黄段子”。所有的活动甚至经济活动都带上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瑞典投资失败的浙江商人骆金星用这样的商业口号：“让我们共同创造中国人的世界化！我们要让老外看到我们中国人并不是等着他们进来投资。让世界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 刘晓波刚说了一句“我没有敌人”，立刻遭到到“进步势力”劈头盖脸的指责。

在野蛮没有人性这一点上，现代中国人已经和正在不断地打破世界纪录。中共一向公开反对“资产阶级人性”，把践踏人性当作革命意志坚定的起码表现。毛泽东宣扬的“为有牺牲多壮志”，已经深入中国人血液。从云云政府官员、网络评论员到黑心商人，没有一个把人命当成比五毛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三氯氰胺奶制品，一震即垮教学楼，儿童医院工业氧，摧残人命甚至儿童性命的花样不断翻新。惊叹已经司空见惯。有网友以“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形容当局对因强行拆迁出现的自焚无动于衷。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以一种宿命论取代了个人的道德责任，用历史目的代替个人良心。人不需要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无须承担人类创造法则以及把这些法则施加于自然的责任，而只需要顺应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潮流，积极投身其中，就无往而不胜。就此意义而言，中国现代极权主义的祸水不仅仅是中共，还有其背后原先冷漠转而愤怒的无结构、无组织的的人群，即阿伦特所说的“群众”。 群众既不是某个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公民，当其他一切政党都认为他们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而放弃他们时，极权政党却将目标定在组织和争取群众之上，把群众的力量引爆出来。这使某些人得到短暂的快感，却破坏了传统遗留的所有确定性：道德，信仰，法治，秩序。在极权主义思潮下重建秩序，就像在沼泽中建造庙宇，没有一块辉煌的瓦片得以存留。     

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有人误解为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反帝反西方），共产主义（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极权运动中的群众对个人的生存质量失去兴趣，只把兴趣投向几十年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热衷于把人分成各种不同色彩的派别，谁是谁的走狗，代理人，内奸，对其有一种形象称呼“愤青”。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个人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阿伦特语），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助他。孤立的个人组成了分子化的社会，这正是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极权统治者成功地激起这些群众的完全忠诚，忠诚使这些原本孤独的个人感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极权运动实际上为这些孤立的个人找到了一种尊严感，尽可能多地将民众组织进它的架构， 以便使运动状态永远地保持下去。

不认清中国社会现象背后的思想根源，只是表面性地把责任推给某个政党或某个领袖，以为推翻了谁谁就万事大吉，或者至少好过现在，这不能解决哪怕一个中国的实际问题。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决定的，一当转变念头，同一个人，行动也就跟着转变。改变中国的命运，先从把握中国现行的思想脉络开始。

201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