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女儿

——忆我的父亲

（瑞典）茉莉


我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一瞬是父亲给予的。那是五十年代末，我被父母全托在邵东县幼儿园。一个周末的黄昏，爸爸来接我回他教书的邵东一中。灿烂的夕阳里，爸爸居然在路边茅草小屋顶上掏下一个白色的鸟蛋来。小小的我，双手捧着那个无比珍贵的鸟蛋，乐得快要发晕了。对个子高高能掏到鸟蛋的爸爸，我童稚的心里充满了崇拜之情。

幼时如金子般耀眼的时光，转眼就黯然失色。自六十年代大饥荒、文革以来，个性高傲的父亲在残酷的政治高压下长期沉默寡言，忍辱负重。一九八九年我被判刑入狱，出狱后被逼流亡，父亲一次又一次地为女儿申诉，毫不畏惧地指控李鹏等中国当权者侵犯人权。

二十余年，父亲一直痴痴地等待女儿归来。直到九十五岁，满怀期待的父亲终于油尽灯枯。不孝的我没有回国探亲、送葬，但父亲在临死之前留言，仍然将唯一的女儿视为他的骄傲。

无论怎样远离父母，死亡让父母重新占据孩子的感情世界。当父母的存在成为瑞典语中的过去时态，难以抑止的怀念与感恩之情，如潮水般涌上来。记忆是我唯一的回归途径，我只能以点点滴滴的回忆，去对抗骨肉长期分离的家庭悲剧。

@ 穿越时空的一组历史蒙太奇

在遥远的北欧点燃一支又一支蜡烛，我念念叨叨地和父亲告别。又一个给我生命的人走了，我的思绪回到人生的起点。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性让我们一味面对未来，使得遗忘如烟雾一般弥漫，淹没了很多宝贵的记忆。那些过去了的幸福和痛苦，如同前辈植物里淌下的晶莹琥珀，埋藏在海底，需要去用心打捞。

打捞记忆带出了一组蒙太奇，因为年岁久远，那原本生动的图景大都成了黑白色。在他人看来再渺小不过的往昔故事，在我却是自己成其为自己的根源。无论我和父亲有多大的代沟，他是在精神上给我影响最大的亲人。

我童年时第一次看到父亲露出畏缩惊惧的神情，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傍晚，父亲拿着一个旧布袋，带着我去到学校旁的一块绿豆地里。他弯着腰，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摘起豆荚来。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乡下的亲戚跑来求一口食物活命，父亲把食堂里限量的钵饭端给家人吃，自己因饥饿患了水肿病。本是书生的他，只好私下开一块土地种点绿豆以充饥。

1964年的四清运动后，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从县城中学清洗出去，调到一个叫肖家冲的偏僻山区。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已在城镇小学受到歧视，因出身不好被撤了少先队文娱委员之职，母亲因此让我跟着父亲到那个山区去。父亲遭贬罚之地，一度成了我的天堂，我在肖家冲和乡村女孩一起钻山洞、采野花。

每个月有一次，发了工资，父亲就去杀猪的人家买肉吃。每次他拿着用桐叶包着的猪肉，走进做为校舍的祠堂，都要分出一小块肉来送给门口的贫户六嫂。六嫂的小女儿因缺乏营养面黄肌瘦，嗷嗷待哺，一小块猪肉在那个时期是非常稀罕之物。我长大后，凡自己有的东西都不很吝啬，愿意与人分享，这大概是父亲身教的缘故。

到了1968年文革狂热时期，我们连那个宁静的山区小学也不能呆了。我终生难忘的一个镜头是：父亲从公社开会回来，头部带着被造反派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口，胸前挂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当时父亲只和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清理自己的东西，我们被命令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不敢问父亲是怎么回事，只能拿着一对长长的竹竿帐棍，沉默地跟在挑行李的父亲后面，摸着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回老家去。

@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


连绵的回忆伴着泪水，也伴着歌声。我一遍遍地唱英文歌《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顶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我有一个芬芳的名字。因为我们家先有了两个男孩，父亲在我未出生之前，就早早准备了一个女孩的名字：莫莉花。我是一个被父母期盼的女孩，是世人所说的“掌上明珠”，但我却时运不济。刚小学毕业就遇上了文革，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我被禁止升中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民办中学就读，才读了七天就被人从教室里赶出去。

我夜夜哭湿枕头，为自己失学的屈辱伤心不已。父亲看到我小小年纪就在乡下插秧割稻、拾柴禾扯猪草，信奉“唯有读书高”的他难过地对人说：“我家莫莉花本来是读博士的料子。”

但父亲不让我继续悲悲切切，他偷偷地教训我，说：当年和他一起在民国时期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凡是留在大陆没去台湾的，有些人在共产党土改镇反中被枪杀，有些人在反右运动中被监禁，我们家直到文革才被整肃下乡，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有一次我在田间挑塘泥，肩膀挑肿如馒头，父亲看了不以为然地说：“乡下农民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劳作的。”

在他人更大的苦难面前，我学会坚毅地承受命运。1968年，在父亲的指示下，我找到家乡一间农业中学就读，半天上课，半天在生产队出工。几年后就靠着这张只读了一年的农业中学文凭，我当上民办教师。八十年代开放时代来临，我在父亲的敦促下，一边教书带孩子，一边进修中文系专科和本科。父亲很为我自豪，因为我勤奋努力，从乡村小学简陋的讲台，一直教到大学漂亮的梯形教室。

心理学家会说：一切源自于童年。童年遭受的政治歧视和侮辱，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到了1989年，身不由己地我卷入了沸腾的民主运动，那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因家庭出身长期被欺压到社会底层的自己，对生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盼望。

在我被邵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公审时，我的父母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1989年12月24日，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案在邵阳市委大礼堂开庭。我为自己做无罪辩，上千听众为我热烈鼓掌。当时我的母亲很恐惧，她一边哭泣，一边轻声地抱怨、责骂我。

而我父亲却很兴奋激动，他与大家一起为我鼓掌，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民国时期在南京读大学时，年轻好学的父亲曾旁听过一些世纪大案的庭审，他因此比我母亲更有头脑与见识，能认识到这场审判的性质，认识到女儿虽被判刑要送去劳改，但当局在道义上则一败涂地。

在女儿被剥夺权利与自由的困境中，父亲挺直了腰板，站在我身后。很多年后我才在他乡反思时悟出，我在被审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自己的尊严，拒绝认罪，是因为我命中注定地继承了父亲清高和执着的性格。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从水管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出来的是血。”

◎ “教女护人权”，父亲一生的骄傲


在母亲走后三年，父亲也走了。我翻阅他们留下的书信，禁不住泪如泉涌。母亲在留下的遗嘱里声称：“晚年多亏莉花的慷慨赠予，这些年我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她提及我多年来对父母的经济资助，这减少一点我对自己没有尽孝的愧疚感。尽管如此，不能在父母晚年和去世之际探望和照顾他们，仍然是我心中最深的痛。

是否回国探亲，这是我流亡二十二年中一直纠结万分的问题。曾有老乡传话，说有关当局考虑有条件地让我回国探亲。但是，要我接受一种类似施舍的机会，从一个小洞里爬回去，对看重个人尊严甚于生命的我来说，实在是太为难了。我知道有不少同命运的流亡者回去了，但他们不是写了某种类似悔过或保证之类的文字，就是被当局追究抓捕，或友好合作，或被传言招安。我既不能承受那种羞辱，也不想私下接受某种“恩惠”而放弃自己批评中国政府的权利。

母亲不问政治，却清楚地知道当局会使出什么手段，为了我的安全她表态不要我回国。父亲却相反，他一直为我的基本人权抗争。早在我入狱期间，父亲就以亲属名义为我写申诉书，坚称我无罪，并严厉斥责中共当局：“你们在我女儿的判决书上例举的罪状只有区区五句话，却判了她三年刑。”

从2008年起，日渐衰老的父亲盼女心切，不断给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机构写信，指责他们说：“我女儿莫莉花，被你们无理抓去，又无理判刑。……你院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人。”他还写信给李鹏、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声言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他们侵犯人权。

尽管父亲的一封封告状信都石沉大海，但他坚持向那个冷酷无情的国家机器要个说法。他充满信心地告诉我：“等我告倒了他们，你就可以回国了！”无论父亲晚年是否丧失了对现实的认知能力，他的逻辑是清晰的：是那个政权逼得女儿流亡，是他们有罪。他仍然豪情满怀，在一首写给台湾的老同学的信中，他自作挽联一首，其中就有“育才执教鞭”、“教女护人权”等句子。他把我走上为人权抗争的道路视为他的骄傲。

我的父母都活到高龄，但都没有等到女儿回家。一生与父母聚少离多，丧亲之痛使人清醒，让我从虚无之中获得人生的信念。生命的真相犹如海水退后裸露的礁石，我意识到自己继承了父辈的遗传密码，也承载了他们的追求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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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