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儒道，儒對中國的歷史影響最大，正負作用都是這樣。體制宏觀而言，在古代它是利大於弊，它的維穩功能卓越，歷史的馬拉松中，相較於其它民族，中國大多數時間在前面，道德契約塑造的穩定性功不可沒。

理論的功效總是制約於大環境。大環境大前提變了，成功經驗就會轉換為落後原因，利多弊少就會成為利少弊多。這也是為什麼儒家的秘方在現代失靈的原因。國學會有發展，但不是回到過去的陳規，而是新生，新國學才有生命力。

傳統儒學的重心在整體，淡化壓制個體。過去重整體的得大於輕個體的失，邊際效益是正的，所以也可以說儒家是中華的核心相對競爭優勢。但遊戲規則變了，進入了知識的年代，個體的創造力成為核心相對競爭優勢。這時候重個體的西方體制更有結構性優勢，反之重整體的得小於輕個體的失，儒家的邊際效益也就由正轉負，這時候系統自然排斥失去效率的儒家，儒家被邊緣化也是一種新陳代謝。換言，當個體的創造力成為主要競爭優勢的大環境裡，儒家顯然利少弊多。調整比重才是槓桿所在。

體制角度，對動力源（driver）敏銳是對症下藥的前提。自下而上的動力源是引擎的情況下，那麼自上而下的任務是配合，做好配角。如果它自上而下脫離動力源，那麼會是個反向作用。反之，它只是配角旨在進一步激活動力源，那麼事半而功倍。換言，自上而下的儒家之教化與馴服只是負槓桿。

民生的流派就是以草民的個體為出發點，自下而上。思考問題若是自上而下去定義規範草民該如何被教化，那麼結果自然與民生關係不大。當儒家失去普遍性代表性的時候，它腳下空空不能站穩，沒落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