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挑一的精英—文革后首批大学生生存状况实录！
作者：[maomi] 2002-10-31,11:42:13
20年前，有两批特殊的大学生几乎都在1982年走出校园。这群特殊的学生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学员——77、78级，入校时他们从16岁到40多岁不等。他们当年如何，现在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从今年2月开始，一组同样性质的聚会在中国众多高校里进行着：2月，北京电影学院；4月，清华大学；6月，上海交大；8月，西南师范大学：“国庆”期间，又有数百中年人从全国四面八方，不顾“十一”拥挤的交通，聚集到济南赶赴山东大学。
聚会者是国内各高校77、78级的学员，20年前，他们带着“人民的嘱托，祖国的厚望”，从这里走向祖国建设的各个战场。
可怕的2.5代
1977年8月，邓小平请来包括周培源、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会上，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当时，大学招生采取的方法是各级组织推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青年”。邓小平询问身边管教育的刘西尧部长有关具体细节后，当即拍板恢复高考。
于是，这一年出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两大奇观：一是中央连续44天不停地开教育工作会议，决定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二是这个消息一下就吸引了上千万的应试者。1977年10月20日，被他们永远地留在了记忆中。
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78级学生陈传敏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
上千万的试卷需要大量的纸张，而当时国家并没有这个准备。中国人民大学姚裕群教授告诉记者，国家紧急调用纸张印刷当年考试用的试卷，那时全国都穷，中央决定：不增加群众负担，每个考生只收五毛钱考卷费，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贴，试卷先调用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在记者的采访生涯中，再没有比追踪77、78级更让人激动的事情了。原本以为，20年前的风云一代，要找到他们的踪迹很难。可后来的结果是，只要记者将视野扫向中年的成功人士，总会不断发现77、78级的踪影。
由于这一批人包括77级、78级全体和79级的一半大学生，因此，国外有人给他们取了一个名称：“可怕的二点五”。而在国内，区别于老三届（1966－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他们被称作“新三届”。
考试：百里挑一的精英
与现在近2：1的高考录取比例相比，当年的高考可以说是十分艰辛。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宣布招生后，申请报名者居然逾万，而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才招收了153人。
“从宣布高考到考试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能考上大学，说明这群人起码在文化上是出色的。而且在当年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学习，这本身就很了不起。”陈昕认为，能从当年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77、78级学员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8年，先后上山下乡的青年学子达到2000万人。在那个年代，学习文化知识被认为是不正经的事。多少走入农村的知识青年只能在劳动了一天后才能在夜晚挑上煤油灯学习，就算这样，有时也得“偷偷摸摸”进行。
“如果坚持读书，会被称为‘白专道路’，当时是用批判态度来看待读书的。在工厂，别说上班的时候看书，就连下班后看书都是领导所不喜欢的。”陈昕说。
大学生活：争分夺秒追回青春
9年前，当记者还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学的时候，不断听到任课的老师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他30多年的教师生涯里，印象最深，感觉最努力的就是77、78级的学生。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产学联合中心主任倪军是上海交通大学77级的学生，他在今年6月重返交大的时候，很自然地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大家都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求学机会老师经常劝我们不要太拼命按时睡觉劳逸结合。”
“他们都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接受过底层的磨练，来自农村、农场、工厂、部队，从各工作岗位考过来的。进入学校后，他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非常刻苦，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四点——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陈昕认为，非常刻苦，珍惜机会是77、78级学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沈杰博士认为：“77、78级先读了社会这本无字的书，再读有字的书，有着很丰富的社会阅历，理解力和思考力很强；他们出身在经济很匮乏的年代，有很强的紧迫感，很懂得珍惜机会、珍惜时光。”
现任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的韩儒理是上海交通大学77级的学生，入校时已经是有了孩子的“老学生”，才到交大，既听不懂上海话，又听不懂英语。据知情人士描述，当时他学习的情形可以用“发疯似的”来形容。在今年6月交大77、78级返校聚会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忆起那时的学习情况——“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90小时。有一位同学家就住在徐汇区枫林街道，可他硬是一个学期只回了三次家，而三次加起来的时间还不足一整天，大家总觉得回一趟家，和留校的同学相比就‘亏了’。”
成功和遗憾
迄今为止，并没有调查数据对这群人进行统计，只在各高校的校友会中，记录着他们毕业20年后的成就。政界，有财政部副部长罗继伟，海淀区代区长周良洛……学术界，有知名学者魏杰、陈平原……文化界，有王小波，陈小奇……企业界，有清华同方的总裁陆致成，影视界，还有最负盛名的张艺谋。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科研处长陈昕博士认为，无论在政府还是科研机构，77、78级都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跟踪他们这一代的现状。但从平时接触到的看，许多厅、处一级的干部都是这一代人。”陈昕说，“他们扎实的知识、久经磨练的心理基础以及道德素质造就了今天的成功。”
在记者接触到的众多77、78级学员中，他们大多都承认自己毕业后赶上了好时代，他们毕业的时候，整个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断代，而全社会的思想又十分解放。正是这样的历史机会给予了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
的确，77、78级在政府、高校和文化艺术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但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也发现，在商界，尤其在民营和私营经济领域，77、78级的成就显得并不突出。到新经济领域，就更难看到他们的影子了。
陈昕告诉记者，“‘下海潮’才开始的时候，以待业在家、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为主。77、78级并不是当时的主流。毕竟，那时下海并不是说人人都愿意的。对于77、78级这些有着光明前景的人来说，放弃看得见的前程而投身尚处于摸索阶段的商界，的确需要非常的勇气和胆识。”
沈杰告诉记者，“在下海潮中，下海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淌了趟水就上岸了。”
人文关怀与责任感
“我们在精神的空白里填满了音乐的交响／我们在改革的大潮中探索着民主的理念。我们高举‘从我做起’的旗帜，我们用行动实现着‘从现在做起’的诺言。”当记者来到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时，校友总会理事钱锡康研究员拿出了清华77级祁海鹰写的清华“一九七七级世纪宣言”。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很有理想，也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与关怀。”钱老师这样看待这一批学员。
陈昕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那个年代培养了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并且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是空话，而是‘新三届’实实在在的特点。” “他们进入学校后，很快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典型的就有潘晓掀起的人生理想大讨论，那是全国范围内的全员讨论，放在今天，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大家也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乃至西方政治民主观念等的大讨论。对理想的追求远远胜过对金钱的追求。”
那个时代的人也同样忘不掉有句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话，当年被邓小平充分肯定。而提出这句话的，正是清华大学化学系77级的学生。
沈洁博士长期研究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他认为77、78级的学员是成熟、理性的一代，“他们是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一群人。”
那么，他们自己认为，当年强烈的“承上启下”历史使命感，到今天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清华大学李艳和教授认为，20年来，大家都奋斗着，个人的轨迹与国家的发展直接联系。从他所见到的清华毕生生，能打上75－80分，也就是基本达到了要求。
清华大学校友总会钱锡康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是否完成了当年的诺言，现在还没有到做出判断的时候，更应关注的是在今后，他们会怎样为国家服务。
沈杰认为，当年77、78级肩负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承前已经做好了，20年中国的发展，77、78级是不可埋没的社会力量。而在启后这方面，还正是他们在承担的历史使命。
沈杰认为，每一代人都有对社会对历史的贡献和局限，放在更长远的历史长河里，77、78级对推进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们是值得骄傲的一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