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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之历史分析
在中国，“孝”是至高无上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要是一个人不孝，就和妓女一样了。孟子骂墨子最狠的，也是“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一闷棍打下去，墨家始终抬不起头来。墨家的信徒，也都散了——谁敢和禽兽为伍啊，谁敢说自己不孝啊。
什么是“孝”？和儒学其他概念一样，“孝”也没有定义。先看《论语》——《论语》也不是定义什么是“孝”，而是罗列一些现象，说那些事情就是孝行。
有哪些孝行呢？
第一， 听话；
孟懿子问孝，子曰：“勿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勿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回答：“不违背礼仪所规定的”。樊迟给孔子赶马车时，孔子和樊迟说：“刚才，孟懿子问我什么是孝”。樊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孝，您说说”。孔子说：“活着，按礼侍奉；故去，以礼安葬和祭奠。”
“礼仪规定的”是什么？一句话，听老人的话。父亲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思，不能惹父母亲不高兴；否则，就是忤逆。
不仅如此，父亲去世了，他定下的规矩，也不能改。“三年无改于父道，谓之孝”；改了，自然就是不孝。
第二， 赡养；养儿防老，赡养是必须的；不仅要赡养，态度还要好，要恭敬。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孝，孔子说：“现在的孝顺，只是能赡养老人。即使是犬马，都会得到饲养。不敬重，有何区别？”
在此，要说孔子瞎类比——饲养犬马，是人，而不是犬马的子孙，如何可以类比呢？我也理解，孔子的意思是，连犬马你都会养，怎么你的父母就不养了呢？此言也无道理。人饲养犬马，是因为犬马有益于人，而不是出于善心。
再有，我也觉得孔子故作深沉——对孟懿子，是一种回答；对子游，又是一种回答。别人来，还有第三种答案呢。“孝”就一个字，孔子就没有完完整整地讲明白。他的话，又被人当做圣人之言，谁也不敢质疑。这就给他的学生和后人，带来一种烦恼，到底哪一个是“标准答案”呢？还是把所有回答拼接起来，才行。
总之，怎一个乱字了得。
17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对此有精彩的评价——不要以为外国同志，不通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其一，西方传教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多有神学和哲学博士学位，绝非中国贫寒子弟，过不下去了，才去寺庙混口饭吃，比如朱元璋。其二，他们专注于中国历史和文化，都有十年以上的经验；其三，他们的研究方法，是西方的、先进的、实证方法，有别于中国人从旧书本，到新书本。其四，他们态度端正。不会崇拜中国，也不会随意贬低中国文化。
“中国所有其它形式的智力活动，都因为奉道德哲学为第一而发展受阻，钻研数学和医学没有荣誉和报酬。而即便是他们唯一高深的道德哲学，也因为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而使伦理学最终成为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金尼阁。
道德哲学的首领，是谁？非孔子莫属啊。
第三， 关心；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又来问孝，孔子说：“关心父母的健康。”
古代人寿命短，当自己长大成人，有能力照顾父母的时候，父母的生命，也将进入倒计时。时时刻刻关注父母的健康，是每一个晚辈应尽的职责。早请示晚汇报，必不可少；出门之前，要向父母辞行；回家之后，先去父母处问安。以父母的平安健康，为自己最大的幸福。
这才是孝。
这样的要求，不算太高。换言之，只要不是良心大大地坏了，孝子并不难做到。但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孔子的“孝”是有漏洞的。至今，这个漏洞也没补上。
漏洞在于，孔子自以为得计、并为后来儒学家津津乐道之“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家庭这种社会细胞的规模有限，基本不具备抵御、化解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仅以养老为例，如果某个家庭没有孩子。此其一；或者，有孩子，孩子却没有能力赡养老人，比如，他自身是残疾。不仅不能养老人，反倒需要老人照顾。此其二；再有，中年丧子——本来寄希望于儿子，儿子却先走一步。此其三；也不排除，遇到不屑子孙；儿子有能力赡养，却故意隐瞒自己的财产，不赡养老人。此其四。还有，儿子有能力，也有意愿，却远在天边不能尽孝的。此其五。光棍、没有孩子的寡妇、不能成家的残疾人，此其六。
怎么办？
对此，儒家之“孝”，只好徒唤奈何。也不能说，儒家完全没动过脑筋，想过解决办法，如“父母在不远游”，就是“其五”的应对之策。可是，这一戒律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它解决的问题更严重——自此，中国人都成了“池塘里的青蛙”，穷尽一生，也不敢去大海里闯荡。每个人都困在一亩三分地里，缺少了向外的开拓和进取精神。
可见，这不是办法。至少，不是好办法。
孟子还意淫呢？“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是应然，而非实然。中国人总把想到的，当成做到的。实际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和理想，有如天地之差。一个衰老的寡妇，上无老下无小，中间无人扶助，她如何享受子孙之“孝”呢？儒家之学、之道，于其有何益处呢？
对此，儒家也是有察觉的。所以，在儒学设想的“大同世界”，提出：“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这种设想，是对一家一户之“孝”的发扬和光大，是弥补原有孝道漏洞之必然。不过，我们也知道，“大同世界”遥不可见，连影儿都没有。也就别提什么“人不独亲其亲”了。
总之，儒家之“孝”，不是全覆盖，而是部分覆盖；就像一件破衣服，只能盖住身体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只好走光了。孔子和儒家之“孝”，只限于一个家庭或家族内，是只管自己的父母，不管他人之死活。即便是义庄，也不过如此。社会化的、惠及每一个家庭的养老制度，在儒家体系和传统中国，是根本不存在的。
有人常把儒学当成“教”，包括近代著名维新人士、保皇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事实上，对比一下佛教、基督教，就知道“孔教”小家子气。治一家一姓，尚可；统一国一族，万难；更别提“冲出中国走向亚洲”。
为什么？以慈善为例，佛教普度众生，只要是生命，即使小猫小狗，野花杂草，都是佛家爱惜、怜悯的对象。寺庙之济贫、救急和赈灾，也是无分姓氏，面向大众，普施恩惠；佛教如此，基督教也是如此。耶稣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医院、学校、孤儿院、育婴堂，从来不是某家某姓的专利，而是劳苦大众之福音。它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不是某一个家族之福利组织。
范仲淹是儒学信徒，曾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振奋人心的誓言。不过，他首创的义庄，只是范氏族人之依靠，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宋史记载其“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
范氏义庄，是范仲淹于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第三次被贬后，在原籍苏州吴县捐助1200多亩地设立的。义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生活。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经过历代范氏子孙的屡次捐献，到清朝宣统年间，范氏义庄公有“义田”5300多亩，且运作良好。
范仲淹时期，苏州范氏子孙数量还不多，仅90多人，因此，范氏义庄的资助是人人有份，属于小范围普遍福利。到清朝，由于范氏后代数量增多，义庄的资助主要针对特殊对象，例如家庭贫困者、寡妇、上学、结婚、丧葬等。
范仲淹之义庄，成为当时和后世仿效的对象。宋元之间，记载的义庄约70多个，明代约200个，清代有“义庄遍天下”之说。清末，仅苏州地区就有义庄200多个。这些沿袭自范氏义庄的各地义庄，成为中国民间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固基础。
问题是，无论一个义庄规模有多大，义庄的数量有多少，它都只是家族和宗族性的封闭机构，是一个家庭的扩大化，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福利团体，却不是一个开放的、面向公众的社会性组织。唯此，义庄所发挥的作用，也许与其初衷恰恰相反。
只有大家族，只有官宦之家，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优越的一方豪族，才可能建立和维持义庄。穷人、小门小户、鳏寡孤独者，是没有能力搞什么义庄的，也不属于任何义庄。结果是，义庄更强化了社会上豪门望族的势力，使强者更强，富者更富，家族势力门阀势力，结为一体；真正需要照顾救济的民众，却求助无门，陷于饥寒交迫之悲惨境地。社会两极分化，“一边是海水，另一边是火焰”，每个朝代末期，流民遍地、盗贼蜂起，成为旧王朝的颠覆者，已经证实“义庄”，难以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义庄”之存在、之广施仁爱、之救济同族，也使受惠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只知有“父祖”，而不知有“君王”；只知有家族之“情”，而不知有皇恩浩荡。这是专制独裁者，所不能允许的。可为什么历代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倡孝道，并对“义庄”这种从皇恩中“分一杯羹”的做法，也放任不管呢？今天，在我们国家，“孝”也是国家之首倡。
根本在于，“孝”，是起点，是手段；——“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忠”，才是终点和目标。——“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为此，皇帝尽可以大大方方地鼓励所有家庭，尽心竭力地培养孝子。当面临国和家之选择时，一句“忠孝不能两全”，就把孝子的母亲打发了，再一句“精忠报国”、“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就把孝子夺走了。
在“忠”“孝”选择上，从来没见“孝”先于“忠”的，却只见母亲孤苦无依的眼泪，和绝望无助的眼神。“忠臣孝子”，忠臣是第一位的，孝子其次。实际上，第一位的，也是唯一的；人，不可能分身有术，不可能兼顾两端；做了忠臣，就不可能做孝子。如此看来，家庭和家长，是培育基地；皇帝和朝廷，是用人之处。皇帝和朝廷，只用不养，何乐而不为呢？“空手套白领”的买卖，谁都愿意！
还有一层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察。
“当差纳粮”，是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民众，不可免的。这就是“税”。“税”，是民众以“禾”与政府进行的一种“兑”换。“兑”，等值交换，是也。例如，我们去银行兑换外汇，都是等价的。如此说来，老百姓缴税之后，皇帝和朝廷应该有所表示的。
但是，“孝”道不是这么讲的。孔子说了，儿子必须养老子，不养，就是不孝。为什么呢？是因为老子养了儿子。儿子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必须加倍奉还，必须小心谨慎地伺候着。可问题在于，“当差纳粮”所奉献之真金白银、珍珠细软、山珍海味和五谷杂粮，都上供给皇室和朝廷了。老百姓能干的时候，为朝廷出力纳贡；不能干了，就回家让儿子养着。否则，就是不孝；否则，就该受“千夫所指”。
在“孝”道规范中，赡养老人，全是儿女和后辈之责任。从中获利最大、榨干百姓骨髓之皇帝和朝廷，好像局外人，啥事儿没有。只有居高临下，教训人民没有尽到“孝道”之“道德超人”之权利。这种“孝道”，当政者能不喜欢吗？这种“孝道”，统治者能不大力倡导吗？历代统治者高唱“孝道”，其用心不是已经明明白白了吗？
别说历史走远了。历史就像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升起来。历史照耀着我们，暖洋洋地。
且看，最新的《婚姻法》。
201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父母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天经地义；但是，我也觉得，父母亲是曾经做过工、交过税的，收了税的政府，此时怎么跑得没踪影了呢？在《婚姻法》中，看不到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不仅对父母，对爷爷奶奶、外祖母外祖父，做晚辈的，依然有供养的义务。这也是《婚姻法》规定的：
第二十八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老子能干的时候，养儿子，这叫保障少年儿童权益；老子不能干的时候，儿子养老子，这叫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政府呢？只管收钱。这种好事，还写在纸上，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下来。可是，拿走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和父母亲税收的“亲爱的祖国”，你们在哪儿呢？我怎么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没有“忠臣孝子”，也没有中华民族“孝”之优良传统，可是，他们的老人都得到了妥善照顾，老有所养，不在话下；老有所为、所乐，也不成问题。日本、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没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的。对身体不便的老人，也是政府买单、派人照顾的。说政府买单，不太准确。准确说是，从老人的退休基金中，拿钱，然后，购买人力，为老年人服务。总之，只要你年轻的时候，工作了纳税了，政府就会把你管到底。决不让你年轻的时候流汗，年老的时候，再流泪。
任何一种社会道德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和经济成因。“孝”，也如此。当政者积极提倡，并以法律形式所强化的“孝道”，表面上仁义道德，实质上，欺世盗名。历史上如此，当今亦然。最可悲的是，大众依然沉醉在争当“孝子”的美梦中，却不知，每一个“孝子”都是政府推卸自己责任、转嫁养老义务的牺牲品。政府，乃最大的不孝子孙。
外国，没有“孝子”，人家的老人过得挺好；中国，孝子成群，可我们的老人，却总是生活在不安定当中。其中究竟，不得不察啊。
2011-10-28，18:40分
北京，望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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