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範少數族裔正在失去耐心

原文鏈接：The model minority is losing patience

《經濟學人》2015.10.3.

亞裔美國人是美國最成功的少數族裔，但他們現在越來越強烈地抱怨起有關歧視，特別是在教育方面。

米歇爾·王，一個加州的年輕人，在他（所在學校的）有1,002名學生的年級里，他的成績名列第二。他的ACT考試得分為滿分的36分；他在奧巴馬的就職典禮上的唱了歌；他在一個全國級別的鋼琴比賽中得過第三名；他進過全國數學競賽的前150名；他參加了好幾個全國級別的辯論競賽的決賽。但是，當他申請大學時，在他星光閃耀的學業生涯中，他第一次面臨嚴重的失望。在他申請的七所個常青藤院校中，有六所拒絕了他的申請。

 “我看到有人比我資格更差卻申請到更好的學校，”王先生說： “起初我只是生氣。後來，我決定與其生氣，不如行動。”他寫信給有關的大學。 “我問：為了進入貴校，我還可以做什麼？你們錄取學生是基於種族，還是其它的什麼？”他只得到模糊的回應，或杳無音信。於是，他投訴到教育部。然並卵（還是沒有用）。 “該部門表示，他們需要確鑿的證據。”

今年五月，王先生加入一個由64個亞裔美國人組織組成的團體，聯名投訴到教育部，指控哈佛種族歧視。類似訴訟已經不是第一遭。去年已經有一群亞裔學生對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提起類似指控。教育部已於去年七月拒絕了這些指控。但還有另外兩起亞裔美國人提起的訴訟在進行中。其中一個針對哈佛，另一個針對其它九所大學。

1965年10月3日，林登·約翰遜總統簽署的移民和國籍法案成為法律，比起其他種族，更偏愛歐洲白人的舊移民體系被清除。它的一個主要後果是大量的亞洲移民開始進入美國。根據大多數指標，這些外來者比任何其他少數族裔群體做得更好。事實上，他們早已被形容為“模範少數族裔”：富裕，受過良好教育和遵守秩序。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其結果是，比起過去，他們正在開始變得不那麼安分守己。

戰後，事情發生了變化。中國和印度被視為盟友，對日本人的拘禁後來被看作是錯誤的。民權運動改變了（美國人）對待種族的態度。新的移民法使人們可以依據技能和家庭關係獲得移民美國的資格。亞洲人口眾多，快速發展的經濟意味着熟練上進的（候選）美國人供應充裕。 2013年，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移民人數首次超過了墨西哥人。

亞洲是一個大的地方，亞裔美國人包含很多的子群，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段，以不同的原因進來，他們擁有不同層次的教育水平和富裕程度。日本人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到達的。中國人從上世紀80年代起（大批湧入）。印度人和中國人大體都受過良好教育和經濟富裕。而（為數不多的）柬埔寨，老撾苗族都在努力。日本人，亞洲唯一的一個大多數出生在美國的子群，他們更可能與非亞裔結婚。這種態度和教育水平更接近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人口的狀況。但亞裔美國人平均起來，（比起美國人的整體）不同尋常地受過更良好教育，更富裕，更多地結婚成家，更多地滿足於他們的命運，更多地願意相信美國夢：與全體美國人的58%相比，69%的亞洲人認為，“只要願意努力工作，人人都有希望出人頭地。”

他們在教育方面的表現最為出色：亞裔美國人中49％擁有大學本科學歷，而整體美國人只有28％（擁有這個學歷）。儘管亞裔美國人僅占美國總人口的5.6％，根據他們到教育部的投訴，他們構成了美國最近的數學和物理奧林匹克隊隊員和總統學者的30％以上，同時擁有25-30％國家優秀獎學金名額。2013年，那些考入紐約最有選擇性的公立高中，史岱文森高中和布朗克斯科學高中的學生中，分別有75％和60％的亞洲人。而紐約市的亞裔人口只是13％。蜂擁而至的移民很可能還會增加亞洲人和其他移民群體之間的這些差距。因為新來的移民的高素質甚至超過他們的前輩：現在來自亞洲的新移民中61％擁有學士學位，而非亞洲移民中只有30％擁有同樣學歷。

他們為什麼做得這麼好？紐約城市大學的艾米·辛和密歇根大學謝鈺（音譯）審查了6000白人和亞裔孩子的成長，從幼兒至中學，找到答案。他們否定了亞洲人比白種人只是天生的聰明得多這樣的想法：在認知能力上，是有一個早期的差距，但是這個差距在進入學齡以後降低到並無（統計學）意義。亞裔父母的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提供了部分的解釋，但只有一小部分。他們的數據顯示，亞洲人的出色表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努力學習的成果。辛女士和謝女士的研究顯示，亞裔和白人孩子之間努力程度的差距，隨着他們的學校生涯的延續而增長。

當研究人員詢問孩子對自己的學習態度時，在亞裔和白人孩子之間出現兩點不同：亞洲孩子更有可能認為數學能力是後天習得而不是天生的；與白人家長相比，亞洲的父母對孩子的期待更多。那種把A-視為“亞洲F”的現象非常普遍。另一項由美國猶他州大學的Zurishaddai加西亞進行的研究表明，比起其他族群，多得多的亞裔父母有可能每天花上至少20分鐘幫助他們的孩子學習功課。

根據“亞裔美國人成就悖論”，基於對洛杉磯的華裔和越南裔，還有墨西哥裔，歐裔和非裔年輕人的研究，珍妮佛·李和周敏（音譯）認為，區別不僅是在家裡發生。她們指出存在一種事實上的“族裔資本”，他們把族裔群體對教育的整體支持作為解釋的一部分。

亞裔受訪者疲倦地回憶和那些成天在他們眼前晃來晃去的身為博士的父母的堂表兄弟和鄰居。一個到處都是生意人的社會可以得到很多幫助。南加州的中國黃頁有四英寸厚，其中列出了中國企業提供的數以千計的針對中國人經營的SAT考試預習和輔導服務。至少對於父母而言，密切聯繫祖國也是一個優勢。不聽話的孩子可能被威脅送回老家。這些十幾歲的孩子從各種渠道得知，與回到中國相比較，留在美國還是更輕鬆的。

由於這種壓力和艱苦的努力學習，很多亞裔美國人最終進入頂尖大學，但沒有依據他們在高中的表現似乎應當得到的那麼多。有些亞洲人聲稱，常青藤聯盟有一個隱藏的限制亞洲人數量的政策。他們指出，從亞洲人飆升的學業成果和托馬斯Espenshade與普林斯頓大學的亞歷山大·沃爾頓雷德福研究的錄取數據中可以得出結論，在SAT考試的1600分中，亞裔美國人需要比白人多得140分，才能取得（同等級的）一所私立大學的入學資格，而黑人可以比白人少310分。【亞洲人比黑人，就要多出450分才行了。】然而，在美國加州，公立大學只允許在錄取時運用經濟標準，而不是種族標準。【就是說可以照顧低收入家庭但不照顧特定種族。】2014年，亞裔在伯克利分校的入學率是41％，在加州理工學院是44％（見圖表）。

猶太人曾經面臨的那種種族偏見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問題的一部分，但肯定行動【或譯扶持行動、平權行動】 (affirmative action)一定是。一流大學往往不得不照顧居於劣勢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因為其歷史得分較低；但是如果論到遺產、體育明星、政治上的關係和富人可能捐贈的新校舍（亞洲人還很少捐贈），亞洲人的地盤就很小。因此，只是學習成績優秀的人的入學數量就受到了限制。常青藤學校不會停止向特權讓步，因為他們的資金依賴於富人的慷慨，（對弱勢群體的）扶持行動也是牢不可破。

有幾個州已禁止在入讀公立學校時使用種族標準，也有過反對平權行動的多起訴訟。阿比蓋爾·費舍爾（她是白人）對德克薩斯大學的起訴，已在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間輾轉纏訟七年；在六月，最高法院同意審理她的上訴。九月份，在美國亞裔教育聯盟的保護傘下，117亞美服裝向費舍爾小姐提供了簡短的支持。【這一句看不懂。請方家幫助。原文：117 Asian-American outfits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Asian-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 filed a brief to back Ms Fisher.】這個由一群亞洲學生製造的事件將對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帶來壓力。鑑於幾個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對扶持行動並不支持，法院似乎很可能會否定裁決。

一半太成功

就目前而言，法院已採取的態度是：大學招生可以有種族考慮，但種族配額則不允許。常青藤否認執行了一個種族配額。但在其對亞洲團體的投訴意見的回應中，哈佛堅持使用種族作為（諸種錄取）準則中的“一類，它是多元政策的一個方面，包括種族，從每一種背景轉變學生的教育經驗，並讓我們的畢業生準備去面對一個日益多元化的世界” - 和描述其招生過程中的“整體”一詞，意味着它會考慮得更廣泛，而不是單純考慮考試成績。

許多亞裔父母認為這是不對的。很久以前，他們就已經明白，要努力擺脫亞洲學子是數學書呆子、除了讀書什麼都不會的的刻板印象，並鼓勵他們的孩子向多元化發展，音樂、辯論、慈善工作、體育、一切可以提高學生錄取機會的東西（都在他們的視野之中）。但許多在這些領域有出色表現的人，包括王先生和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學生艾琳·劉，與類似的耀眼簡歷，卻被常青藤拒絕。劉女士的母親，特里西婭說：“我對此感到憤怒。我們為美國夢而來：你努力工作，你把一切都做到最好。但是卻沒有收穫。”艾琳已經接受了到一所加拿大頂級大學學習，她在那裡很開心。可她的母親不開心：“這件事打破了我的心臟，她出國了。【意思是離我太遠了。】如果她去了哈佛，我可以給她帶去餃子。”【這位母親可能住在波士頓。】

作為反思，王先生懷疑亞洲人很可能會懈怠。在亞洲家庭長大的他說：“（現在）不是變得更加輕鬆，而是可能越來越嚴格，因為父母意識到他們將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目標是讓所有的人都有進步。但亞洲人比其他所有人都進步得更快。“至於阿諾德·賈，一個14歲的新澤西州短山市人，他指出，問題還會回來。 “為了對付平權行動，我們必須比別人更努力，”他說， “這會讓刻板印象變本加厲。”

但亞裔社區並不願意在總體上反對平權行動。它傾向於投票給民主黨，它的許多成員還記得他們被人瞧不起的年代，那時他們還不是模範族裔。因此，那些不喜歡它現在的運作方式的人傾向於對它進行調整，而不是廢除。有人說，亞洲人實際上應該支持它。

的確，儘管亞裔美國人在中學和大學表現得非常好，並擁有較高的平均收入，但是在工作場所，他們在高級職位方面代表性不足。“竹天花板”似乎始終存在。在企業和自由職業中，亞洲人在基層和中層都幹得很好，但在頂層則不太成功。根據巴克·季、王榮珍和丹尼斯·派克從谷歌，英特爾，惠普，LinkedIn和雅虎收集來的的升職綜合數據，亞裔美國人組織發表的一份報告稱，27％的專業人員，19％中層管理人員和的14％的高層管理人員是亞裔美國人（見圖表）。

類似的現象在法律界也可看到。在2014年，11％的法律事務所的股東是亞洲人，但合伙人則只有3％。頂級公司的招聘人通常使用應用程序從所有一流大學初選人才，然後用他們的課外業績做進一步篩選。美國西北大學的勞倫·里維拉說：“關於運動項目，他們對如曲棍球，壁球和賽艇隊特別感興趣。當你注意這些運動的人口基礎，亞裔美國人沒有大量代表。”

在（權力）樹的最頂端，幾乎看不見亞裔美國人。據一項由吉爾福德學院的Richard Zweigenhaft做得關於500強企業CEO的研究，2000年有8個亞裔美國人，而在2014年是10名，而女性的數量在同一時期從4個上升到24個。在學術界也是一樣，到處都塞滿了亞裔美國人的教授，但在美國的3000所大學中，亞裔美國人的校長少於10個，季先生說。

那些高高在上的亞裔美國人，像《升遷報告》的三位作者一樣，認為文化模式可能會在頂部導致亞裔的代表性不足。 “在亞洲人得到的教養中，有什麼東西使亞洲人比較害羞（過于謙虛、膽怯、內向、放不開），”季說。 “工程師都是書呆子，但在自我選擇的書呆子群內，亞洲人更突出的書呆子。”“我們提出了要謙虛，”黃女士說。 “我的父母不想找麻煩。要保持安靜，不要惹亂子，成為團隊的一部分。（融入）企業的生命，你要學會嘟嘟的喇叭聲。”【不明白意思。原文：you have to learn to toot your horn.】 “儒家認為，人際關係間有自然的秩序，”佩克女士說， “你不要爭論，你不要對抗權威。”亞裔美國人是一個暴露在一系列影響中的又大又多元的群體。但他們反射出的這種模式都不太像具有領導力，即使他們本身的素質都很高。【這兩句恐怕譯得不好。原文：Asian-Americans are a large, diverse group exposed to a range of influences, but those who do reflect such patterns may be less likely to bid for leadership, even if they are highly qualified.】南亞人，則比較不太可能被告知不要“搗亂” - 用於實例，盧英德在百事可樂和阿賈伊班加在萬事達被引為傳聞證據。

季先生，黃女士和佩克女士，他們開發訓練課程，以幫助亞洲人得到提升，建議他們應該更努力地通過網絡工作。【對這個network可能有誤解。是不是指與別人合作？】但另一項研究表明，亞洲人可能會發現找導師尤為艱難。研究人員在沃頓商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寫了相同的電子郵件給6500位教授，以學生的名義要求見面討論學術。白人得到的回應明顯比其他族群更多。亞裔不分性別得到的回應都不多。由於常青藤產生的CEO，國會議員和法官的人數多得不成比例，知名大學對亞裔美國人的明顯偏見也會讓亞洲人進入社會頂層的機會大打折扣。 “樓梯正在從我們的腳下拉開，”劉特里西婭說。 “如果我們去不了常青藤大學，我們怎樣才能在華爾街，國會或最高法院立住腳？”

研究猶太人和常春藤關係的傑羅姆Karabel研究報告（《選擇：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招取和不招取學生的秘史》）顯示，這裡只有猶太人已經獲得了常青藤不再歧視他們的政治權力。而亞裔美國人在政界和商界都嚴重代表性不足。在第113屆【？】國會中只有2.4%是亞裔美國人。根據另一個數據，州議員中只有不到2％是亞裔。

金參議員在哪裡？

南亞人雖然不及東亞人人數多，但更加顯眼。尼克海利，南卡羅來納州州長，並鮑比金達爾，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兩人都是印度裔美國人。在餘下的48個州里，還有唯一的一個亞裔州長（大衛·Ige，日裔，是夏威夷州州長）。印度和中國的對立的政治傳統也可能是一個因素。 “我們來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薩裕·Bhojwani，他在運作“新美國領袖”項目，該項目幫助培訓移民在政治方面發展。他說： “我們準備做的事情東亞人沒有辦法做。”

在中國，相比之下，“我們搞文化革命去了，”春燕·李，中國財政部的一名前雇員，研究會計學，現在在是紐約佩斯大學的教授，她說：“這裡缺乏政治信任。”

亞裔美國人受到的，尤其是在工作場所的不公平對待，可能會推動更多的人進入政界。安德魯·韓，杜安·莫里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韓裔美國人，說，“我曾經是一個小女生，或者是一個黃外白內的香蕉人。但一旦我打入了法律界，就成了一個激進派。 “

高校招生，以及起訴哈佛，可以提供一個火花，去點燃讓亞裔美國人越來越果斷地參與政治的熱情。在去年的加州，有西班牙裔參議員推動一項法案，試圖廢除（州）政府禁止在大學招生使用種族標準（的政策）。這件事激怒了許多人。一個包括26個亞裔美國人團體的36個組織的聯盟搞起一個Change.org請願書，反對該法案，並且成功地讓這個法案被撤銷。 “有越來越多的社會焦慮”，在那些受到了歧視的亞裔美國人中，相信哈恩先生說。【這句譯得不通順。原文： says Mr Hahn of the belief among Asian-Americans that they are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下一步是什麼？法學院招生？就業？”他在組織政治籌款，並說，庫房門已經打開。 “對沖基金資金，私募基金，律師。他們給予巨資......猶太人花了半個世紀來獲得他們現在的地位，”他補充道， “我希望我們不會花那麼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