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東方世界當代崛起之大數據探秘附錄十一

趙汀陽《惠此中國》肯定的精彩與可能的疑問

一段時間以來，不斷看到網上各處在談論我的好友，中國著名的哲學家趙汀陽先生今年幾乎同時有兩本專著行世。分別叫做《惠此中國》和《中國的當代性》（以下簡稱《中國》和《天下》），其中，《惠此中國》的核心論點“中國漩渦模式”最早發表於《江海學刊》而引起熱烈討論。公認的說法是，這兩部著作都有很多的創意。也因此引起甚至超出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本人為此文，也是為了向大家推薦此書。您讀後一定會覺得腦洞大開，獲益匪淺。

趙先生這兩本書的最大文字特點就是擺脫了西方學術的本位，用中國化而又現代化的自創術語來解釋中國/天下，讓人真的覺得是耳目一新。承惠趙先生寄我兩書，不揣鄙陋，寫成此文，先就《中國》一書讀後的感想，就教於趙先生和各位大方之家。

還要申明一件事，就是趙先生是一位哲學家，他非常習慣於邏輯推理。而本人學歷史出身，對這種推理方法十分的不習慣。經過努力，能把趙先生的這種論述都看懂，自己就已經覺得很是滿足。我習慣的論述方式，是歷史學的方式，用趙先生的說法就是從事（to do）出發，用歸納法來建立所有的概念和判斷。

三項精彩：漩渦模式、漢字核心說、以變而在方法論

趙先生此書精彩之處甚多。限於篇幅，也無法一一盡道。本段簡述三項尤其的精彩。

一、漩渦模式

先說漩渦模式。此點趙先生敘述得十分的詳盡，從這個漩渦的誕生，到成長，真的是娓娓道來，而且引經據典，充分地顯示了他作為一個博學者的深厚功底。他把中國在那個時代就形成的文明中心形象地稱之為文明漩渦，意在強調在這個文明中心的招引下，周邊文明要素的主動匯入。本人覺得很有新意。因為以往的人們通常更強調的是華夏文明的擴張與傳播。在春秋時代，黃河流域，東周、鄭、衛、宋、齊、魯、晉等國，就是最古老的華夏文明的漩渦中心。燕、秦、楚、吳、越等國，就是第一圈外圍。它們都最先被捲入漩渦，最後都統統被同化。後來更有眾多游牧部族不斷捲入中國漩渦。

趙先生說的當然遠遠不止上面引述這麼簡單。請大家閱讀原作，會有許多驚喜。

我也想給一點小小的補充：就是從漢朝以後，接着被捲入漩渦的，主要是前仆後繼，源源不絕的各種北方的游牧族。因此，自漢朝以後的地緣政治，基本就是南來北往，居住於中部南部的華夏人和居住北方的游牧人的衝突為主線。我想把它稱之為季風模式。希望能成為漩渦模式第二階段的一個補充稱謂。

二、漢字核心說

關於華夏文化優勢的核心是漢字的論述，趙先生也說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詳細。趙先生的條分縷析，篇幅太大，也是無法詳細轉引，還是直接用趙先生引用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話來概括吧：“ 中文卻徑取圖像符號為主， 文字孳衍乃在形體。 語言文字寖寖分別並行， 初不以文字依附語言， 而語言轉可收攝於文字。 二者恆得維繫不甚相遠， 今古之間即不甚難通。 時間距離恍若為之縮短。 而字義寄於字形， 異族異地不礙相襲（故遠如朝鮮， 日本， 越南等處亦都嘗採用中國文字， 流傳中國典籍）。 其結果， 遂使種族隔閡為之洞穿，語言限制為之超越， 久而久之， 一切同化渾忘， 三四萬萬之眾明明由東西南北多族之所合， 卻竟共一歷史記憶， 莫不自以為黃帝子孫。”（p94）【本文引述《中國》一書之處甚多。僅標頁碼。引述自它處的，會更詳細標明。】趙先生的詳細分析，也只能請大家去閱讀原著。

我這裡只有一個不大的補充，就是覺得還是不要過於地誇大漢字優點的普適性/普世性。而且還想指出，漢語和很可能好些東方語言共有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巨大缺陷如下：

“漢字象形，無需讀音就可自帶意義”。這當然是一個巨大優點。所以它能被至少中、日、韓、越四個民族共享。但它似乎並不能被萬國共享。漢語動詞的語態時態等都是用副詞來表達。但是西方語言沒有那麼多的副詞，他們還是需要語態時態變格變位的一系列方式來表達各種細膩區別。這個自帶意義的漢字就不好用各種西方語言來讀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漢語中沒有關聯詞（如英語的who、what、that，法語的que、qui、dont等），（估計好多東方語言也類似。）動詞也沒有分詞，因此無法造出複雜的複合從句。這大大地限制了中國人的邏輯思維能力。高水平的西文中常見的長達數行的複合句，翻譯成中文，必須被拆解為幾個分立的句子。這些句子之間的主從關係在漢語中經常就很難貼切表達了。

三、方法論，變在、以變而在

趙先生用了整整第四章48頁的篇幅討論中國的方法論。認為方法論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內容，認為這個方法論的核心就是對變化，永無休止的變化方式的深刻研究。趙先生認為中國文明不停地變化而能永遠適應新的情況，是中國文明具有不死性（immortality）的關鍵。本人覺得非常的精到。

趙先生在《中國》一書中創立了好些新的術語，而且提供了這些新術語的標準英譯。我最喜歡，最欣賞的其實就是這兩個：變在  becoming  、以變而在  being in becoming。（p134）

其實becoming作為名詞時的通常譯法是形成、發生、變為。尤其是“變為”，已經含有變化然後成為之意。已經和變在的意涵十分的接近。趙先生化腐朽為神奇，把being存在和coming來到合併為變在，既有存在論的意義，又有辯證法的意味，且像個地道的哲學名詞。實在讓人嘆為絕妙！

趙先生說：“中國精神世界的元規則是方法而不是教義。如眾所見，歷史上各代不同法，地不同俗，歷來移風易俗，古今變化更新，而今盡棄西周近悅遠來之禮樂，不見先秦捨生忘死之風度，難覓唐宋豪邁誠摯之才情，文教文章幾乎無一可取，可謂大悲，唯余頑強之變通古法，仍然蘊含無限革新與再生的餘地。”（p141）

這裡本人感覺到趙先生為華夏文明的優秀道統的大量喪失的深深嘆息。也感覺出對華夏文明仍余無限生機的共同慶幸。中國的古典，除了孔夫子的仁義綱常，就是《易經》和《道德經》傳下的方法論，辯證法，關於變化的哲學最為深邃，被傳承得最好。華夏文明的無限韌性，的確很可能就來自於此！

兩項商榷

趙先生比本人年輕十歲，但學問則是大得多。以下開始一些商榷，都有點班門弄斧之嫌。但想到君子之交，可貴就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人於趙先生結交，就緣起於5年前的一篇商榷文章《“天下”者，誰的天下？》。所言不通之處，敬請趙先生和各位專家不佞指正。

下面開始，是筆者對趙先生《中國》一書的兩項商榷。

 一、“配天”與“神性”

“配天”和“中國的神性”是趙先生《中國》一書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中之二。由於其哲學性太強，本人理解起來相當吃力。趙先生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提到“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可見他把這個中國的神性看得十分的重要。這是趙先生的一個創見。

趙先生說：“關於中國，有三個幾乎家喻戶曉的共識：中國文明是自發生以來從未中斷的文明，這意味着中國文明具有強勁的連續性；中國文明一直由多民族多文化所構成，這意味着中國文明有着廣譜的兼容性；中國文明沒有產生出一種普遍主義的一神教，至多有一些地方性的民間宗教，而且大多數都不是超越性的宗教，於是，中國文明被認為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p33） 

趙先生發現，與其它偉大的文明相比，華夏文明沒有超越性的宗教，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缺陷。因此，非常努力地要想為中國的傳統重建神性。

神性的關鍵在於超越性，在於它必須比人性高出許多許多，必須讓人產生無條件的信仰。華夏文明幾千年傳承，在通常所稱的宗教的範圍內，的確是找不出這樣的超越的神性。在趙先生之前，也有不少人看出這個問題。他們一般都是用儒家的倫理學說來頂替這個神性。所以整個的華夏文化圈被稱作儒家文化圈。但儒家學說的確只是一種倫理學/政治學/教育學的綜合。孔夫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論死，不事鬼，只祭祖宗，基本上就是一個無神論者。儒家學說實在是不具有神性。我覺得，這不是華夏文明的一個劣勢，而是優勢。

大家都知道，宗教衝突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多少流血衝突，直至今天的極端宗教恐怖主義。中國也有多種戰亂，但少了一些宗教的題目，也應該還是少了好些戰亂。而且當今世界中越現代的社會對神性的倚賴顯然越少。那些對神性依然仰賴很多的地區通常都更落後。這也應當是印證了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非宗教化不是落後而是先進。

趙先生這兩本書，有一個極為核心的概念，就是“無外的天下”。這個概念由周朝制度的制定者周公在3000年前（公元前約1000年，那時的紀年還不確切。）創立。

趙先生說：“三代之中國不是大一統模式的國家，而是一個世界性的‘無外’天下，是一個在理論上潛在地容納世界萬國的天下體系，或者說是一個世界政治秩序。儘管當時的中國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卻被想象為世界，並且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因此，三代的歷史既是中國歷史，同時也是世界歷史。嚴格地說， 天下的世界史只屬於周朝， 夏商可能已有了天下的想象和眼界， 卻尚未在事實上建立世界性的天下秩序。 成為法定製度的天下體系實為周朝的創製……”（pxxi-pxxii）

這裡本人要加一段重要的評論。筆者以為，周朝開端時，周公所面臨的天下，並不是從那個時代直到今天的天下/世界的一個恰當的典型代表。公元前1000年，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實屬十分十分的早期。連大家常說的奠定了東西方文明基調的軸心時代（中國的春秋戰國和古希臘的雅典時代）都在500年以後。周公當時面臨的天下太簡單。要把周公依據那個早產的天下設計出來的制度推衍到今天複雜了至少1000倍的天下/世界上，好像是比刻舟求劍的難度還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倍數。

筆者以為，周公之所以認為“天下無外”，是因為當時至少相對而言很先進的中原文明的四面，都沒有其它可相比擬的文明存在。四面走出去，都是越益落後與荒蕪，漸無人煙。他因此想當然地認定天下的中心就在中國的中原。四面再怎麼走，也不可能變出更大的花樣。因此，他就滿有資格制定一個“無外的天下”了。今天的人們當然明白，真正的天下，哪怕是在3000年前，也遠比周公看見的大而複雜。他設想的“無外的天下”即使在當年也不符合實際，更何況今天。

趙先生接着說：“天下之所以是神聖的，正因為天下具有無外性質而與無外的上天同構，因此，無外的天下就足以 ‘配天’，而配天的天下因為與天同構而具有神性，如老子所言，配天乃自古以來之原則。正因為中國內含天下結構，所以中國成為一個配天的神性概念，謂之 ‘神州’。”（p31 ）

“配天”是趙先生的又一個核心概念。“天下無外”與“上天無外”相配，“配天”，所以就“具有神性”了。

上天有沒有外，我們可以先不去探討。周公的“天下”有沒有外，前面已經粗略探討。這個“上天”和“天下”的無外，尋根究底，其實都不符合事實。因此“配天”也並無實在性。

當然在智慧未開，天還充滿神秘的古代，把“配天”說成中國具有神性的根源，用天/“配天”來為古代中國提供神性，來解釋古代中國的穩固性好像還有一定的解釋力。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趙先生的解釋也許能通。但是趙先生顯然還想把“天下無外”的概念運用到今天，還要用“配天”來解釋今天的“天下”依然“無外”，就很牽強了。在今天，宇宙飛船都上了天，天文望遠鏡已經可以望到上百億光年以外的星系，天的神秘感已經所剩無幾，“配天”就不再具有古代那樣的神秘力量了吧。

趙先生說：“宗教感或神性是人類幾乎沒有例外的一種自然情感。宗教感來自某種免於質疑的神性信念，往往是一種文化的穩定性之所在，因此很難想象一種穩定連續的文化沒有宗教感……”（P53）“中國文化里不存在人與神的約定模式，所以確實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religion），但另有信仰形式，即人道與天道的相配，所謂配天，凡是達到配天的存在皆為神聖存在，也就成為信仰。中國的精神信仰之所以隱而不顯，是因為被默認而不知，其實，中國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國本身，或者說，中國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為存在原則的中國就是中國的神聖信念。”（P31）趙先生在這裡給出了《中國》一書的核心判斷，其神聖和具有超越性的根本依據就是“配天”和“無外”。

本人覺得，這是《中國》一書給出的最具獨創性的論斷，比漩渦模式還要獨創。不過好像不及漩渦模式的論據充足，論述周延。

我產生這種感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只習慣於從事（to do）出發，用歸納法來建立概念和判斷。漩渦模式就是這樣做的，所以我覺得很有說服力。

但是“無外的天下”因為“配天”所以就具有“神性”，然後具有“神性的中國”就成了“中國人的精神信仰”。這種推理完全是思辨式的。在本人看來，如果沒有足夠的事實來佐證，就缺乏說服力。

趙先生有一個方法論本人十分地不習慣，就是他通常都想建立一些超越時代背景的概念，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代而皆靈的概念。對這樣的概念，本人通常都極感困惑。比如西方人的普世價值。比如趙先生說的“無外的天下”。在與趙先生溝通中，趙先生告訴我，哲學必須建立一些超越時空的概念，否則就不需要哲學了。當然他也說了某個哲學概念是否超越時空，也要具體分析。這些顯然都很對。

比如趙先生這裡說的神性的中國，好像只涉及中國人，空間有限制。但是他還告訴我，這個神性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效，時效超過今天。

為了讓國家具有宗教感或神性，趙先生的主要說辭就是“內涵天下的中國配天”。這在明智未開的古代也許說得通。可是我覺得，現在處於一個科學昌明的時代，西方的人民主權的價值觀已經家喻戶曉，要讓中國人相信國家具有神性，真是太難太難。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天（老爺）是非人格化的。趙先生在《天下》一書中已然引用：“上天不言而通過自然變化去顯示天道，正如孔子所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孟子也有同樣的解釋：“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該書p64 ） 就是說在傳統的中國，天的神性是有限的，遠不如其它一神教的上帝/造物主。

中國古代天與人溝通的方式就是天人感應，其思想源於《尚書·洪範》：天和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古代認為天子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此段引自百度百科】

但是，我怎麼感覺，現實中的天並沒有天人感應學說中說的那麼高的德行。否則，世界上不應當有那麼多的罪惡在泛濫。濫殺無辜的恐怖分子早都應當遭到天譴。希特勒那樣的大魔王也不應當出現。如果中國人的天只管中國人的事，那中國的歷史上也不應當有那麼多的磨難。我聽到的天的聲音似乎是：“你們人類的事情自己搞定。不要來麻煩我。”其實今天的中國人很少還信天人感應。那天又如何與中國人交流呢？

關於天，中國的古典中，其實還有另兩種說法。一種是“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就是說，認為天只是自然現象，沒有意志，沒有感情。人世合理應對則吉，否之則凶。這當然是本人最讚賞的說法。

另一種說法，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老子道德經】 要找證據，當然是以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為最了。那是可以“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然後就是大規模戰亂。那也是可以“出門無所見，白骨遮平原”的。如果天（道）是天下的主宰，它當然也需要為此負上至少間接的、概括的和最終的責任。好像一國的總統必須為該國內發生的一切最終承責一樣。

我實在基本上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還是傾向於覺得，所有的神都是在人類在蒙昧時代為了自我麻醉造出來的。現在早已不是還可以造神的時代。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基本無神論的國家。而今更甚。想要中國人重新去拜一個什麼神，哪怕是中國神，哪裡會有可能。

趙先生還告訴我中國神性的第二個依據：“我說的中國神性與宗教無關，而是一種方法論，所以我說，中國是個方法論，是以變在的方法論而配天，所以能夠在萬變中永遠存在。這種不死性（immortality）就是神性。”【出處？？】

我相信變在方法論的確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至少之一。但我覺得這個方法論有極充分的哲學性，也有一些神秘性，但還夠不上神性。神性就是要人頂禮膜拜，無條件服從。這裡沒有吧？

二、  華夷之辨、民族國家

這是我要和趙先生討論的第二問題。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所以討論有點長。

趙先生說：“古代中國或有生活方式與禮教之分，或有農耕游牧之別，卻無種族或民族之分。”(p113) “中國是‘ 四方萬民’（現代的可疑說法是‘ 多民族’） 匯集之地， 中國歷史也是萬民合力之作， 是一個多線索交織而成的故事。” （p18)  

趙先生似乎對“中國的歷史有很多的民族參與”的提法有些不滿意。他看到的是這些民族在歷史上有太多的交融，實在很難分清各自之間的界限。其實本人也是看到這個問題，但是處理的方法是比較折中地提出一個華夏人的概念。那麼華夏人與更通用的中國人、漢人有什麼不同呢？首先中國人是一個法律概念。凡有中國籍者，就是中國人。這個和法國/德國籍者就是法國/德國人一樣。但我用的華夏人和高盧人/日耳曼人的概念一樣，是一個明確的族群概念。兩者並不相等。比如在法國還居住着許多不是高盧人的外來種族。

中國也一樣。其實華夏人的定義和漢人極近，但又略寬。因為它還可以包括其他一些和漢人十分接近的或正在同化途中的少數民族。以南北朝為例：新來的同化以前的五胡族就不是華夏人。同化以後就是。以夏、遼、金為例：外來的游牧統治民族不是，大量的說漢語的人民則是。那些統治民族被同化以後也是。以元朝為例：蒙古人和色目人是外來統治民族，不屬於華夏人。（其時，他們是元朝國民，是元朝轄下的眾多民族中的擁有特權的另一部分。）其餘的大體都可以是。以清朝為例：開始時，滿人蒙人不是。後期那就都、尤其是滿族人就可以是華夏人了。

在現代中國，其實有很多的少數民族已經深度漢化。比如回族、土家族、廣西壯族、雲南白族等。他們都至少通用一種漢語方言，各方面的習俗也與正宗的漢族十分相近，或者不比不同的漢族支派之間的差別更大。他們可以不屬於漢族，但很可以屬於本人這樣定義的華夏族。這個概念的內涵當然是模糊而且流變的，大家會意它指的是族群/血緣而不是國籍概念，是用來把內地人和新近外來還沒有完成同化的游牧族相區別可也。華夏人一直是中國人的主流、主體。這一點，我和趙先生並無分歧。一點細微分歧就是我似乎更看重華夏人的主體地位，而趙先生更強調外來族群對華夏整體文明的貢獻。

我反覆使用華夏文明而不是中國文明也是類似的考慮。它可以有兩個尺度。狹義就等於中國/漢文明。廣義則等於漢字/儒家/筷子文化圈。它包括曾經或現在仍然大量使用漢字/受到儒家學說深刻浸潤的/使用筷子的四個國家/民族：中國、韓國/朝鮮、日本和越南。但是北方的游牧族屬不屬於華夏文明，則必須因時而異。比如元朝清朝時的蒙族滿族肯定屬於華夏文明。漢朝時的北匈奴、或者明朝時獨立的蒙古屬不屬於，就不好說了。因為照一般通行的概念，那個時候的他們，是中原王朝的敵國。現在的外蒙，已經獨立，恐怕不好算。內蒙則當然屬於。

以下有四段關鍵引言：“古代中國沒有主權概念， 只有政權之實； 沒有法定邊界， 所謂治下領土， 只是實力變化的函數。 古代戰爭也不是民族戰爭， 而是政權之間的戰爭， 所謂逐鹿。與宋酣戰的遼軍統帥韓德讓是漢人， 滅宋的元軍統帥張弘范也是漢人， 如以現代民族主義概念為準， 他們會被追認為漢奸， 但在歷史語境裡， 他們都是出生並生活在北朝的居民， 而北朝也是中國， 正如宋是南朝之中國。 只是張弘范相信天命在元， 而文天祥相信正統在宋。”（p17-18）

“在與明朝逐鹿中原之前， 努爾哈赤在寫給明朝萬曆帝的信中就徵用天下概念論證了滿族主政中原的合法性：“ 天地之間， 上自人類下至昆蟲，天生天養之也， 是你南朝之養之乎？ ……普養萬物之天至公無私， 不以南朝為大國容情。 ……天命歸之， 遂有天下。” 後來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 中所論也是同樣道理。”（p71）

“在理論上說， 天下無外意味着世界的共有性和共享性，任何人都有權利參與建構天下秩序， 任何民族都有可能成為天下秩序的主持者。 正因不設文化邊界， 所以天下概念具有普遍的誘惑力和解釋力。 歷史上許多族群不同程度地入主中原， 特別是遼、 金、 元、 清王朝， 都以天下概念去解釋其合法天命。”（p80）

“宋明儒家的華夷之辨雖然也引經據典於先秦， 託詞於孔子春秋大義的‘攘夷’原則， 實則有悖於周朝傳統的天下無外和天命無私的概念。”（p67）

趙先生這四段文字完全地排斥了華夷之辨，讓筆者覺得比較地難以接受。在這些段落里，趙先生不陳述入主的外族大量使用暴力，大量屠殺漢人/華夏人，也不使用周公的“天道無常唯德居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最高道德原則，讓本人覺得遺憾。

這些概念要推而廣之，是會有扞格的。努爾哈赤使用的天命，完全可以用強力來解釋。他說的其實就是：“我打得過你，‘天命’就歸我。” 用西方人的說辭則是：“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趙先生在書中陳述明朝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時，也是這樣說的。唯一的充足理由就是它曾經擁有整個中國的土地。至於民心，則避而不談。（p66）

事實上，被異族統治通常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不自願/不情願，通常都充滿了暴力的抗拒。尤其是落後的少數民族，憑藉武力強行征服、統治居於多數的先進民族時，這種痛苦和不情願更甚。對其時被征服方出現的暴力抗拒不做任何道德評價是不合適的。比如岳飛等人，難道能是內戰英雄嗎？辛棄疾、陸游等人的愛國詩篇，難道能是無病呻吟或自作多情嗎？

本人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愛好者，忍不住想摘引筆者最鍾愛的詩人陸游的一些斷句，讓大家感受一下：“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江聲不盡英雄恨，天地無私草木秋。”“四海一家天曆數，兩河百郡宋山川。”“愛君憂國孤臣淚，臨水登山節士心。”“晚歲猶思事鞍馬，當時哪信老耕桑。”“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那個愛國忠君之情操，處處溢於言表， 實在讓我感嘆儒家學說的精神力量，比起今天的人權民主，在凝聚國民向心力方面，並無遜色。

而且，就是先進民族憑藉全面的政治、軍事、文化優勢入主落後民族，落後民族也可能非常痛苦，非常不情願，並進行極為劇烈的暴力抗拒。這就是西方殖民主義從頭到尾到處發生的故事。也是自1840年以來前仆後繼的愛國者為中華民族奮鬥呼號、流血犧牲的理由。也是1929-1945年在中國發生的抗日戰爭的實際內容。

如果反過來，先進民族居於多數，對落後的少數民族加以包容，靠先進的經濟、文化實力和大量的人口去融合，則“德”得多矣，“文”得多矣。不過這個辦法也不是到處可行的。

現在再來談談“德”字。

本人完全同意趙先生申明的周朝高舉“德”字，作為“得天下”、“得天命”的唯一標準。但是我想補充，周朝以後，中國的歷朝歷代，像周朝那樣在那麼大的程度上靠“德”而不是靠武力得到天下的，恐怕再沒有出現過。而且趙先生也指出了。這個對“德”的過多依賴，造成了周朝立國“以小馭大，以少治多”的先天缺陷，種下了後來周朝雖無失德，卻最後亡國的禍根。

我覺得周公闡發的這個“有德者得天下”的原則，基本上還是以華夏範圍為界。因為游牧族都是打（屠殺）進來的，而不是“德”進來的。“德”進來也是有表徵的，那就是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他們能是“解民倒懸”的“王師”嗎？“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 【陸游詩句】那些打進來的游牧族何曾得到過華夏人這樣的感戴。

趙先生說：“上天決定保佑誰， 不在祭祀， 而在於德行是否配得上天命。 殷商失德， 而周德顯著， 所以上天把天命轉給了周。”（p92）

但是，南北朝時南朝的敗亡，北宋南宋的敗亡，恐怕和殷周鼎革的情形大不相同。相比北朝和遼、金、夏，南朝和兩宋未必失德，未必失去民心。那真的只是在強力下的失敗。不然，怎麼會有崖山10萬臣民隨陸秀夫背負的小皇帝昺一起韜海自盡呢？

個人認為，“民族大義”（差不多等效於“華夷之辨”）確實存在。本國的統治者，除非實在太壞，是不會被本族人民拋棄而去迎進外族統治者的。民族的界限並不容易跨越，畢竟連語言文字穿衣吃飯祖宗廬墓的形制都不一樣。比如國民黨很差，但是面對日本侵略，人民還是擁護它領導抗戰。

如果講到世界歷史，那只能說周公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說法是相當的迂腐了。國際征伐，史跡斑斑，那些大帝國或不大的帝國或大的王國等等等等，有幾個是僅靠或主要靠“德”建立的呀？就是殷周鼎革，不也有牧野之戰嗎？

本人發現，趙先生在論述游牧族入主中原的正當性時，把“德”字放到了一邊。但在另一些場合，又把“德”字的地位好像抬得是過於的高了。筆者感覺，“德”或稱“道義”，在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的國內政治中，是可以起重要的甚至主導的作用。但是在國際政治中，（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起主導作用的自始至終，主要還是實力和利益。也就是趙先生批評的事實上的天下始終“有外”，“萬邦”總是不那麼“和協”。我們之間的一點分歧就是，這種“天下有外”的狀態，正常還是不正常。

又看到趙先生來信中的一句精彩的話：“唯有王者能夠治理天下，但首先要成為王者。”然哉。王道也要先成王者之後，才有資格施行。當然也有很多人成王之後，卻施霸道。

趙先生說：“現代主權國家至少有兩個基本型： 民族國家（例如歐洲各國） 和合眾國（例如美國、 中國、 俄羅斯、 印度）。 合眾國同樣具有法定邊界和法定主權的現代國家根本性質， 只是以多民族多文化而區別於民族國家。 就目前趨勢來看， 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正在慢慢演變成合眾國， 歐洲多國的阿拉伯人、 非洲人、 東歐人和東亞人的人口增長迅速，已很難說是原本意義的民族國家了。 因此， 合眾國很有可能將會發展為現代國家的主要類型。” （p16）“無論在地理上還是在歷史上， 民族國家都不是國家形態的主流， 而是一隅（歐洲） 一時（歐洲三十年戰爭） 之結果。”（p17）

這兩段話本人也是很不能苟同。事實上，單一民族國家的確不是主流，但有一個主體民族的國家則是主流，而且是壓倒多數的絕對主流。一個太過多元，尤其是其中幾個主要的元又勢均力敵的國家，幾乎註定不得安寧，非常容易以解體告終。多元國家能長治久安的真的很少。在現代，除了歐洲的比利時、瑞士，還有哪個國家？在歷史上，奧匈帝國、南斯拉夫、奧斯曼帝國、蘇聯等等，是不是都是因為內部太過多元經不起磨難考驗而垮掉的？元朝、蒙古的四大漢國，是不是因為落後民族，僅靠武力，統治龐大地盤而失敗？南北朝時的北朝五胡、兩宋時期的遼、金、夏，清朝的眾多少數統治民族，是不是因文化落後，人口數量不足，而終被華夏族同化掉？吸收了大量的少數民族血液和文化當然不假。但趙先生也承認，華夏文明，始終保持着正統的主流的地位。比如孔夫子就一直是萬世師表。任何一個少數民族，也沒有貢獻出一個類似儒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哪怕是暫時的。

趙先生說：“古代中國沒有一神教， 因此各種信仰都未有唯我獨尊的強勢要求而能夠接受兼容存在； 也沒有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 因此各地文化都沒有不可商量的排他性， 雖也存在某種自然產生的文化差異或族群隔閡，但在精神力量上遠弱於天下概念的誘惑， 終究還是較容易接受兼容存在。”（p102）

趙先生《中國》一書極少談及宗教。華夏文明在其開端的周公時代的確沒有成型的宗教，但在以後的漫長曆程中也多有發生宗教衝突。比如從漢朝就開始的佛教的傳入，也並非一路和順，也發生過歷次滅佛運動【具體請查百科辭典】。又比如西域一直到中亞地區，在這兩千年的前半段很長一段基本是佛教的天下。比如在阿富汗還留下後被塔利班炸毀的舉世最高的巴米揚大佛。8世紀開始伊斯蘭教興起以後，中亞乃至西域就慢慢變成了伊斯蘭教的天下。清末張之洞收復新疆也僅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已經就改不回來了。這種情形與趙先生上段引文描述的情況又有出入。還有天主教、基督新教在近代的傳入，都改變了“古代中國沒有一神教”的狀況，平添了民族融合融洽的一些困難。

關於中國國內的民族政策，總體而言，筆者贊成胡安鋼等人提出的仿效美國大熔爐政策的民族政策2.0，用種種具體政策加強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淡化多民族意識，避免重蹈西方國家種族、文化過於多元帶來的種種困境覆轍。最終長遠目標是讓中華民族高度同一，民族畛域儘可能地抹除。

     “無論古代中國各族是否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意識，重要的是， 外族並不被理解為必須迴避的禁忌， 罕有不可逾越的族群界限。 對於古代政權， 政治權力是最要緊的利益。 一個王朝是否拒絕其他族群分享政治權力， 就是對族群意識最直接的檢驗。 王桐齡發現， 無論誰主政中國， 政治權力或統治階層都向所有族群開放。 他羅列了極其詳細的證據說明每個王朝的高層官員分別來自眾多族群。”（p116）

我們還是可以舉出好些個帶全局性的反例：唐朝的安史之亂，是唐明皇昏庸，把太多的軍事權柄交給了不可信任的異族導致的滔天大禍。“安史之亂後，河北一帶徹底胡化，不聽中央號令，直到六百年後，朱元璋北伐收復故土，這塊土地才重新回到漢人王朝的控制中。安史之亂後，國勢驟降，已然無力恢復對西域的統治，甚至連河西走廊到河湟一帶，也被吐蕃占去，華人百萬皆陷於吐蕃。吐蕃不過占領這塊土地一百多年時間，已將當地漢人全部同化，漢人的小孩不學漢話，都學吐蕃話，對唐王朝更無效忠之心，甚至把唐朝當作敵人。所以才會有司空圖的那首 《河湟有感》：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引號中此段引自網文：伊斯蘭教為何沒有征服過中國？】

後晉的夷人石敬瑭為當兒皇帝，出賣燕雲十六州與契丹，遺下兩宋數百年禍患，生靈塗炭，何可勝數。清初滿人入主中國初期，發生過多起駭人聽聞的民族大屠殺。比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還有“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強改漢人衣冠習俗，迫使男人留大辮子，也激起過大範圍暴力衝突。還有南北朝時期由於五胡入侵帶來的無計其數的各民族之間的仇殺。

當然我也不能否認，漢族/華夏族對周邊少數民族的進攻/征服/鎮壓也都大量存在。但是如果講到主導因素，也不應否認，中原王朝對北方游牧民族用兵，原則上基本都是自衛反擊，或者是防禦性進攻。包括西漢霍去病“封狼居胥”、東漢竇憲“燕然勒石”都是這種性質。因為華夏農耕經濟自給自足，並不貪圖漠北土地。打他們純粹是為了自衛。把東北正北西北大片土地甚至西藏帶入中國的主要就是游牧族入主的蒙元和滿清兩朝。有一種說法，那些土地是他們帶來的“嫁妝”。不僅形象，好像實質上還相當準確。

趙先生在其它的書中，說到過時間的分叉。放到歷史學，應當是說歷史的發展並非唯一註定，而是具有多種可能，可能走上無數的岔路。回望中國的史跡，只能說，中國人交的好運，還是遠多於厄運。（比如搶先占住楞大一片膏腴之地，周圍再沒有另一片類似沃土可以發育出另一個敵對文明。其次就是周邊的民族與華夏人基本都是同一種族，融合起來可以不留痕跡。還有再其次的好運略去不述……）再加上自身的非凡努力，才至於有今天的成就

趙先生說：“天下秩序是能夠化解旋渦的激烈衝突而兼收並蓄的萬民共在制度，它開創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模式，也創製了權力分治一體模式。即使在天下體系終結之後，天下精神也作為遺產而化為中國國家的內部結構，因此得以形成一個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所謂大一統，實質就是以天下為內在結構的國家。”（p37）

趙先生書中，數千年中國的民族融合歷史，一片祥和，可嘆歷史本身還有真實的另一面。上段引文中的“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模式”，事實上倚靠周公遺下的“天下秩序”也沒有“化解”掉上述或未述的大批“激烈衝突”而真正達到“兼收並蓄”的“萬民共在”。

上段引文最後一句：“大一統就是天下結構”也有疑問。元蒙四大汗國，奧斯曼帝國，大英殖民帝國比中國的歷代大一統王朝應當是還要更“天下”，更“大一統”。筆者以為，多文化多民族並不是中國的大一統成功的原因，漢族/華夏族一直的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優勢和人口的眾多才是成功的原因。少數民族三個方面都處弱勢，又是以添油的方式一點一點地加入的。加入最猛的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加遼、金、夏然後的蒙元。入主者即使以軍事優勢攫取政權，卻依然憾不動華夏人的經濟、文化、人口三重優勢。但華夏人還是花了幾個數百年的時間，無數的鮮血，才把那些強力進入的外族融化掉或驅逐出去（元蒙）。這其間，可不僅僅都是在享受成功融合的喜悅。

按照本人今年7月受趙先生先行發表在《江海學刊 》上的的《中國》一書的摘要《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神學概念》一文的啟發，寫的一篇網文《華夏文明何以欠缺陽剛之氣？》的歸納，“華夏文明賴以延續兩千年的頭號致勝法寶就是：用華夏族強大的經濟、文化和人口優勢收納周邊強悍民族血液。”這個法寶華夏人在中國3000年的歷史中，在全國規模上使用了四次。與趙先生的說法略有不同的就是，我想強調，華夏族在這個漫長的融合過程中一直據有的核心地位。我覺得，我的說法和趙先生的說法不是異曲同工，而是和而不同。

我要反覆反覆地慶幸，中國現在不是處於那種被外族統治的狀況。我要反覆反覆地感謝，我們的老祖宗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融合的艱難任務。我要反覆反覆地告誡，千萬不要重蹈現代西方文明過度文化多元的覆轍。

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遺下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很多人把它理解為當代人為了當代的需要會曲解歷史真相。我則願意把它理解為“研究歷史總是想為解決當代問題提供借鑑。”這也就是司馬光《資治通鑑》的意思。筆者很可能是被所居住的歐洲日趨嚴重的多元文化衝突所圉限，而無法遠觀到趙先生倡導“無外的天下”“萬國和協”“萬民共在”的境界。筆者的確是很擔心自己活不到“天下”可以“無外”的一天，但還是祝願這一天能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