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以競選與憲政為特徵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普適性，這一直是國內、國外思想界爭論最激烈的議題。在這種爭論遠沒有塵埃落定的今天，突然出現了一個令全世界政治觀察者大多瞠目結舌的現象：原來一直表現良好，為世界其他很多國家羨慕、令其決意追隨，並且贏得了冷戰勝利的西方政治制度，現在突然表現出失靈，喪失了有效調節社會的功能，使西方社會呈現許多原來不可想象會發生的亂象與衰態。

以美國為例，美國朝野兩黨相互扯後腿、爭論無休止，目的只是讓對方的議程失敗，因此而多次導致中央政府瀕臨關門，雙方完全不顧國家大局，幾乎讓中國的觀察者以為，回到了北洋時期的議會政治氛圍；“黒命貴”等運動展現的族群矛盾、社會撕裂、地方與中央離心，其激烈程度不但是美國人見所未見、難以想象，更令中國人不能不回想起文革——類似文革的激烈內鬥、內耗，不可能在現代西方國家發生，這曾經是讓人深信不疑的政治結論，如今卻被事實推翻；移民與反移民的鬥爭，地方與中央差點動武，這些確實在美國歷史上曾因種族衝突、平權運動發生過，今天只是重演，但在這種社會基礎上所支起的政治潮流，卻再次顛覆人們想象——像特朗普這樣性格、主張都很極端的人，如果是在15年前參選，可能連黨內初選都過不了，但現在，他卻兩次當選，讓美國內外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西式政治隨着社會撕裂、制度失靈而極化，鞦韆被越盪越遠，客觀上存在甩出去的危險，到那時，可能是整個西方秩序的崩盤。

美國以外的西方，相同趨勢都存在，只是程度各有不同。就在幾天前，法國城市利摩日，上百名蒙面持械分子與警方對峙。當地市長稱，這是一場“城市游擊戰”，不法分子“有組織、有領導、有預謀，有計劃、有武器，還伏擊警方和行人”。另一城市尼姆，不少街區被販毒集團控制。法國如此，其他西方國家也屢有各種失控、失靈的表現。

為什麼曾經運行良好的西方政治制度現在突然失靈，而且表現為越來越趨於失控？當下西方究竟發生了什麼，從而導致這樣的改變？

其實，西方政治制度的失靈現象早就存在，而且是普遍存在，只是此前多發生在與西方社會環境大相徑庭的後發展國家，例如所謂“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這些欠發達國家在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後，普遍運轉不靈，不但遠沒有表現出如西方國家的高效、可控，有的還頻繁引發政變、內戰，如南斯拉夫、塔吉克斯坦、緬甸、泰國等。由於這些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文化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所以，人們普遍將其政治制度失靈的原因歸結為明顯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文化特色或國民受教育程度等。但是，現在西方國家本身也發生了制度失靈，在此期間，西方的經濟、文化並沒有退化到後發展國家那種程度，這說明，導致制度失靈的，可能是經濟發展水平、文化特色或國民受教育程度等以外的其他因素。那麼，有什麼是西方原來與後發展國家不同，現在卻變得相同的因素呢？答案呼之而出——那就是西方原來引以為傲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現在正變得越來越趨向於不發達國家的金字塔型結構。

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認識到，以中間階層為基礎的政體才是最好的政體。1912年，德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萊德勒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私人基礎》中，將中產階級描述為社會的“穩定器”、“解壓閥”，至此，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逐漸被視為西方政治制度能夠運轉順利的重要基礎。國內一些自由派學者，也承認中產階級是西方政治制度得以有效運轉的前提。如秦暉曾撰文稱，由於美國社會中產階級占主流，他們具有中間價值偏好，可以左右選舉和政策傾向：當政策過於偏右，他們會在下次選舉時聯合左的力量，換一個主張偏左政策的競選者上台，反之亦然；中產階級這個穩定器的存在，保證了政策能及時得到調整，不會在左右兩個方向走得太遠，只會像鐘擺一樣進行小幅搖擺（大意如此）。

所以，不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高低，也不是其文化教育的先進、落後，而是有沒有一個可以作為穩定器的中間階層之存在，才是決定西方政治制度能否有效運行的關鍵。模仿西方政治制度的國家，之所以制度失靈或失敗，根本原因是社會兩極分化，中間階層弱小，不足以充當穩定器；放開政治參與搞競爭性選舉的結果，就是激化兩極矛盾，使他們難以和平共處，更不可能展開合作。所以，競爭不是表現為對方向的調節，而是對幾乎每一個進步的破壞，制度因此失靈，極之走向失敗，陷入頻繁的政變或內戰。

之所以很多人陷入一個認知誤區，認為西方政治制度的有效運行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是因為如果只考慮內部因素，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只有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後才會出現。這也是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與中國台灣地區，政治西方化轉型比其他經濟相對落後地區更為成功的原因。

主張即行西化的人，一直批評經濟水平決定論，其理由也充分：西方於近代開始嘗試這套政治制度時，經濟水平遠不如今天的大多數後發展國家——確實如此，但當時西方的做法，一是嚴格限制了選舉權的適用範圍，如要求必須是擁有一定財富的成年白人男子，其目的之一，就是保證當時的主流價值觀能在選舉中占據優勢，成為競選制度的穩定器；二是大力推行海外殖民，不惜動用炮艦、戰爭，目的是占有海外資源，實現金字塔下層的外移，使本來在國內處於下層的部分有一定收入的白人，在海外被殖民者的鋪墊下，提升為中間階層，從而維繫西方政治體系的穩定。

所以，以中間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是西方政治制度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這個條件可以變通（如限制選舉權範圍，對外殖民），但不能沒有。只有在中間階層占優勢的結構下，即使競選制度刺激兩邊相鬥，因為中間平衡穩定器的存在，雙方都不會走向極端。

但最近十幾年出現的幾個趨勢，改變了西方的這種社會結構。一是東升西降，全球收入的地區比重之變化，確定了這種變化趨勢：發展中國家整體GDP占比從2000年的40%提升至2025年的58%；‌‌美國的貿易逆差占GDP比重突破5%，財政赤字率超過7%，美元儲備貨幣份額降至58%（2015年為73%）；‌‌歐盟經濟增速連續十年低於2%，日本製造業競爭力排名下滑至全球第9位。這種變化，‌‌開始擠壓西方社會的財富總量，削弱其平衡內部分配的能力。

二是經濟全球化進程改變了西方國內的分配結構，製造業流失導致藍領工作機會大量減少，越來越多人被甩出中產階級行列：2000年至2010年間，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約1/3，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家具）就業人數下降尤為顯著。

三是全球南方的崛起，遏制了西方割韭菜的能力，使得西方以外部資源墊起內部中間階層的傳統做法難度大增；通過美元潮汐製造金融危機對全球進行收割的新套路，獲利的只是美國金融資本等少數人，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放大了美國的貧富分化。

四是移民進入西方的速度增快，直接改變西方社會結構，放大了金字塔的底層：1990-2000年，中國每年移民美國的人口從98.9萬增至約142萬，年均增長率約6.35%；2000年後，美國的移民政策進一步放寬，各國進入美國的移民進一步增速。

以上幾大因素疊加，共同攪散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在全球化進程中，美國在所謂產業升級即去製造業方面走得最遠，2008年才發現路子走錯，但為時已晚，所以必須甩鍋中國）的橄欖型結構。於是，西方競爭性政治制度失去內部穩定器，內鬥走向極化，社會開始撕裂，一是出現了不少原來從沒出現過的新問題、新狀態，如社會撕裂的廣度，特朗普勝選等；二是一些原來就存在但並不嚴重、可以被制度調節的問題，現在變得嚴重且制度調不動，如貧富分化，兩黨鬥爭等。

西方社會在政治制度失靈後會走向何方？其他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卻操作失敗的國家，或許可提供一種視角。當然，今日西方社會結構的金字塔化，並沒有達到後發展國家那種程度；西方長期發展所達到的成就、積累的資源、擁有的手段，都不是後發展國家的模仿者可比的。所以，西方未必會跌得那麼慘。但西方的變化還在繼續，不知伊於何底；且西方一旦開始下跌，不會只是單純內部因素作用的自發過程，而是會疊加東西陣營高烈度對抗的擠壓效應。所以，西方也有可能跌得比那些只是自然下落的國家更慘。

另一方面，不排除西方在陣痛後做出成功改革，或者走出一條新路——視線之內，特朗普就代表了一種新的嘗試，但其表現至今不容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