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處不遠有一條路，車很少，路很寬。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靠路北停了一排貨車；再過一段時間，路南也停了一排，只剩下中間一個窄道勉強通行。遇到對面也有車來，雙方又誰都不肯讓，就發生堵塞。親眼看着這條路由通衢到停車場的變化，有點感慨。有一次就想，為什麼沒有人在中間也停一排？這樣大家都走不了，看警察管不管？想到這裡，腦子裡突然一亮：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社會模型啊，很多深奧的道理，在這裡變得一目了然。

公共利益被蠶食是公眾縱容的結果

在這個占道模型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面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公眾一致採取了寬容態度。從第一輛車開始停放，直到兩側被停滿，沒有一個人會抗議、阻止。儘管每一個路過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對的，但大家都只想怎樣儘快通過這裡，“過得去就行啦”，誰如果停下來批評占道停車者，大家會覺得他腦子出了問題。於是，只要警察不來管，這些占道停車就不會遇到任何麻煩。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在其它比較隱蔽的場合，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況一定更加普遍，各種形式的“占道”一定更加缺乏監督。一個局長提拔自己的情人當處長，一個廠長指示採購員訂購自己親屬經營的產品，一個院長授意法官照顧某位當事人，一個行長要求信貸員違規放貸，這些現實生活中隨時都在發生的違章、違法行為，它遭遇抵制、阻止的可能性有多大？通過占道模型，我們看得清清楚楚：即使它的違法性路人皆知，也不會有任何人出面制止，理論上“來自廣大幹部群眾的監督”，實際生活中基本上不會出現。這種侵占公共利益行為積重難返之後，就成為社會腐敗現象。腐敗其實與占道一樣，有一個醞釀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公眾的縱容態度，是重要的催化劑。

不分善惡，只講利害是中國人的基本價值取向

公眾為什麼會縱容侵占公共利益的行為？因為這對於自己是最合算的。中國有古訓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但這只是說給別人聽，而不是用來指導自己行為的。拿占道模型來看，停車一方，省錢省事，這明顯是利；而在過路一方，出面糾正占道，輕則耽誤自己的時間，重則可能挨揍，這明顯是害。利害相權，當然趨利而避害。所以，明明知道侵占公共道路是惡，與惡作鬥爭是善，但沒有人因此而放棄“惡”，也沒有人願意堅持“善”。“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才是中國人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不了解這一點，就是不了解最基本的國情。

台灣學者龍應台女士有一篇文章《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其中列舉了許多違反公德的行為，她驚異的不是那些行為本身，而是大眾對這些行為的麻木。她認為如果大家一起發出憤怒的吼聲，那些缺德行為就無法存在。這在理論上當然是非常正確的，可是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這種“如果”基本上沒有發生的可能。我不知道龍女士看到《動物世界》中一頭獅子敢在龐大斑馬群中捕食的場面，會不會質問“斑馬，你為什麼不反抗”？事實上，如果斑馬們一起反抗，再強悍的獅子也不可能得逞。可是，斑馬世代遺傳的智慧告訴它，反抗獅子是愚蠢的，逃避才是最合算的，團結對敵的情形永遠不會出現。獅子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肆無忌憚。中國老百姓就是一個大斑馬群，幾千年的生存競爭使得大眾都懂得了不能按善惡標準來行動，要想在這個社會獲得安全，進而獲得利益，必須精於“利害”的計算。這樣的一群人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高級動物世界。要麼變成獅子，要麼與獅子搞好關係，否則就只好逃避，斑馬們沒有別的選擇。

“過得去”是底線，把路堵死就會引發總清算

從占道模型來看，侵占公共利益一方必須掌握好一個分寸，就是不能把路徹底堵死。堵死了，其它人徹底過不去，容忍度降低為零，矛盾馬上激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占道停車，都要給過往車輛留出一個通道，這並不是占道的人有公德心，而是不留通道，自己的利益也就結束了。但問題在於，占道的這個群體很難理性地實行自我約束，已經占到位置的希望就此保持現狀，而沒有占到的，還要拼命插一腳進來，把路徹底封死的結局是必然的。然後就是衝突、清理，恢復原始秩序；之後就又開始一輪新的蠶食。

中國歷史上周期性的統一到分裂、和平到戰亂，具體的原因有很多，但總的規律，都是統治階層在江山坐穩後，競相蠶食公共利益，不斷擠壓大眾的生存空間，導致多數人“過不去”，打破了老百姓的底線，一次總爆發、總清算就在所難免。一旦這種總清算到來，就不再是以“過得去”為目的，不但要清除把路堵死的那輛車，還要趕走所有占道甚至沒有占道的車，推翻砸爛、放火焚燒之類極端行為就都不可避免。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各種暴烈行動的總匯演。中國幾千年間這種周期性的總清算發生了不下幾十次，黃炎培先生看到了這種周期性，對毛澤東感嘆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黃老先生沒有看到，蠶食大眾利益，一寸一寸地堵死大多數人的路，從聖明君主的太平盛世就已經開始，只不過承受總清算後果的，是他們的倒霉子孫。從這個意義上講，其“亡”不“忽”，“亡”早就寓在“興”中。

從微觀層面看，占道模型也很有價值。前邊我們已經論證，現實生活中各種以權謀私的行為如同占道停車一樣，通常不會遇到阻礙，但前提也是讓別人過得去。如果他做得太過分，有人過不去，他就有可能被掀翻。許多貪官落馬，並不是因為貪污，也不是因為他貪污的數額最大或運氣最差，而是因為他把別人的路堵死了。西安體育彩票案，特等獎四輛寶馬車已經有三輛落入了主辦人的口袋，只有一輛僥倖被彩民抽中，主辦者不甘心，這一輛也要拿回來，為此不惜給中獎者劉亮扣上造假的黑鍋，楞小子劉亮無路可走，爬上了廣告牌以死相脅，一個驚天大騙局由此穿幫。如果當時主辦人能讓劉亮“過得去”，自己現在就不會在牢裡啃窩頭，而是繼續他那火紅的體彩事業。這一案落馬的貪官都覺得委屈，因為許多大老虎都安然無事。他們不明白，人家占的是大路，並排放三輛大巴別人還過得去；你堵了洗手間的門，放一輛自行車別人也不答應，僅此而已。

公共財富由政府照管是靠不住的

占道模型中，警察代表政府（廣義上的）職能。糾正占道，不可能指望群眾，只能靠警察，由此我們不難引申出維護社會正義，只能靠政府的結論。如果司法機關不能嚴明執法，單靠給群眾“普法”，永遠不能實現秩序；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打擊犯罪，無論怎樣提倡見義勇為、群防群治也無濟於事。政府掌握了全部社會管理資源，具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而它的素質和運作狀態，直接決定着社會的面貌。令人遺憾的是，從占道模型來看，我們的政府明顯不稱職。一個連占道都糾正不了的政府，有什麼理由讓我們相信它在其它我們看不到的領域裡，是在廉潔而高效地運作？國有銀行的巨額壞帳，國有土地的輕易流失，縣鄉財政的普遍破產，江河湖海的嚴重污染，都印證了占道模型所反映的情況是準確的。情況就是如此嚴峻：中國社會中巨大的屬於全體人民共有的財富，人民只能拜託政府來看管，但政府顯然不能勝任，面對各種形式的蠶食甚至鯨吞，基本上束手無策。目前的利益格局之所以還能維持，是因為大家還“過得去”，而我們知道形形色色的占道者是不可能理性的實行自我約束的，蠶食鯨吞行為總是日趨瘋狂和變本加厲的，一旦到了路被堵死，多數人過不去的程度，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大的社會動盪就不可避免。

根本的解決之道

占道模型給我們揭示出一個中國特色的難題：公共的利益每個人都想咬一口，而維護公共利益的事情每個人都不願意出頭；有權的管理者不稱職，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對不稱職的管理者又奈何不得。能解開這個難題，基本上就找到了改造中國社會的辦法。

我們不妨還拿占道模型來看：如果這條路不是公路而是私家路，還有沒有這麼多車拿它做停車場？想占便宜的人總會有的，但路的所有者會不會聽之任之？顯然，公共財產實際上的無主狀態，是它屢遭侵害的根本原因。那麼，解決的第一條根本方法，就是儘可能地把一切無主財產，都轉化成有主財產。財產有了主人，它的安全問題自有人操心。

管路的警察，之所以敢玩忽職守，是因為他的大蓋帽並不掌握在過路群眾的手上，而是掌握在他的局長、隊長手上。這種情況下，他應當對過路的群眾負責還是對自己的局長、隊長負責，哪怕素質再低，他也不會弄錯。如果我們能改變一下這個機制，變成由過路司機決定他的考核成績，如果出現占道堵路，包括他的局長、隊長，統統下崗，第二天占道的車就一定會全部消失。這就是另一條根本方法：把任命政府改為票選政府，使政府由現在的對上級負責改變為對選民負責。

即使在目前機制不變的情況下，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如果有一天某條占道嚴重的路被電視或者報紙曝了一個光，第二天路上就乾乾淨淨了。這就是陽光的作用，監督的作用。腐敗、霉變都發生在黑暗的地方，如果輿論監督再開放一點，透明度再提高一點，這個社會就會更清新更和諧一點。所以，第三條根本的辦法是：打開黑箱，一切在陽光下操作，任何台下交易，都以謀私論處。

以上三條，早已被先進國家的實踐證明是治國驗方。然而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這些東西總要有人去落實。靠誰？還是得靠政府。誰要說靠人民能解決問題，那是不負責任的胡說。無組織的民眾，連占道停車都糾正不了，如何能改造社會？人民能做的，就是支持、批評、改造、監督政府。要在儘量避免社會動盪的前提下改造中國，一個強大、高效、廉潔，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我們唯一的希望，這也是占道模型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文/大雪，摘自萬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