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都不應該存在於這個世上的，為什麼？ 因為我母親懷上我是一個意外的事故，就像一個人剛出門走上街，一輛三輪車朝你撞過來，你被撞到在地，腿也受傷，自然非常惱火。我母親就是那個被撞的女人。在生我二姐幾個月後的餵奶時期，母乳沒有多少奶水，嬰兒期的二姐老是哭鬧不安，就在這種身心疲勞的情況下，母親卻又懷孕了，她非常氣惱，得知懷孕後的第一想法就是趕緊去做流產。六十年代初，毛主席說人多力量大，那時很多女人能生就多少就生多少，單位宿舍住家大院裡上躥下跳的孩子們多得像農村養雞場到處覓食的小雞，我的小朋友們都有七八個一連串的兄弟姐妹。母親是位事業心極強的女人，她在國家機關單位上班，不願意像雞媽媽那樣生一窩孩子像小雞一樣圍着她，她要把時間投入到革命工作和事業中去。

在那個陰冷潮濕的冬天，她穿件當時流行的藍棉襖去了協和醫院，我家那時住漢口滑坡路，現在的黃金地段之一，斜對面不遠的地方是中山公園和醫院，夜間常常聽到動物園中老虎孤獨的吼叫聲。

她耐心地排隊，掛號，再排隊，終於輪到她進入門診室，她以不幸和疲勞地口氣對醫生說：

“我不想要孩子，我要做人工流產”。

醫生檢查了一下，也不多說，馬上出具了流產的證明，兩天后去做流產。

她拿着那張我的死亡判決紙放入口袋走回家中，那時國家經歷過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物質極度匱乏，城市公民大約每月才15公斤左右的糧食配給，母親從來就沒有強壯的身體，外加當時營養不良，孩子還在吃奶，她疲憊不堪地回到家，外婆問她

“你到醫院幹啥去了？”

“我到醫院打流產證明”，說着把那張證明從口袋裡掏出來，一張折皺的紙條，我的死亡判決書，外婆接過去，看也不看就把它撕成兩半，就是看她也看不懂，她是文盲，大字不識一個。

“你跟我把這個伢生下來，說不定是個”滿崽“（土話兒子的意思）。

對了，我的上面有兩個姐姐，說不定這是個男孩呢。

外婆上個世紀初出生於一個湖南衡陽鄉下一個極度貧苦的家庭，四五歲時就被賣到別人家做童養媳，十二歲時那家男孩死後又被轉賣到另一戶有錢人家做傭人，就像頭小牛犢被人賣來賣去，在他人家中挨打受罵，穿得破衣爛衫，小小年紀的要上山砍柴，餵豬，她用悲哀痛楚的語氣對我說：“ 冬天在池塘里洗菜洗衣，那個痛呀 ”。外婆的手有着變形的粗大凸出的骨節，總是彎曲着，手掌上的皮膚龜裂得像非洲饑渴的土地，有時讓我感覺好像都不是人手而像是動物園猩猩的手，每年冬天我都會叫我外婆幫我在背上抓癢，只要她的手往背上一摸就像密密麻麻的細小針刺扎在皮膚上，刺激表皮血管但不疼痛，好舒服。外婆的腳不是富家小姐那樣的肥、軟、秀三寸金蓮，而是十六七厘米的“醜陋”半裹素足。

在她十六歲的那一年，主人家來了一位老朋友，據說是鄰村李氏家族族長，族長看中了當時後脖頸上有着細嫩肌膚的年輕外婆，外婆再次被賣給族長做小妾。在我看來，她年輕的生命好像被一頭瞎眼的大象踐踏得稀爛，可外婆每次回憶我那從未見過的族長外公時卻滿臉溫情：

“李四對我還不錯呀”，她絲毫沒有怨恨被賣給一個比她大三十四歲的年長男人，像她這樣從未享受過童年和少女時光的卑微貧賤農村姑娘與其將來嫁給一個跟她一樣苦命耕地的長工，過着牛馬般的生活還不如成為一個能讓她吃飽肚子的男人的小妾，雖然沒有尊嚴但至少不會受凍挨餓。在貧窮到吃不上飯的情況下還能談什麼尊嚴。今天來看她是舊時代的悲劇人生扮演者，可她本人並不這樣認為。去世前她曾多次說過要把她的骨灰埋葬到鄉下外公的墓邊，即使來世化為一顆卑微的小草她也要守在那個老男人跟前。我無法進入外婆的內心世界，外公買她的時候她還是個少女，老外公對她的善待讓她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她從未感受過的父愛和他人的關愛？無論如何她對外公的愛是她一生中曾有過的唯一短暫愛情。

武漢的夏日總是炎熱難熬，外婆常穿一件很薄的衣衫，兩個乳房像軟塌塌長袋子懸掛在胸前，她那曾經豐滿結實的乳房哺育過七個孩子，在外公活着時她就不停地生，不過孩子又一個一個地跟着死亡，痛苦連着痛苦，悲傷之後還是悲傷，唯有我母親存活下來。在我母親三四歲時，外公不知得了什麼病，無法醫治，在彌留之際，我外婆跪在外公床前悲悲戚戚地哭泣 “你死了我怎麼辦？我這個苦命的女人啦”，是呀，總算有了個男人作為依靠，這根柱子又要坍塌了，外公幾乎氣若游絲了，細聲地安慰了她一句 “你還有個妹幾呢”。（土話女孩的意思）可那個年代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能有什麼用，可不像現代的女兒在父母老時是撐着父母船的河。

外公去世時她才二十八歲，正當青春年華之際卻已成為一個寡婦。

外公走後不久村里來了一位算命先生，外婆又請算命先生來看看她將來的日子怎麼辦？她害怕將來一無所有，孤老而死。算命先生搖晃小而園的腦袋，摸着灰白山羊鬍須對她說：“你女幾將來有出息呢，你就靠你的女幾享福吧”。這無疑給了她一個定心丸。當然，什麼是外婆的夢想？她一個從沒有見過世面，不識字的女人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大概將來老了能夠靠女兒就是她最大的願望和夢想了。

不過，算命先生的話似乎又有點懸空，在那個男尊女卑的社會，一個封閉的鄉村，女人又能做什麼？如何能有出息呢？除非這個時候社會發生巨大的變革，微小的個人的命運是被社會的命運掌控的。

外公走後，族裡很多人都想要分割外公的田地，外公原配也已故，兩個大女兒已經出嫁，外婆作為妾是一個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她又無兒，一些人就拿着發黃的契約到外公家：“這是李善試欠的債”，她大字不識一個，只知道我外公小名叫李四，那些契約拿在手上不知真假，她只能以各種方式奮力與族裡那些男人抗爭，呼天喊地地對着那些人叫道：“你們想把我孤兒寡母扔出去呀，我的女幾還是李四的女幾呀，你們把他的田地拿去也要把我們母女要一起扯上”。

最後田地沒有被瓜分但她也被逼着接受宗族中的兩個過繼兒子來繼承外公的田產。

這樣，她決意把母親送到縣城讀書，知道不識字只會被人欺。

一晃進入抗日戰爭時期，1944年6月下旬日軍大肆入侵衡陽縣城附近的地區，母親才十來歲，外婆帶着女兒跟隨着逃難的人群去山洞躲避，結果混亂之中母女失散了。等到戰事平息，外婆回到家中依然不見女兒，便認為女兒死在逃難的路上，因為那時人們不僅要防止沿途土匪的打劫，還要躲避日軍飛機的空襲。在流離過程中，無食物、衛生條件都很差，途中生病、死亡也屢見不鮮。外婆又開始在家裡痛嚎她的命苦，原本指望這個女兒的，結果女兒又沒有了，沒有料到幾天后女兒竟然跟村裡的幾個鄉親們安全回家了。

母親讀完私塾後要繼續讀下去，外婆卻以沒錢拒絕了，她認為我母親能夠識字就已經比她強多了，那時已經臨近四九年解放時期，母親因同學的哥哥一句話：“共產黨宣傳男女平等”，這是她最渴望的，於是馬上投奔了共產黨，參加了共產黨的軍校，堅決退掉了外婆從小為她包辦的未婚夫。

解放軍南下解放湖南衡陽時，共產黨的工作隊竟然從我外婆家的周圍地下挖出她埋在地下罈子裡的銀元和一些布匹，我母親後來埋怨外婆說當初應該拿出這些銀元讓她去高升讀大學就好了。

在那個貧瘠的板橋小村莊，解放時期一定需要楸一個地主出來批鬥(階級鬥爭總需要有鬥爭的對象吧)，外婆由此被定為地主成分，財產田產全部充公，她被趕到牛棚住了一陣子。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底的一個深秋我第一次陪母親到她的老家村莊去給外婆修整墳墓，那時外婆已經走了六七年。因無公共汽車，我們從衡陽縣坐出租車到達板橋村，那是一個陰霾的日子，一層薄薄的秋霧籠罩在收割之後的稻茬刈田上給人一種荒蕪寂寥之感，不遠處，一個穿着藍布卦軍球鞋的女人坐在一座紅磚房前用簡陋的木織架”噹啷噹啷“編制草蓆，旁邊大竹筐中一堆褪色藍灰被褥包着一個嬰兒，嬰兒露出一丁點小頭和戴的紅色小帽，乍一看好似花盆中種的一棵開紅花的仙人球，遠處一個農夫挑着小山似的稻草走過來，在這個寒村里，連路邊幾顆瘦弱的樹看上去也像是孤兒一樣可憐巴巴。當我站在母親當年出生的破舊的泥土房子前時，我大失所望，原以為外婆的住房像小學課本中宣傳的那些地主住的粉牆黛瓦，雕梁畫棟的院子屋，住在如此寒磣的泥土房主人竟然還稱得上“地主”，共產黨還要去革她的命？明明她就是需要被解放的舊社會一個犧牲品。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外婆還因為是地主婆被從城裡趕回到農村住了一段時間，那時二姐跟外婆最親，小小的她站在院中看着外婆遠去的身影傷心地哭泣了好久。

我走入那間簡陋昏暗雜亂泥土地房中，終於看到屋中唯一稱得上“財產”的是一張做工精美的紫檀木雕花架子床，上面沉澱着厚厚的時光塵埃，這張床是解放前外公睡過的“豪華床”床了。那夜在昏暗漆黑的老房子裡，我獨自睡在鄉下遠親專門為我從櫃底翻出來漿得硬梆梆粗布被單中仿佛睡在大紙盒中，恍恍惚惚中我似乎夢見自己正在滑入屋前渾濁池塘中，外婆飛跑過來我把拉了上來。清晨時，白日驅散了黑夜在大腦中編制的夢，我醒來時好像手中捏着外公外婆和母親曾經在這間房屋生活過的縷縷絲線。

隨着全國的解放，改變了我母親的命運也改變了外婆的命運，外婆終於隨着有出息的女兒住入了大城市，如同那個算命先生說的，她不用再去用扁擔挑水，種地，不用冬天在池塘里凍手凍腳地洗菜洗衣服，不用夜間膽顫心驚地怕強盜入室偷竊。城市舒適的生活，也給了外婆前輩子缺乏的安全感。她整日做家務，每天做不同的醃菜：黃瓜，羅卜，茄子，霉豆子等。前幾個月在美國時，外甥說帶我去吃世界上最好吃的韓國醃菜館，我笑着說：“你是沒有吃過你祖外婆的醃菜，否則你不會這樣說了”。是的，對我來說，外婆做的湖南風味的醃菜最世界上最美味的醃菜了。我們長大後她的家務事也減少了，白天我們都外出上班，外婆獨自一人在家很孤寂，年紀越大思念鄉情越濃，她常跟母親叨嘮要回鄉下去，母親說“你這大把年紀了，誰來照顧你，孤單一人”，想想湖南農村的貧困和極差的衛生條件，她只好放棄回老家的夢想。

有時她拿個小凳子坐到樓下跟鄰居婦女聊天，有時她趴在家裡的窗口上看着樓下來來往往的人，後來家裡有了黑白電視跟她作伴，坐在電視機前她學會一些什麼“摩登” 等時尚的語言，那些看不懂的只當看熱鬧。不過很多的時候她都坐在房間或客廳內埋着頭，不知是打瞌睡還是回憶着往事思念家鄉，她總是帶着無限眷戀的神情對我說起家鄉的豆腐泡是多麼好吃，最令她念念不忘竟然是一個雞籠，“多可惜，解放時被人拖走了”，臉上露出強烈的痛惜之情讓我感覺到她在痛惜失去一棟美麗鄉村別墅。也就是那次陪母親回老家時，我費勁心思在村里尋找外婆賦予那麼多情感，比我年紀大得多的雞籠子，終於在一位乾瘦的農婦家門前找到了那個隨着社會的動盪幾易其主的雞籠，與當地破舊房屋相比那個雞籠真的顯得有點華麗了，它大而結實，竟然像有錢人家孩子的玩具小木屋。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外婆最高興的是她的一個過繼的“滿崽”（兒子）從鄉下來看望她，滿崽是個佝僂瘦小老頭，穿着皺皺巴巴的破舊衣服，眼睛渾濁，眼角邊總是沾滿眼黃色屎巴，吃飯時用枯瘦的手背抹濕漉漉的嘴巴。他的年紀只比他的“母親”小几歲，可看上去比外婆還老，每次來時總是帶點家鄉的芝麻油，辣椒醬一點土特產，同時還帶來了農村廣闊田埂上說話時的高聲尖叫，有時說着說着還“啪”的一聲把痰吐在地上。

自然他帶給外婆最寶貴的是過去時光的回憶和整個村子的記憶：草垛，炊煙，春天田野里的花朵，屋前池塘中的魚，宗族裡對她好的和欺負過她的人，美味的豆腐泡。繼子回老家時，母親給他買好車票，外婆也給他一些錢，把家裡不用的舊雨鞋舊衣服等都給他，走後外婆滿懷同情地說：“鄉下人好造孽”（可憐的意思），我想外婆也為自己暗自慶幸不再成為“造業”（可憐）的人，外婆終於能在村里老鄉們面前揚眉吐氣了，母親是村里她那一輩人中唯一兩個接受過教育的人之一，另一個受過教育的男人逃亡到了台灣，而我母親成為大城市裡的重要領導幹部，有一次村里人需要寫狀子還專門派人來找我母親。

母親總是惋惜地對我說：“如果你外婆讀了書，還不知道會做什麼大事業呢，她那麼一個聰明能幹的人”。

我十來歲時會跟着外婆一起外出買菜，那時一分錢都要計算（不像今天幾分錢未數都不會算了），當你多買好幾樣青菜時，都是三位數的加法，元角分，每次買完後，我在旁邊拼命地心算，想趕緊把總價錢說出來，在外婆面前顯示一下我這個讀過幾年書的人多麼能幹，可外婆總是在我還沒有算出來時候她已經對賣菜地說 “2塊6角3分“。我非常吃驚，不明白沒有上過一天學的外婆怎麼可以算得比我還快。

我大姐薔在小學時被學校培養成優秀的乒乓球運動員，小學畢業後直接保送到武漢體院，又被選送到北京軍區總院體工隊，在北京當兵，年紀輕輕入了黨，要知道我父親申請了那麼多年都沒有被吸收入黨而強那麼小就成了黨員，在那個紅色七十年代，當兵，入黨都是最榮耀的事了，那種榮耀就像九十年代孩子考入清華北大一樣，整個大院的人都羨慕不已，薔成了我們全家的驕傲和光環，社會，家人和眾人把她推得高高在上，每次這位天之驕子從北京回家探親像皇妃回家省親一樣，帶着驕橫跋扈的氣勢，吃飯時我和二姐在桌子上夾菜都不敢多夾，每夾一次，她就瞪着眼，拿着筷子敲一敲桌子，“啪啪”， 厲聲說：”夠了呀，夠了呀“。

二姐潔是院子裡的孩子王，她是如何稱王的我不太清楚，肯定不像孫悟空獨自大膽穿越水簾洞來征服群猴，但潔有着猴王般的大膽，能幹（不是談學習能幹，那個時候不講成績），組織力，號召力，能跳能跑，好似天生就是做領導人物的（果然後來她做一個公司的經理），我記得小時候的她像個小皇帝，走到哪裡都是前呼後擁，孩子們為她身邊的左右位置而爭搶，在小學她是個響噹噹的“人物”，連我這個妹妹都沒有機會靠近她。自然這樣一個人物不會懼怕薔，有時還敢反抗與跟薔對打。而小時的我，膽怯寡言，只要薔在屋子裡，我就有點提心弔膽，站或坐都有點不知所措。因此每次大姐回家探親我就惶惶不安，一次外婆悄悄地對我說 ：”薔拉幾一回來我們的腳都不知放到那裡好”。

半個世紀的時光流逝去了，外婆的容貌我都記得不太清了，但我耳際邊依然可以清晰聽到外婆對我說的這句話，一個不識字的文盲婆婆，竟然探視到了一個小女孩的內心深處，她不會用任何形容詞卻能夠深刻和精確地描述了當時的我或她面對薔的畏懼和不安。

我家三代女人有幾個共同特點，第一都很能幹精明，從母親到我兩個姐姐，她們都是事業有成（除我一事無成之外），在單位都享有工作能力強的好口碑，其次是缺乏女性的溫柔，好的壞的大概都屬於性格基因的遺傳。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說話聲硬，聽上去像是在吵架，吩咐我們做事時像是在訓斥，之後母親對父親說話也帶着外婆的方式，再隨後姐姐們對其丈夫又常以母親對父親說話生硬方式，當她們訓斥丈夫時好像在訓斥調皮闖禍的兒子。有時三姐妹團聚時共同譴責和講述她們各自無能的丈夫更像母親時常指責無能的父親，強大的遺傳基因無法逃脫。三姐妹後來全是生的兒子，終於我家女人精明強硬的遺傳鏈被斷裂。

外婆是在異常艱難的環境中生長的，從小就離開了父母，沒有被人寵愛過，人類的溫柔和愛都被她當時賴以的社會環境給扼殺了，她的心已在多次痛苦侵泡下變得堅硬麻木，她只能像個頑強的岩石那樣求以生存，在近八十歲時她不小心胯骨摔骨折了，醫生讓她躺在床上一個月，可她沒有幾天就爬起來扶着板凳，扭曲着痛苦的臉，佝僂背在家裡磨蹭着上廁所，喝水吃飯，拒絕家人的照顧。

母親說她跟外婆並不親熱，因為小時外婆對她的態度粗暴，冷淡，動輒發怒。從小從未感受到外婆溫情的母親自然也不懂何為溫柔，當然母親沒有像外婆那樣對待自己的女兒們畢竟我們的生活環境比外婆要好得多，但在我們姐妹面前母親幾乎從未流露出母愛溫柔，我是從來沒有感受過母親慈祥的目光，一直等到有一天，當她看着我抱着我的兒子親了又親，兒子摟着我的脖子在我懷裡撒嬌時，她才明白她在女兒們身上投入太少的溫情，她感嘆地說： ”難怪你們姐妹跟我都不親熱“。在我的記憶中母親總是一副幹部嚴肅認真的臉孔，直至退休後才開始變得溫和一些。

再來說我外婆把那張流產單給撕掉了，私下最高興的人其實是我父親了，他是一個傳統廣東客家人，儘管他在台灣讀過大學，之後參與共產黨的反對封建舊思想運動，可他從小接受的傳統觀念已經滲入他的骨髓，他的舊觀念並沒有多大改變，儒家的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中無子為第一大不孝，多年來他羞於回廣東老家探親因為他的膝下無一男根，連他女兒們的名字都不能刻在祖墳碑墓上，這是他終生遺憾的事，他當然希望母親把這一胎留下，只是父親一向懼怕母親，母親的事業比父親成功，權力比父親大，導致我家穿裙子的人比穿褲子的人要厲害得多。還有父親本性脾氣溫和，文革時又被調查出在大學時曾參加過國民黨的三青團，被下放到水庫去勞動，因為政治成分不好，他只能在母親面前唯唯諾諾。我們最初住的那棟幹部宿舍樓是兩層樓的房子，沒有廚房和衛生間，每家就在門邊黑黢黢的走廊上放個小爐子做飯做菜，公共廁所則在幾百米遠的另一個地方，夜間每家每戶只能用木製桶來盛尿，第二天早上拎去廁所倒掉，整棟樓層只有女人或大一些的孩子去倒尿桶，我父親是唯一倒尿桶的丈夫，所以有人給他起個外號叫“尿桶男人”。父親無勇氣阻止母親流產，這下可好，我外婆把流產單給撕掉了。

在外婆的堅持下，母親只好把我留下來。

可以想象，當我“哇”的一聲來到這個世界上時，我的父親和外婆是多麼失望，我打碎了他們最後一個“男孩”的夢想。

總之，陰錯陽差我就這樣來到了人世，我母親原本不想要我的，既然我非要來，那麼就跟她母姓，前面兩個姐姐跟父姓。這種不同也預示我跟兩個姐姐有着截然不同的命運。

三個外孫女中，外婆最喜歡的應該是潔了，因為潔很能幹，潑辣，可能外婆在潔的身上看到自己小時的一點影子，自然，感受到外婆慈愛的潔也很愛外婆，外婆走前預感到自己即將離去，她對潔悄悄地說 “可能我走後就你一個人哭泣，我有些存款放在我的沉頭套子裡，那是我給你留下的”。

幾天后，外婆在睡眠中安詳地走了。處理完葬禮後，潔在依然帶有外婆氣息的白布枕套里找到了她留下的遺產，三十多元人民幣，潔看到錢後又淚流滿面。外婆走後的一個月，潔和母親一起去武漢商場，她們走在商業局的一棟棟宿舍之間的狹窄小路之間，忽然一大半塊磚頭被一從小童從樓上扔下來，正好砸在潔的前額頭邊緣，潔一下血流滿面，把我母親嚇死了，趕緊把潔送斜對面的協和醫院。如果這個磚頭偏一點砸在頭頂那麼潔就大概就會跟着外婆去了，想必是外婆的靈魂保佑了潔

從小母親就說你要感謝外婆，因為她才有了你，可在外婆活着時我卻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在我的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時期，我都不希望存在於這個人世間，因為我敏感，孤獨，鬱悶，充滿傷感情緒，自覺是個怪異的人。也許是母親意外懷孕非常惱火，她把那種不開心的情緒在肚子裡面就遺傳給了我。不過現在想想從小的孤獨感最終成為我強大內心世界的源泉，它幫我抗拒獨自移民意大利的孤獨，帶着我獨自在世界各地旅行，使我能夠自享其樂，只是多年後待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時而外婆已在九泉之下。

現在我想起了外婆，把外婆寫下來，再次遇見被流逝的時間帶走的親人和往事的場景。去年十一月我在墨西哥度過了熱鬧的亡靈節，在那裡人們相信亡靈節的這一天亡靈會從陰間出來與活着的親人們對話，會吃親人在墓地上放置他們喜歡吃的食品，那時我就想某年的這一天我也要去外婆的墓地上，點上小蠟燭，等待她的亡靈出來與對話，我一定會把在她生前我沒有對她說的話告訴她：“親愛的外婆，衷心感謝你給予了我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