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都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为什么？ 因为我母亲怀上我是一个意外的事故，就像一个人刚出门走上街，一辆三轮车朝你撞过来，你被撞到在地，腿也受伤，自然非常恼火。我母亲就是那个被撞的女人。在生我二姐几个月后的喂奶时期，母乳没有多少奶水，婴儿期的二姐老是哭闹不安，就在这种身心疲劳的情况下，母亲却又怀孕了，她非常气恼，得知怀孕后的第一想法就是赶紧去做流产。六十年代初，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那时很多女人能生就多少就生多少，单位宿舍住家大院里上蹿下跳的孩子们多得像农村养鸡场到处觅食的小鸡，我的小朋友们都有七八个一连串的兄弟姐妹。母亲是位事业心极强的女人，她在国家机关单位上班，不愿意像老鼠妈妈那样生一窝孩子围着她，她要把时间投入到革命工作和事业中去。

在那个阴冷潮湿的冬天，她穿件当时流行的蓝棉袄去了协和医院，我家那时住汉口滑坡路，现在的黄金地段之一，斜对面不远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和医院，夜间常常听到动物园中老虎孤独的吼叫声。

她耐心地排队，挂号，再排队，终于轮到她进入门诊室，她以不幸和疲劳地口气对医生说：

“我不想要孩子，我要做人工流产”。

医生检查了一下，也不多说，马上出具了流产的证明，两天后去做流产。

她拿着那张我的死亡判决纸放入口袋走回家中，那时国家经历过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物质极度匮乏，城市公民大约每月才15公斤左右的粮食配给，母亲从来就没有强壮的身体，外加当时营养不良，孩子还在吃奶，她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外婆问她

“你到医院干啥去了？”

“我到医院打流产证明”，说着把那张证明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折皱的纸条，我的死亡判决书，外婆接过去，看也不看就把它撕成两半，就是看她也看不懂，她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

“你跟我把这个伢生下来，说不定是个”满崽“（土话儿子的意思）。

对了，我的上面有两个姐姐，说不定这是个男孩呢。

外婆上个世纪初出生于一个湖南衡阳乡下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四五岁时就被卖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十二岁时那家男孩死后又被转卖到另一户有钱人家做佣人，就像头小牛犊被人卖来卖去，在他人家中挨打受骂，穿得破衣烂衫，小小年纪的要上山砍柴，喂猪，她用悲哀痛楚的语气对我说：“ 冬天在池塘里洗菜洗衣，那个痛呀 ”。外婆的手有着变形的粗大凸出的骨节，总是弯曲着，手掌上的皮肤龟裂得像非洲饥渴的土地，有时让我感觉好像都不是人手而像是动物园猩猩的手，每年冬天我都会叫我外婆帮我在背上抓痒，只要她的手往背上一摸就像密密麻麻的细小针刺扎在皮肤上，刺激表皮血管但不疼痛，好舒服。外婆的脚不是富家小姐那样的肥、软、秀三寸金莲，而是十六七厘米的“丑陋”半裹素足。

在她十六岁的那一年，主人家来了一位老朋友，据说是邻村李氏家族族长，族长看中了当时后脖颈上有着细嫩肌肤的年轻外婆，外婆再次被卖给族长做小妾。在我看来，她年轻的生命好像被一头瞎眼的大象践踏得稀烂，可外婆每次回忆我那从未见过的族长外公时却满脸温情：

“李四对我还不错呀”，她丝毫没有怨恨被卖给一个比她大三十四岁的年长男人，像她这样从未享受过童年和少女时光的卑微贫贱农村姑娘与其将来嫁给一个跟她一样苦命耕地的长工，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还不如成为一个能让她吃饱肚子的男人的小妾，虽然没有尊严但至少不会受冻挨饿。在贫穷到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还能谈什么尊严。今天来看她是旧时代的悲剧人生扮演者，可她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去世前她曾多次说过要把她的骨灰埋葬到乡下外公的墓边，即使来世化为一颗卑微的小草她也要守在那个老男人跟前。我无法进入外婆的内心世界，外公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少女，老外公对她的善待让她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她从未感受过的父爱和他人的关爱？无论如何她对外公的爱是她一生中曾有过的唯一短暂爱情。

武汉的夏日总是炎热难熬，外婆常穿一件很薄的衣衫，两个乳房像软塌塌长袋子悬挂在胸前，她那曾经丰满结实的乳房哺育过七个孩子，在外公活着时她就不停地生，不过孩子又一个一个地跟着死亡，痛苦连着痛苦，悲伤之后还是悲伤，唯有我母亲存活下来。在我母亲三四岁时，外公不知得了什么病，无法医治，在弥留之际，我外婆跪在外公床前悲悲戚戚地哭泣 “你死了我怎么办？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啦”，是呀，总算有了个男人作为依靠，这根柱子又要坍塌了，外公几乎气若游丝了，细声地安慰了她一句 “你还有个妹几呢”。（土话女孩的意思）可那个年代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能有什么用，可不像现代的女儿在父母老时是撑着父母船的河。

外公去世时她才二十八岁，正当青春年华之际却已成为一个寡妇。

外公走后不久村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外婆又请算命先生来看看她将来的日子怎么办？她害怕将来一无所有，孤老而死。算命先生摇晃小而园的脑袋，摸着灰白山羊胡须对她说：“你女几将来有出息呢，你就靠你的女几享福吧”。这无疑给了她一个定心丸。当然，什么是外婆的梦想？她一个从没有见过世面，不识字的女人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大概将来老了能够靠女儿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和梦想了。

不过，算命先生的话似乎又有点悬空，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一个封闭的乡村，女人又能做什么？如何能有出息呢？除非这个时候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微小的个人的命运是被社会的命运掌控的。

外公走后，族里很多人都想要分割外公的田地，外公原配也已故，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外婆作为妾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她又无儿，一些人就拿着发黄的契约到外公家：“这是李善试欠的债”，她大字不识一个，只知道我外公小名叫李四，那些契约拿在手上不知真假，她只能以各种方式奋力与族里那些男人抗争，呼天喊地地对着那些人叫道：“你们想把我孤儿寡母扔出去呀，我的女几还是李四的女几呀，你们把他的田地拿去也要把我们母女要一起扯上”。

最后田地没有被瓜分但她也被逼着接受宗族中的两个过继儿子来继承外公的田产。

这样，她决意把母亲送到县城读书，知道不识字只会被人欺。

一晃进入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6月下旬日军大肆入侵衡阳县城附近的地区，母亲才十来岁，外婆带着女儿跟随着逃难的人群去山洞躲避，结果混乱之中母女失散了。等到战事平息，外婆回到家中依然不见女儿，便认为女儿死在逃难的路上，因为那时人们不仅要防止沿途土匪的打劫，还要躲避日军飞机的空袭。在流离过程中，无食物、卫生条件都很差，途中生病、死亡也屡见不鲜。外婆又开始在家里痛嚎她的命苦，原本指望这个女儿的，结果女儿又没有了，没有料到几天后女儿竟然跟村里的几个乡亲们安全回家了。

母亲读完私塾后要继续读下去，外婆却以没钱拒绝了，她认为我母亲能够识字就已经比她强多了，那时已经临近四九年解放时期，母亲因同学的哥哥一句话：“共产党宣传男女平等”，这是她最渴望的，于是马上投奔了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的军校，坚决退掉了外婆从小为她包办的未婚夫。

解放军南下解放湖南衡阳时，共产党的工作队竟然从我外婆家的周围地下挖出她埋在地下坛子里的银元和一些布匹，我母亲后来埋怨外婆说当初应该拿出这些银元让她去高升读大学就好了。

在那个贫瘠的板桥小村庄，解放时期一定需要楸一个地主出来批斗(阶级斗争总需要有斗争的对象吧)，外婆由此被定为地主成分，财产田产全部充公，她被赶到牛棚住了一阵子。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底的一个深秋我第一次陪母亲到她的老家村庄去给外婆修整坟墓，那时外婆已经走了六七年。因无公共汽车，我们从衡阳县坐出租车到达板桥村，那是一个阴霾的日子，一层薄薄的秋雾笼罩在收割之后的稻茬刈田上给人一种荒芜寂寥之感，不远处，一个穿着蓝布卦军球鞋的女人坐在一座红砖房前用简陋的木织架”当啷当啷“编制草席，旁边大竹筐中一堆褪色蓝灰被褥包着一个婴儿，婴儿露出一丁点小头和戴的红色小帽，乍一看好似花盆中种的一棵开红花的仙人球，远处一个农夫挑着小山似的稻草走过来，在这个寒村里，连路边几颗瘦弱的树看上去也像是孤儿一样可怜巴巴。当我站在母亲当年出生的破旧的泥土房子前时，我大失所望，原以为外婆的住房像小学课本中宣传的那些地主住的粉墙黛瓦，雕梁画栋的院子屋，住在如此寒碜的泥土房主人竟然还称得上“地主”，共产党还要去革她的命？明明她就是需要被解放的旧社会一个牺牲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婆还因为是地主婆被从城里赶回到农村住了一段时间，那时二姐跟外婆最亲，小小的她站在院中看着外婆远去的身影伤心地哭泣了好久。

我走入那间简陋昏暗杂乱泥土地房中，终于看到屋中唯一称得上“财产”的是一张做工精美的紫檀木雕花架子床，上面沉淀着厚厚的时光尘埃，这张床是解放前外公睡过的“豪华床”床了。那夜在昏暗漆黑的老房子里，我独自睡在乡下远亲专门为我从柜底翻出来浆得硬梆梆粗布被单中仿佛睡在大纸盒中，恍恍惚惚中我似乎梦见自己正在滑入屋前浑浊池塘中，外婆飞跑过来我把拉了上来。清晨时，白日驱散了黑夜在大脑中编制的梦，我醒来时好像手中捏着外公外婆和母亲曾经在这间房屋生活过的缕缕丝线。

随着全国的解放，改变了我母亲的命运也改变了外婆的命运，外婆终于随着有出息的女儿住入了大城市，如同那个算命先生说的，她不用再去用扁担挑水，种地，不用冬天在池塘里冻手冻脚地洗菜洗衣服，不用夜间胆颤心惊地怕强盗入室偷窃。城市舒适的生活，也给了外婆前辈子缺乏的安全感。她整日做家务，每天做不同的腌菜：黄瓜，罗卜，茄子，霉豆子等。前几个月在美国时，外甥说带我去吃世界上最好吃的韩国腌菜馆，我笑着说：“你是没有吃过你祖外婆的腌菜，否则你不会这样说了”。是的，对我来说，外婆做的湖南风味的腌菜最世界上最美味的腌菜了。我们长大后她的家务事也减少了，白天我们都外出上班，外婆独自一人在家很孤寂，年纪越大思念乡情越浓，她常跟母亲叨唠要回乡下去，母亲说“你这大把年纪了，谁来照顾你，孤单一人”，想想湖南农村的贫困和极差的卫生条件，她只好放弃回老家的梦想。

有时她拿个小凳子坐到楼下跟邻居妇女聊天，有时她趴在家里的窗口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后来家里有了黑白电视跟她作伴，坐在电视机前她学会一些什么“摩登” 等时尚的语言，那些看不懂的只当看热闹。不过很多的时候她都坐在房间或客厅内埋着头，不知是打瞌睡还是回忆着往事思念家乡，她总是带着无限眷恋的神情对我说起家乡的豆腐泡是多么好吃，最令她念念不忘竟然是一个鸡笼，“多可惜，解放时被人拖走了”，脸上露出强烈的痛惜之情让我感觉到她在痛惜失去一栋美丽乡村别墅。也就是那次陪母亲回老家时，我费劲心思在村里寻找外婆赋予那么多情感，比我年纪大得多的鸡笼子，终于在一位干瘦的农妇家门前找到了那个随着社会的动荡几易其主的鸡笼，与当地破旧房屋相比那个鸡笼真的显得有点华丽了，它大而结实，竟然像有钱人家孩子的玩具小木屋。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外婆最高兴的是她的一个过继的“满崽”（儿子）从乡下来看望她，满崽是个佝偻瘦小老头，穿着皱皱巴巴的破旧衣服，眼睛浑浊，眼角边总是沾满眼黄色屎巴，吃饭时用枯瘦的手背抹湿漉漉的嘴巴。他的年纪只比他的“母亲”小几岁，可看上去比外婆还老，每次来时总是带点家乡的芝麻油，辣椒酱一点土特产，同时还带来了农村广阔田埂上说话时的高声尖叫，有时说着说着还“啪”的一声把痰吐在地上。

自然他带给外婆最宝贵的是过去时光的回忆和整个村子的记忆：草垛，炊烟，春天田野里的花朵，屋前池塘中的鱼，宗族里对她好的和欺负过她的人，美味的豆腐泡。继子回老家时，母亲给他买好车票，外婆也给他一些钱，把家里不用的旧雨鞋旧衣服等都给他，走后外婆满怀同情地说：“乡下人好造孽”（可怜的意思），我想外婆也为自己暗自庆幸不再成为“造业”（可怜）的人，外婆终于能在村里老乡们面前扬眉吐气了，母亲是村里她那一辈人中唯一两个接受过教育的人之一，另一个受过教育的男人逃亡到了台湾，而我母亲成为大城市里的重要领导干部，有一次村里人需要写状子还专门派人来找我母亲。

母亲总是惋惜地对我说：“如果你外婆读了书，还不知道会做什么大事业呢，她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人”。

我十来岁时会跟着外婆一起外出买菜，那时一分钱都要计算（不像今天几分钱未数都不会算了），当你多买好几样青菜时，都是三位数的加法，元角分，每次买完后，我在旁边拼命地心算，想赶紧把总价钱说出来，在外婆面前显示一下我这个读过几年书的人多么能干，可外婆总是在我还没有算出来时候她已经对卖菜地说 “2块6角3分“。我非常吃惊，不明白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外婆怎么可以算得比我还快。

我大姐蔷在小学时被学校培养成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小学毕业后直接保送到武汉体院，又被选送到北京军区总院体工队，在北京当兵，年纪轻轻入了党，要知道我父亲申请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被吸收入党而强那么小就成了党员，在那个红色七十年代，当兵，入党都是最荣耀的事了，那种荣耀就像九十年代孩子考入清华北大一样，整个大院的人都羡慕不已，蔷成了我们全家的骄傲和光环，社会，家人和众人把她推得高高在上，每次这位天之骄子从北京回家探亲像皇妃回家省亲一样，带着骄横跋扈的气势，吃饭时我和二姐在桌子上夹菜都不敢多夹，每夹一次，她就瞪着眼，拿着筷子敲一敲桌子，“啪啪”， 厉声说：”够了呀，够了呀“。

二姐洁是院子里的孩子王，她是如何称王的我不太清楚，肯定不像孙悟空独自大胆穿越水帘洞来征服群猴，但洁有着猴王般的大胆，能干（不是谈学习能干，那个时候不讲成绩），组织力，号召力，能跳能跑，好似天生就是做领导的人物（果然后来她做一个公司的经理），我记得的小时候的她像个小皇帝，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孩子们为她的身边的左右位置而争抢，在小学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连我这个妹妹都没有机会靠近她。自然这样一个人物不会惧怕蔷，有时还敢反抗与跟蔷对打。而小时的我，胆怯寡言，只要蔷在屋子里，我就有点提心吊胆，站或坐都有点不知所措。因此每次大姐回家探亲我就惶惶不安，一次外婆悄悄地对我说 ：”蔷拉几一回来我们的脚都不知放到那里好”。

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去了，外婆的容貌我都记得不太清了，但我耳际边依然可以清晰听到外婆对我说的这句话，一个不识字的文盲婆婆，竟然探视到了一个小女孩的内心深处，她不会用任何形容词却能够深刻和精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我或她面对蔷的畏惧和不安。

我家三代女人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都很能干精明，从母亲到我两个姐姐，她们都是事业有成（除我一事无成之外），在单位都享有工作能力强的好口碑，其次是缺乏女性的温柔，好的坏的大概都属于性格基因的遗传。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说话声硬，听上去像是在吵架，吩咐我们做事时像是在训斥，之后母亲对父亲说话也带着外婆的方式，再随后姐姐们对其丈夫又常以母亲对父亲说话生硬方式，当她们训斥丈夫时好像在训斥调皮闯祸的儿子。有时三姐妹团聚时共同谴责和讲述她们各自无能的丈夫更像母亲时常指责无能的父亲，强大的遗传基因无法逃脱。三姐妹后来全是生的儿子，终于我家女人精明强硬的遗传链被断裂。

外婆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生长的，从小就离开了父母，没有被人宠爱过，人类的温柔和爱都被她当时赖以的社会环境给扼杀了，她的心已在多次痛苦侵泡下变得坚硬麻木，她只能像个顽强的岩石那样求以生存，在近八十岁时她不小心胯骨摔骨折了，医生让她躺在床上一个月，可她没有几天就爬起来扶着板凳，扭曲着痛苦的脸，佝偻背在家里磨蹭着上厕所，喝水吃饭，拒绝家人的照顾。

母亲说她跟外婆并不亲热，因为小时外婆对她的态度粗暴，冷淡，动辄发怒。从小从未感受到外婆温情的母亲自然也不懂何为温柔，当然母亲没有像外婆那样对待自己的女儿们毕竟我们的生活环境比外婆要好得多，但在我们姐妹面前母亲几乎从未流露出母爱温柔，我是从来没有感受过母亲慈祥的目光，一直等到有一天，当她看着我抱着我的儿子亲了又亲，儿子搂着我的脖子在我怀里撒娇时，她才明白她在女儿们身上投入太少的温情，她感叹地说： ”难怪你们姐妹跟我都不亲热“。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一副干部严肃认真的脸孔，直至退休后才开始变得温和一些。

再来说我外婆把那张流产单给撕掉了，私下最高兴的人其实是我父亲了，他是一个传统广东客家人，尽管他在台湾读过大学，之后参与共产党的反对封建旧思想运动，可他从小接受的传统观念已经渗入他的骨髓，他的旧观念并没有多大改变，儒家的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无子为第一大不孝，多年来他羞于回广东老家探亲因为他的膝下无一男根，连他女儿们的名字都不能刻在祖坟碑墓上，这是他终生遗憾的事，他当然希望母亲把这一胎留下，只是父亲一向惧怕母亲，母亲的事业比父亲成功，权力比父亲大，导致我家穿裙子的人比穿裤子的人要厉害得多。还有父亲本性脾气温和，文革时又被调查出在大学时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被下放到水库去劳动，因为政治成分不好，他只能在母亲面前唯唯诺诺。我们最初住的那栋干部宿舍楼是两层楼的房子，没有厨房和卫生间，每家就在门边黑黢黢的走廊上放个小炉子做饭做菜，公共厕所则在几百米远的另一个地方，夜间每家每户只能用木制桶来盛尿，第二天早上拎去厕所倒掉，整栋楼层只有女人或大一些的孩子去倒尿桶，我父亲是唯一倒尿桶的丈夫，所以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尿桶男人”。父亲无勇气阻止母亲流产，这下可好，我外婆把流产单给撕掉了。

在外婆的坚持下，母亲只好把我留下来。

可以想象，当我“哇”的一声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我的父亲和外婆是多么失望，我打碎了他们最后一个“男孩”的梦想。

总之，阴错阳差我就这样来到了人世，我母亲原本不想要我的，既然我非要来，那么就跟她母姓，前面两个姐姐跟父姓。这种不同也预示我跟两个姐姐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个外孙女中，外婆最喜欢的应该是洁了，因为洁很能干，泼辣，可能外婆在洁的身上看到自己小时的一点影子，自然，感受到外婆慈爱的洁也很爱外婆，外婆走前预感到自己即将离去，她对洁悄悄地说 “可能我走后就你一个人哭泣，我有些存款放在我的沉头套子里，那是我给你留下的”。

几天后，外婆在睡眠中安详地走了。处理完葬礼后，洁在依然带有外婆气息的白布枕套里找到了她留下的遗产，三十多元人民币，洁看到钱后又泪流满面。外婆走后的一个月，洁和母亲一起去武汉商场，她们走在商业局的一栋栋宿舍之间的狭窄小路之间，忽然一大半块砖头被一从小童从楼上扔下来，正好砸在洁的前额头边缘，洁一下血流满面，把我母亲吓死了，赶紧把洁送斜对面的协和医院。如果这个砖头偏一点砸在头顶那么洁就大概就会跟着外婆去了，想必是外婆的灵魂保佑了洁

从小母亲就说你要感谢外婆，因为她才有了你，可在外婆活着时我却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在我的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时期，我都不希望存在于这个人世间，因为我敏感，孤独，郁闷，充满伤感情绪，自觉是个怪异的人。也许是母亲意外怀孕非常恼火，她把那种不开心的情绪在肚子里面就遗传给了我。不过现在想想从小的孤独感最终成为我强大内心世界的源泉，它帮我抗拒独自移民意大利的孤独，带着我独自在世界各地旅行，使我能够自享其乐，只是多年后待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时而外婆已在九泉之下。

现在我想起了外婆，把外婆写下来，再次遇见被流逝的时间带走的亲人和往事的场景。去年十一月我在墨西哥度过了热闹的亡灵节，在那里人们相信亡灵节的这一天亡灵会从阴间出来与活着的亲人们对话，会吃亲人在墓地上放置他们喜欢吃的食品，那时我就想某年的这一天我也要去外婆的墓地上，点上小蜡烛，等待她的亡灵出来与对话，我一定会把在她生前我没有对她说的话告诉她：“亲爱的外婆，衷心感谢你给予了我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