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berge 小旅馆是古城麦地那小巷中一栋两层楼的老房子改建的，太阳一样金黄色的大门，进门口有两个厅，中央天井的庭院，四周的墙壁是暗绿色彩色花朵瓷砖，二层楼除了房间卫生间浴室外，还有一个可爱的朝院子的阳台，我到达的时候旅馆只有两三个客人，院子中间摆有一些很俗气的暗红色布包着的桌椅，尽管那天阳光灿烂但庭院和楼下的屋子却阴暗深沉，整栋房子被寂静笼罩，墙壁上攀爬的黄色枯枝枯叶给人残冬的凄凉和冷清。

幸而此时这栋房子有一个澳大利亚小伙子克瑞斯，他是个不断说话和欢笑的人，只要他在旅馆，他悦耳的英语从楼上或楼下传来，整栋房子在他的笑声陪伴下显得轻盈，欢快。克瑞斯有着像年轻女孩一样长长的柔软的金色头发，胖胖鼓鼓的脸像是刚刚从烘箱里烤出来的光光，散发着热气，红润的大圆面包，蓝色透明的眼睛，

“你知道吗”？认识他不到半小时，在院子里他就欢快地对我和一个日本游客说，

“我与一个苏丹女孩订婚了，你们知道有些非洲人很黑，像黑暗的午夜时分，我的未婚妻没有那么黑“。

”那么你的未婚妻是晚上哪个时辰的黑暗呢？“ 我笑着问道，他大笑起来，

“大概晚上八九点” 说着把手机里的照片给我们看，一个手抱着鲜花戴着Hijab可爱的穆斯林青年女子。他是个游荡世界不认识边境的人。

那夜，空气带着北非的温热，在克瑞斯的热情邀请下，我随着旅馆二三十来岁小伙子去外面的咖啡馆喝啤酒。出了旅馆，我们四人走入古城中弯弯曲曲，空寂昏暗石板路的小巷，周边的店门全部关闭，随着夜幕降临，白日的喧闹，人群，艳丽的彩灯和漂亮的花鞋如同梦中的幻影全都销声匿迹，古成弯曲的弯弯曲曲的小巷变成一个虚幻和令人沮丧的地方，充斥着猫屎的味道，磨光的大石板地上很多废弃的垃圾：塑料袋，纸片纸盒等，一只只的猫在垃圾堆上穿行，偶尔猫像婴儿般的尖叫划破黑夜的寂静。出了古城小巷，又是一片空旷和残败狼藉，周围楼房悄无声息，窗子紧闭，温热的空气中让你感觉那些看上去破旧的楼房里面好似住着怕人打扰的鬼魂。寂静夜空下只听到克瑞斯拖鞋的啪啪声和我们说话声，那时我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我们是梦游者走在美国一部人类世界末日的科幻片黑暗绝望的布景中。

走上较为干净的主街大道，尽管是市中心，依然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车，好像有点像新冠期间封锁的时期亚洲城市和欧洲城市，路边有一个咖啡馆，类似俱乐部，里面坐满了浅橄榄棕色的男人，这里才是突尼斯城的夜生活，一个男人的世界，舞台有个黑眼睛黑头发的男歌手弹电子琴唱着舒缓哀怨阿拉伯情歌，就像阿拉伯的油炸小甜点一样甜腻腻的，人们吃着桌上的小吃，喝啤酒，抽烟，有几个正经地穿着西装革履，似乎坐在桌边谈业务，大部男人长相粗糙，甚至有些人带着猥琐的表情看着我这个唯一出现的女性，这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女人不应该在这种地方抛头露面。尽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伊斯兰世界受到西方的渗透和塑造，穆斯林国家的边界由西方列强规定，穆斯林的经济也与世界的经济相结合，不再只是弯弯曲曲小巷中的集市贸易，手工业制造和手工艺品，绝大部分穆斯林都生活在按照西方城市塑造的城市景色中：宽广的街道，高耸的楼房，装潢玻璃的商店，到处跑动的汽车，一栋栋的公寓楼，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机，西式衣服和鞋等等，但是，很多人的观念依然是在《古兰经》的训言下，特别是对妇女的那些规定和对女人的要求。

克瑞斯和美国人斯蒂文一瓶接一瓶不断地喝啤酒，我们在音乐声中扯着嗓子交谈，谈论着各自旅行的经历，来自俄亥俄州的斯蒂文长相英俊，有点像有点像美国电影“面具”的演员尤金·凯瑞，有点腼腆，带着神经质的微笑，他是一个计算机工程师，27岁，曾在中国留学一年，我们谈到美国民众的封闭和无知，他对我说“哥伦布不是美国一个乡村，可我的朋友和所有认识的人都以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他为自己知道中国人口中汉族占中91%很自豪，现在他辞职周游世界，他坐在我的对面，拿啤酒瓶子的手有点像衰老的人那样颤抖，我想他可能在服用什么药物，为什么不呢？这么英俊的小伙子连个中国女朋友都没谈过，美国的药物泛滥，从他欢笑的神情可以看得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后来在大路边他告诉我们他曾患有忧郁症，家族遗传，他在服用抗忧郁药。

近九点时，咖啡馆来了一位肌肉结实的中年女歌手，深肤色，穿着超短无袖连衣裙，裸露着粗壮的胳膊和大腿，披着一头长长的波浪般假金发，金发掩饰了这个突尼斯穆斯林女人的身份，此刻的她仅是一位放荡的欧洲女人，她扭捏做作地拿着麦克风像母鸡那样摆动着翘着的臀部穿行于桌子中唱着情歌，男人往她的短衣袖上塞钞票，克瑞斯不断地用阿拉伯语叫着“哈比比“（称女性亲爱的），”哈比巴提“（男性亲爱的），他喜欢显示出他的博学广识，他曾云游亚洲不少国家，包括印度中国，会说几句汉语，也在阿根廷，巴西等一些南美洲国家旅行工作过，会说一些西班牙语，目前定居在开罗，学会一些简单的阿拉伯语。

那夜大概十点多钟我才回到房间，同屋的北京年轻女游客已经入睡，在黑暗中我轻手轻脚地躺在小床上。

睡梦中我被屋中的一阵沉闷的撞击声吵醒，一煞那间，我以为自己在做梦，黑暗是那么深沉，我像猫一样睁大眼睛，慢慢地觉得有人站在我的床前，扶着上铺的床沿一动不动，几分钟后黑影往屋内的左边摇摇晃晃开始移动，撞到沙发前的茶几小桌子上，又是“彭”一个重重落在沙发上的下的声音，随后在黑暗中发出一阵阵沉闷的鼾声。

我听到睡到隔壁床的北京人的动静，她也醒了。

”好像有人进入我们的房间“ 在黑暗中我悄声说到，房间有四张床，也可能是新到达的女客，但粗壮的鼾声表明是个男人。

”你进来后怎么没有把门锁好？“，一个恼怒的女声在黑暗中发出，可以想象她拉长的脸。

”我锁好了呀“，我为自己申辩，晚上回房时看不清，我以为锁好了，其实没有锁好，竟然让男人半夜三更随意地闯入我们的房间。

我起床去把灯打开，灯光下看到一个年轻男人像虾子一样弓着腰躺在我们不大房间的两人沙发上打鼾，露出的一点脸看上去不像白种人，也不是黑人，北京年轻女子也从床上坐了起来，披着被子，她不敢再睡了。

我去推那个男的，怎么也推不醒，跟死人一样，伴着鼾声还发出一股酒味。

我只好出门推开隔壁男人间（男人间自然也没有锁门），庭院昏暗的灯光从门穿过照射到男人的房间，我悄悄地把克瑞斯从床上叫醒，他迷迷糊糊问我有什么事，我让他跟着我出来一下，带他进入我们的房间，他认出醉酒的男人是他们房间的游客，喝醉了酒进错了门，我们两人怎么也无法把打鼾的男人摇醒。

可以肯定，如死人般沉睡的男子对我们这两个中国女人不具备危害性，他不可能半夜爬起来骚扰女客，打搅我们的只是他的沉闷的鼾声，北京女人无奈只好接受深夜闯入的不速房客，倒下睡去了。

我看一下手机，凌晨2点45分。

那个夜深醉酒的男子是阿尔及利亚人，一个来自穆斯林的国家的公民第二天被赶走了，《古兰经》是严厉禁酒的，他不仅醉酒还闯入女子房间，岂不是极大罪过。

下午5点多，来了一位50多岁西班牙马德里的女子贝雅，数字游民。如果不看她粗壮的腰身，她是一个很端庄漂亮的女子。

每天早上九点她准时坐在小旅馆阴凉院子中开始工作，一天中午她背着电脑跟我一起去古城内的小餐馆吃了一顿库斯库斯，小餐馆没有网络，我们一吃完，她嘴巴一抹就赶紧背着电脑往旅馆跑。

贝雅在英国伦敦生活工作二十五年，半个英国人了，搞数据分析，我的意大利味英语让她不断地跟我回忆起她曾在与意大利前男友的美好日子，随后她不停地对我咒骂英国和英国人，她无法忍受伦敦的冬日阴霾的天空，整日关在小公寓中面对四壁的日子，虽然她必须工作，无法到外面游逛，至少在一个四周是彩色墙壁的阿拉伯院中，这给了她一个好的心情。她的女上司周五下午发邮件信息问她

“周末去哪个酒吧和餐馆坐坐？去小剧院？“ 当然指的是伦敦的酒吧和剧院。

”去电影院”，她在突尼斯简单地回复，现代化通讯给她提供了说谎话的条件。周六的一早她乘汽车去了南部的沙漠小镇。她当然不愿意公司知道她在非洲旅行工作，给上司留下不太认真工作的印象。周一的晚上她坐夜班车回到突尼斯城。

那几天，以克瑞斯为核心，我们几个游客下午五六点时会坐在彩色墙壁的前厅开玩笑，聊天，像个临时组建的家庭，墙壁上挂着一张头戴圆筒帽，衣着传统阿拉伯长袍的过世老房东的黑白照片，他庄严地注目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晚上我们依然像群梦游者般穿过黑暗中空寂的垃圾街巷去咖啡馆陪克瑞斯喝酒，总是先去有歌唱表演的这一家，当那位被克瑞斯称为“哈比比“的女人扭唱到我们桌子边时，我和贝雅都站起来跟着她浓稠的歌声一起跳舞，然后我们从这家辗转到另一家咖啡馆，克瑞斯不停地说对我和贝雅说他为什么想跟非洲苏丹女子结婚，因为她曾经勇敢地帮助她的父亲，抚养两个弟弟，逃离战乱，她是医生，经历过这么多磨难的女子难道不令人敬佩吗？他这样问我们，她一定是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好像是个国王在谈他选择的妃子，他潜意识中的优越感，为什么他一个来自富裕国家的白种男人要选择一个贫穷战乱不断的黑非洲女人，那不是一种拯救吗？

“你已经皈依成穆斯林吗？

“百分之五十了”，

他还在相信真主和不相信真主中左右徘徊，就像大树被砍倒之前总会左右摇晃一样，他已经读了两遍古兰经，如果他想娶穆斯林的女子，他必须是个穆斯林。我想他在喝啤酒的时候肯定是不相信真主的，如果他那位头戴Hijab，”晚上九点黑暗“的苏丹女子坐在我们中间看到桌子上竖立着树林般的空啤酒瓶，她还有勇气嫁给这位尊贵的澳大利亚公民吗？

四天后我离开突尼斯城。

在凯鲁万时克瑞斯发给我他和新来的游客在咖啡馆喝酒的照片，其他人的面孔都更换了，旅途中的日子像河水一样流动，每天都是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面孔，只有他那张胖胖面包脸和啤酒瓶一成不变地定格在咖啡馆的照片中，我旅行到了苏塞时，他告诉我他的母亲忽然去世了，他要急需返回埃及之后飞往澳大利亚。在我周游了突尼斯一圈，两个多星期后我再度回到那家古巷中的小旅馆时，克瑞斯和贝雅都已经离去，第二个周末贝雅飞到塞内加尔，她把工作地点迁移到突尼斯还不够，此刻的她像个冬日来临时的候鸟，她还要迁移到更远的西非，公司的人谁能想象出她的周末不是在伦敦黑黢黢的电影院而是在塞内加尔的Gore岛上度过的呢。

傍晚六点我独自坐在内阳台的地毯上看着贝雅刚从塞内加尔给我发来的鳄鱼图片，偶尔几个游客从走廊上经过，内庭院和整栋房屋被一种寂静和冷清所笼罩，甚为凄凉，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某一时刻，我似乎又听到克瑞斯和贝雅从楼下庭院里传来的说笑声，我明白那只是我头脑中记忆的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