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十月二十三號，下午四點左右，空氣有點清涼，公園林中地上已被秋風鋪上一層厚厚的落葉，懸掛在黑色樹枝上椴樹葉在十月夕陽照耀下發出金黃燦燦光芒，我和托米沉默不語地穿過公園，一些孩子在公園裡玩耍嬉鬧，我想象不久我肚裡的孩子有一天也會在這個公園與其他孩子一起奔跑。

經過歌劇院和教堂，拐入右邊的一條小巷，私人婦科醫生門診就在這條小巷中的一棟紅色老建築的二樓。推門進入診室。這是一間寬大的房間，高高的黑木屋架，斑駁發亮的木地板，收攏的厚重窗簾，布滿滄桑大木桌後面坐着一位50多歲男醫生,   濃黑的兩道劍眉, 密集短髮，嘴唇上濃密短鬚, 具有一張歷史人物面孔，診室仿佛處於一張老油畫中，有着一種歷史事件舞台的莊嚴感。

哦，想起來了，醫生很像多年前貼在小學教室牆壁上的斯大林，走近坐定時才我發現醫生的面孔比斯大林面部輪廓更富有立體感，深邃的眼睛發出溫厚的目光，而不像記憶中的斯大林，目光中有種兇殺氣。

這是我懷孕兩個月時第一次去做孕妊保健檢查，將來每月要定期檢查一次，每次費用為100000里拉，（九五年那年折合人民幣500元）。這是二嫂建議的。幾年我後得知國家衛生局婦幼保健站為孕婦提供全免費孕妊保健，包括超聲波檢查，我不明白為什麼托米和他的家人當時讓我去昂貴的私人醫生那裡檢查而不去國家提供的醫療保健機構，好像我懷的是王太子似的。

醫生名叫“Matassoni (馬達松力)，那時我正在努力地學習意大利語，我覺得這麼複雜的名字根本不可能記住，於是我暗自稱他為斯大林醫生。這位具有偉人面孔的醫生對我微笑着，目光中有種好奇，他開口問 “how are you ? ”

哦，還竟然說英語，真少見在意大利人中，儘管聲調中帶着濃厚的意大利語口音。

“i am fine，回答後我停住了，等待等着他繼續問下去，他卻把頭轉向托米，開始說起意大利語，可能他的英語單詞已經掏干用盡。之後他給我量血壓，讓我躺在床上在腹部上按按，回到桌邊開了幾張紅色的驗血單子。之後他再次轉向托米，那張有着濃密短鬚的嘴開始不停地跟托米講話，托米偶爾也說幾句，我被這兩個男人拋棄在一邊，好象懷孕的是托米而不是我。

終於，斯大林醫生毛茸茸的嘴巴關閉了，托米轉向我，用英語說了一句醫生叫你不要和家裡的貓接觸。

沒了？醫生那麼多的話都被托米吞咽到肚子裡去了嗎？可能醫生對他解釋不要讓我吃生火腿肉，不要與貓狗接觸以避免感染宮型蟲體病毒等等。托米知道我從不吃那些東西，也不會去摸家裡的貓。原本讓他多說幾句話如從岩石里擠滴水那樣難，而現在要用英語解釋這麼多的內容，對他對我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乾脆不說了。

懷孕5個月，肚子已經出懷，上午10點去醫院做B超檢查，面目和善的中年女醫生讓我看着屏幕上雪花斑點中隱隱約約的胎兒圖像，光溜溜的像外星人，她微笑着說“ è un maschio。（是個男孩）“

一聽此話，如當頭挨了一棒。剛到意大利來時，我第一次去遊覽佛羅倫薩，在街道上看到一些小女孩，她們漂亮的臉蛋和洋氣時尚的打扮令我無法挪開眼睛，我幻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美麗小女孩：大大的眼睛，栗色圈發，短短的牛仔裙。我渴望一個童年時期從未有過的洋娃娃。一懷孕，我就堅信是個女孩。此刻，女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躲藏在雪花斑點後面一個虎頭虎腦的小男孩，在羊水中揮舞着拳腳打破了我全部的夢想。多年後想想，或許小男孩的來到是件幸事。如果是女孩，我定會在分娩前就會為她編寫人生的劇本，制定她的成長規劃，把她塑造成為一個我夢想成為的女孩和女人，她不光承載着我的生命，還要讓她成為我的復製版本：一個女作家，像法國女作家科萊特，或成為一名時裝設計師，像阿瑪尼那樣的人物。實際上我們都知道，當你對孩子投入太多的期望，無可避免地也會收穫更多的失望，及由失望引發的挫折感。對兒子我卻沒有那麼多的夢想，只希望他生活平和，熱愛閱讀，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成為他想要成為的人，而不是我夢想的人。

站在一邊的托米聽到“男孩“的消息，他那張如高山湖泊般凝重的面孔終於蕩漾起一絲微笑的波紋。

“只要健康就好”他對醫生說。 

 “男孩”的喜訊在托米家族中如同節日的煙花迅速散開。托米的堂姐寶拉說，終於等來了一個中國媳婦解決羅西家族傳宗接代的問題了。托米三兄弟中，兩個哥哥都是生的女兒，而托米的堂哥卡洛又無子。當然，羅西家族不是什麼皇親王族，需要有男嗣來繼承王位或公爵頭銜。普通意大利人家也沒有像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強調的“傳宗接代”觀念，但如果你問意大利父親，想要男孩還是女孩，絕大多數一定會說家裡起碼要有個男孩，如果生孩子，或只生一個孩子的話。

孕妊時期，每天下午我挺着肚子騎車去一個初中學校去上語言課，帶着腹中的胎兒一起學意大利語，卻不知道婦幼保健站有產前準備的課程。

六月二號的那天晚上，我忽然留意到衛生間的鏡子裡一個完全陌生的女人：她的脖子和胸前的皮膚上滲出棕色斑點，像內部開始腐爛的梨子，她面部浮腫，眼睛腫泡，臃腫的身材，這模樣讓我想起多年前在西安的一個熱氣騰騰的公眾澡堂里透過朦朧霧氣看到的那些松垮的乳房，堆滿贅肉的腹部，皮膚上灑滿褐色斑點的醜陋女人身體。我意識到開始衰老了，我也加入了她們的行列。

我想到去年十月份托米帶我在托斯卡納的蒙特爾基小鎮旅行時，在靜謐的小鎮博物館，我看到文藝復興時期早期著名皮耶羅·德拉·弗朗切的壁畫，《懷孕的聖母瑪麗亞》，畫中的聖母低垂着恭謙雙眼，憂鬱而又純潔，她用右手擱置在很大的肚子上，用左手支撐着自己的身體，看起來很疲憊。我現在大概就像那幅畫中的懷孕瑪麗亞，兩個靈魂隱藏在隆起的肚子下，一個未成熟的年輕女子和一個陷入成長中的女人，意識到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變化，從女兒蛻變到母親的時刻。

那一年的夏天提前進入高溫，我身體沉重，坐立不安, 感到悶熱難受，疲憊不堪。隔壁鄰居家森林般的樹枝上知了在炎熱空氣中拼命地叫喚，似乎在發泄心中的不悅。托米在客廳里複習功課，明天他要參加威尼斯大學中文系的一門考試，我嫁入托米家沒多久就幫他寫論文，有關20世紀初一位法國探險家從敦煌石窟藏經洞中偷竊（或從愚蠢的道士手中以豆腐價購買）上千卷經書中其中一篇佛教經文的手稿解釋，我當時還疑惑他專門找一位中國妻子難道是為了方便自己完成論文。

婆婆坐在前花園外讀報。門鈴響了，是高蹺腿表妹米蓮，她進來打個招呼後就跟婆婆一起坐在花園聊天，這時我感到肚子開始疼痛了。

“要不要去醫院？“我問托米，好像他是孕婦，我是丈夫。

“過一會兒就好的，醫生說過，有點疼痛是正常的。” 他權威般地對我說，好像疼痛發生在他身上，可以做出判斷。斯大林醫生對他說什麼疼痛是正常的，什麼疼痛應該去醫院，臨產前有什麼徵兆，我一概不知，托米也沒有對我解釋，我手中無一本可讀的有關懷孕生孩子的書，甚至什麼是預產期我都不知道。

一個多小時後肚子又開始疼痛，我又問是不是要去醫院。他開始不耐煩了，板着臉說這是正常現象。他實在不希望這兩天孩子來到世界上，好像在心理上他還沒有做好成為一個父親的準備。他在威尼斯大學學中文，已跟教授預約好第二天的一門考試，所以他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孩子從母親的肚子裡出來打亂他的考試計劃。我們爭論起來，氣得我晚飯也沒吃。

米蓮走之前進屋來打招呼，聽到我們的爭論，說了聲還是應該送到醫院去做個檢查。

米蓮的話不可不聽的，她可是生過孩子的人。托米無奈只好繃着臉把我送到醫院。一做檢查，大概下面已經開口快臨產了，馬上把我收入產科病房。

已是晚上8點多鐘，托米陪我進入房間。我剛躺下，他就站在床邊說我問了醫生，他們也說不準什麼時候生孩子，（這還要問，蘋果即使成熟了你也無法知道哪一天哪一時刻會從樹上掉下來）。他停頓一下又說，再說我又不是醫生，留在這裡也沒有用，明天我還是去威尼斯考試吧。

我從來就沒有住過院，從小到大也沒有受到父母或他人的特別寵愛及關注。再說，妻子生孩子時丈夫應該等在產房外嗎？我看那些歐美電影中的父親都緊張焦慮地陪着妻子在產房內或產房外等待嬰兒的出生。不過那都是虛構的電影故事，現實生活中應該是怎樣的，我無從知道。我想如果托米有位意大利妻子，肯定意大利妻子會理直氣壯地說出很多他不應該去考試的理由，如母子可能在分娩過程中出現危險，你可以下次去考試等等。如同他的家人說，還是取個中國妻子好呀，老實巴交的，沒有那麼多的要求。那時，說實在的，面對這個男人，與我同床共寢的丈夫，依然有種無法跨越的陌生感，我對他彬彬有禮，遵從。因為我知道自己是一個在意大利沒有位置和沒有方向感的外國人，當然只能遵從意大利丈夫的意志。

托米在房間裡站了5分鐘，跟我說完這事就匆忙離開，像時要去參加一個重要會議一樣，離開之前既不問我餓不餓，也沒有想到買瓶水，買點吃的，他早已忘了我的晚飯都沒有吃。可我為什麼不向他提出我的需求呢？我明白自己有什麼需求嗎？我怎麼覺得仿佛自己是夢遊之人，閉着雙眼和嘴巴，身不由己地被命運推着向前行進，不去思考也不反抗，就像一個木訥的山裡人。托米肯定是個完全不懂得體貼妻子的丈夫，可能他還在學習如何做一個丈夫，我是否應該提醒他如何去體貼一個女人呢？可他聽得進我得提醒嗎？我是一個冷漠丈夫的犧牲品，可那也是在我的默許之下，我想最終我成為他的同謀。

七月一日，頭一夜間歇性的宮縮疼痛讓我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7點多一點，護士把我推進產房，那一時刻，托米則坐在開往去博洛尼亞中心火車站的火車上，之後他要轉車去威尼斯。在火車上他一定平靜地凝視着窗外，夏日的朝霞撒滿在田地和果園上。妻子已經在醫院了，還有什麼比她在醫院更讓人安心的呢，那裡不是有很多醫生和護士嗎？那麼他會考慮產婦需要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嗎？他不會去想這個，再說，分娩本來就是女人孤獨完成的一件事，男人能夠幫什麼忙呢？

世界上有類人做什麼事都沒有恆心，常常半途而廢，在人們的眼中，這類人是一事無成的負面形象，不值得可取。與其相反的一類人就是具有持之以恆精神的愚公之類的人，這類人一旦選擇一個目標，開始行動就會堅定不移，執着地走下去，以至於這件事本身有沒有真正的意義都無所謂，重要的是要達到目標把它做完。

家中沒有人能夠明白托米為什麼要在威尼斯大學像個年輕學生一樣正正規規地學中文，為什麼定要參加所有科目的考試？托米去中國旅行好多次，中國文化引起了他的強烈興趣。出於對中國文化的愛好他註冊了威尼斯大學東方語言系學中文，而那時他早已在博洛尼亞大學畢業多年，是一名經濟和法律中學教師。學中文與他的工作沒有關係，他不必要像年輕的大學生，為了那張文憑而拼命努力。托米那些頭腦狹隘的兄弟們和堂兄堂妹們根本無法體會孔子和老子莊子，繪畫般的漢字給了他多大的精神樂趣，反而認為他放棄作為父親陪着孩子出生及後來孩子成長的世俗快樂，整天把頭泡在一個現實生活中毫無用處的東方文化中，實在匪夷所思和愚蠢之極。看看最終他犧牲兒子出生的神聖時刻去威尼斯大學通過考試終於獲得的東方文學大學文憑，它只對托米有無限的價值，成為托米的一件珍寶躺在床頭櫃的黑暗抽屜里長睡沉眠，托米一如既往地做他的工作直到退休。

那時的產房還是一個大通間，大約十來張床，有三四個孕婦躺在那裡痛苦地呻吟和咆哮，那聲音聽上去令人揪心，好似地獄裡受煎熬般的慘叫。護士給我打了催產針之後就讓我躺在床上自己受疼痛的折磨，三不之過來說幾句“勇敢點，使點勁”的安慰話。昨夜我沒吃晚餐，早上又沒吃早餐，想喝口水都沒有人給我喝，自己又不會幾句意大利語，我開始怨恨托米為什麼不在這裡，至少他可以跟我買瓶水和一塊巧克力給我增加一點體力吧。我饑渴交迫地獨自躺在那裡痛苦地叫喊，每次宮縮陣疼下身有液體嘩嘩地流出，隔一段時間護士就過來換床單。劇烈地疼痛，下身不斷流出羊水，口渴，精疲力竭，害怕，焦慮，孤獨一下如浪潮淹沒了我。

我會因為流血水過多而死亡嗎？胎兒在肚子裡沒有了羊水會缺氧大腦不會受損傷嗎？疼痛恐懼之際我用中文反覆叫喊道 “給我剖腹。”（很懊惱我沒學會這句意大利）。沒有人聽懂我的話，也沒有人理睬我的話，我又開始用意大利語叫道 “operazione”（手術），一位助產師終於明白我的意思，她輕鬆地對我說這由醫生決定，不由我來決定。我知道我的姐姐們和國內的女友都是剖腹生孩子，她們沒有受這樣的折磨。只是經歷一次局部麻醉的開刀手術，我懊惱地想真不該在意大利這個鬼地方生孩子。

產房裡來回走動着穿白衣的產科醫師和護士，這些白衣天使對產婦飽受痛苦的分娩折磨早已司空見慣, 她們對這些呻吟，嘶叫，咆哮，掙扎的產婦已無任何同情和憐憫, 差不多和屠宰場的那些屠夫們一樣了，對那些即將被宰割的動物發出悽厲痛苦的叫聲，滿地的血水早已麻木不仁。我氣喘吁吁，有氣無力，像那些一口氣跑了十公里的人對一位白衣天使說 “acqua”，她用塑料小杯接點自來水給我喝。同房的一位產婦肚裡的嬰兒迫不及待地出來了，而我仍在那裡痛苦地掙扎直到9點多鐘, 兒子似乎不太想到這個世界來, 就在我要死不活的時候，“斯大林”醫生來上班查看產房。他是這個醫院婦產科主治醫生，我是他私人診所的病人，自然他比較關心我，問了問我的情況後，馬上讓醫師將我送到產台，架在那裡，不久就聽一個產科醫師說 “加把勁，我們見到頭了。” 我全身的細胞和力量早已全都集中到了陰道胎兒的頭部，此時的我，已經精疲力竭，恐怕連踩死一隻小螞蟻的勁都沒有了，哪來的勁將這麼大的胎兒如同擠壓大便給"擠壓"出來。胎兒的頭過大無法出來，房間內醫護人員嘀哩咕嚕討論着什麼。幾分鐘後, 我聽到下身發出“咔嚓”剪刀聲，感覺我的下身就像被皮匠剪開一小塊牛皮去補鞋一樣。隨即，斯大林醫生開始用他樹樁般粗壯的手臂放在我的肚上使勁壓擠，這一下，瞬間就把我送到但丁描寫的地獄中去受酷刑了。這是分娩中最最痛苦的時刻，貧乏的語言無法描述。一陣巨疼幾乎讓我昏厥，仿佛有一輛卡車的車輪軋壓過我的身子，之後又拖着把我的身體撕裂，我真恨不能叫他們拿只槍把我直接打死算了。

小學時我們學習革命烈士江姐的故事，她被國民黨逮捕後在重慶渣滓洞遭受各種酷刑，敵人（那個年代一定將國民黨稱為敵人）竹籤釘入她的手指，可她依然堅貞不屈，不出賣一個名字。現在我體會了什麼是酷刑，如果敵人不殺死我，而用酷刑來折磨我的話，我一定是個叛徒，早把敵人要的名字說出來了。這次也讓我明白我絕對不能成為任何抵抗主義分子，或地下工作者，沒有任何信念可以使我像江姐那樣英勇無畏（她似乎是鋼鐵鍛造出來的，非人類肉體之身）。不是我貪生怕死，只是害怕受折磨和疼痛。

終於兒子的頭和身體被斯大林醫生給徹底擠壓出來了，他從我身上收回了那強壯的手臂，忽然我覺得身體有一種從未體驗過的輕鬆舒適，如同一股愉悅的清泉從我全身流過，那定是遭受酷刑的身體從地獄飛往天堂時的感覺。

海明威的短篇小說《印第安營地》，尼克的父親做完接生手術後去叫睡在雙層床上鋪的嬰兒的父親，結果發現這位丈夫因難以忍受妻子分娩時發出的痛苦慘叫而自殺。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嬰兒的父親會自殺。

助產士將渾身沾滿黏糊糊的羊水和血液，紅通通, 一個近4公斤的嬰兒抱給我看時, 我厭惡地將頭扭到一邊, 不願看到帶給我巨大痛苦的嬰兒。痛苦的記憶依然鮮活，對剛出生的兒子我幾乎是懷恨在心，根本無法虛偽地模仿電影中那些准媽媽（可能她們的分娩沒有經歷我遭受的那些酷刑），滿臉幸福和激動地將新出生的寶寶抱入懷中，而是讓助產士將寶寶放在他應該躺的嬰兒床上，自己在一邊享受痛苦折磨後的寧靜。

一位哲學家曾說“真正的母愛不是從孩子一生下來就產生的, 真正的母愛是在母親將孩子一手養大過程中誕生的。”

這個哲學家好像是個男人，但他真的很理解我。當然，他的名言不能代表所有的母親。

回到住院房間，胎兒已緊閉着眼睡在搖籃里，此時我才開始注視寶寶：他滿臉通紅如豬肝色，眼睛腫成一條縫, 額頭上有幾條在肚中被擠壓出的老人皺紋。他像誰？怎麼這麼難看。

托米的大哥大嫂, 之後二哥二嫂及幾個侄女都陸續到醫院來看望寶寶。每個人都圍着小老頭似的嬰兒觀看，個個帶着那種誇張激動的表情，把讚美語的尾音o拉得長長的感嘆道 “ che bello.o.o.o “(真漂亮)”！

怎麼意大利人這麼誇張地說客氣話？讚美之聲過後，他們開始七嘴八舌地分析和議論嬰兒的相貌，把那張小老頭似的嬰兒面孔看成為一張世界地圖來分清國家邊界，而他們則像軍事參謀那樣，談論意方和中方占有的地勢和比例。胖大嫂說嬰兒的鼻子以下是意大利人, 以上是中國人, 二嫂馬上說，是呀，你看那嘴簡直和掛在客廳牆壁上他爺爺那癟着的倔犟嘴一模一樣。大侄女則說，我看分界線要往上移，看他的鼻子，高鼻梁呢，是羅西家族的遺傳特徵，鼻子是意大利人的。大家一致高興地同意，那緊閉着的泡泡的眯縫眼，毫無疑問是中國人的。要知道，在這裡，人人都是雙眼皮大眼睛，人們互相都看膩了，認為東方人的小眼睛是一種特別的美。在他們嘰嘰喳喳地討論時，我半躺在一邊偶爾看看沉睡的兒子，心想不論兒子像中國人還是意大利人,，怎麼也找不出父母兩人會有這麼醜陋的模樣。他們怎麼可以說是bello 呢。這都是因為意大利老年人太多孩子太少的緣故，在婆婆家的住家區域，如果你往山坡的別墅區方向走，你看到的身影基本全是緩慢蹣跚而行的老人，不見一個蹣跚學步的幼童。任何嬰幼兒，只要有一個鼻子兩個眼睛一張嘴巴，那一定會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可愛和最美麗的生物。

晚上托米從威尼斯回來，看到寶寶，他沒有激動地把寶寶抱起來，也不像他的哥嫂們表現出的興奮和喜悅，他似乎對自己成為父親這個角色還不確定，猶豫不決，他無言地站在床邊盯看睡着的寶寶，沉默地坐了半小時後他離開了。

七月三號， 上午十點多鐘, 一個高大魁梧、象貌堂堂，蓄着整齊白色鬍鬚的醫生來查房, 他看到我這個中國產婦（外國人不多見）, 表示出明顯的好奇心, 他問我 “你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哦，叫什麼？不好意思，我記不住，真羞愧。

懷孕後，我曾翻閱過托米從中國買回的幾本厚厚大詞典，為我想象中的女孩起了一個“伊綺”名字，後來聽說是男孩，興致全失，交由托米取名。托米如同他那些貧窮不識字的老祖輩，被二千年的基督文化所浸泡，在給孩子取名時，他們腦海中最容易出現的畫面就是聖經世界，從聖經和聖徒人物中找到想要的名字。今天你很容易遇到那些逃稅漏稅，完全缺乏公民意識的意大利人，或在電視裡聽到那些罪惡累累的黑手黨成員，他們都有着聖徒保羅，聖徒佛朗切斯科之類帶着神聖光環的名字或具有智慧的先知名字。托米，儘管他早已放棄了上帝，可他還是從聖經中找了一位富有智慧的先知名字來給兒子。自兒子出生後，我並沒有機會去背記和練習兒子名字的發音，現忽面臨醫生的面試，我只好轉身去看嬰兒小小的手腕上戴的套環，那上面寫有他的名字

“ D a n i e l e （打獵獵）” 

我結結巴巴地拼讀着，發音怪腔怪調，（後來我的中國家人就把兒子叫“打獵的“便於上口和記憶），英文是丹尼吧，不過這個聰明的醫生還是聽出這是一個意大利人常叫的名字，而不是醫生那個年紀的意大利人熟悉的毛澤東，周恩來之類的中國名字，他馬上露出一種失望的表情。唉，中國人什麼都喜歡複製，他們複製意大利著名的時尚奢侈品牌，複製西方工業技術，現在連意大利人的名字也要複製，他帶着明顯不滿的口氣問道

“為什麼不給他起個中國名字”?

2

三天后我和寶寶不得不出院，我真不想離開那裡。在醫院裡有白衣天使為寶寶換尿布，洗屁股，為寶寶洗澡，像做科學實驗似的每天還為他稱重，我像個實習生站在一旁甩手看着，吃飯時護工把醫院食堂為住院病人配好的飯菜送到我床邊，我所做的只是休養，與同房的產婦聊天，讓寶寶趴在我身上吃奶，其他的什麼都不做。而且全是免費，簡直像是享受小時我們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生活。在醫院我算是坐了三天月子。

回到家，一切都改變了。我不可能像我的姐姐們坐月子那樣，頭上綁條頭巾，一天二十四小時如女王般躺在床上，身邊圍繞着保姆和自己的母親，保姆把熬好的魚湯端到床邊。每個過來的人都會對產婦說你可千萬不能碰涼水啊，否則將來遺患無窮。而在意大利，在我分娩後的第二天，護士拿一袋冰擱置在我的下身剪口之處，說是避免傷口感染。醫生對產婦說要多活動, 要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以幫助子宮收縮。回到家後，似乎家裡的空氣還不夠新鮮，儘管家周邊很多樹木花草，分娩還未滿兩個星期，托米就帶着我和寶寶到臨近海邊沙灘去吹夏日海風。要知道，國內的女友即使是夏日在家中坐月子，連電風扇的風都不敢吹一下，自來水也不沾一下。不過現在來看，那些在國內按照規矩坐月子的姐姐們和朋友們，她們的身體狀態似乎並不比我好，遠不如我強壯呢。

那些日子，我忍受着下身的傷口的疼痛，慢慢挪動身體到廚房洗菜煮菜，不是婆婆不願給我做，只是她那永遠一成不變的原味烤魚和生菜使我徹底地失去了胃口。大多時候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把寶寶抱在懷裡給他餵奶，他趴在我身上睡覺，每天我必須爬三十多節階梯到二樓衛生間去給寶寶換尿布，晚上要給寶寶洗澡。半夜起床幾次給他餵奶，換尿包。

托米眾多的表兄妹及妻兒老小傾巢出動，輪流來家中觀看家族中第一個有中國血統的寶寶。 人流中還摻夾着托米的朋友們，左鄰右舍的老鄰居，寶寶的到來也打破了街區老人沉悶和寂靜的生活。那時意大利人的好奇心不亞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人在街道上尾隨圍觀“外賓”的程度。那幾天，婆婆的家似乎成為動物園，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每個人都瞪着好奇的眼觀看閉着眼睛側睡在嬰兒推車裡的寶寶，如同觀看一個從未見過的珍稀動物。他們也如同大哥大嫂，個個都仔細觀察他的鼻子眼睛嘴巴，然後開始發表議論，那些像意大利人，那些像中國人。托米的一個朋友看了後疑惑地說 “他怎麼和我們一樣的膚色？” 另一個朋友譏笑道，難道他應該和香蕉一樣黃嗎？托米的好友阿里古在街道上遇到熟人或朋友時就宣稱，托米生了個非常“美妙”的兒子。

幸運的是，產婦則沒有在來訪的眾人視野參觀之中。因為身體虛弱，又缺乏睡眠，勞累不堪，我依然面腫眼泡，頭髮蓬亂，不修邊幅，隨便一件T恤或一件襯衣，真不願見到家中不停地來人，我恨不能把這些意大利人都轟出家門。可出於禮貌我什麼都沒有做，只能臉上保持微笑。我又能怎麼辦呢？記住，那時，我是個鄉巴佬外國人，只能是我去適應環境，而不是環境為我而改變。

寶寶回家導致或加深了托米的焦慮。剛開始給寶寶換尿布時，剛打開尿包，寶寶的小東西有時會像忽然通電啟動的開關，一股溫熱的尿像噴泉歡快地拋弧形噴出，檯面上，床上和地上到處灑着尿水。這可真是災難呀，托米的第一反應是惱怒萬分，不過隨即理智告訴他與嬰兒對抗是不對的，他開始緊張和焦躁，想象着腳下的拖鞋會把尿液踩到所有的屋子，整棟樓將充斥着嬰兒尿騷味，於是他將寶寶擱置一邊不管他是哭還是笑，他十萬火急地擦洗地板，恨不能爬在地上拿着放大鏡去檢查地板上有無漏掉一滴尿液, 一定將地上擦洗得完全乾淨才去給嬰兒穿上尿包。

八月的天氣很炎熱，白天即使拉下百葉窗熱氣也湧向房間，我抱着兒子在屋子裡來回走動，我的左手臂已經嚴重勞損疼得都難以抬起，他已經連續大哭兩個多小時，二嫂說可能是腸絞疼，把他放在搖籃車他哭得小臉發紅，把他抱起來哭聲小一點，但依然在哭，無法安撫。他的痛苦或憤怒不知源於他的小肚子還是源於某個幽深的黑洞。哭聲令人不安，令人厭煩，令人疲憊，夜間更令托米煩躁，他在床上翻滾着身子，惱怒不滿地抱怨 “又哭，又哭“，似乎嬰兒的哭喊是有意跟他對着幹。

我曾聽電視報道，一個母親因為實在無法忍受嬰兒長時間的哭泣，她孤獨無助，在嬰兒的哭聲中崩潰了，於是她一氣之下將未滿月的嬰兒塞入洗衣機中。當然我不會崩潰到這種地步，但在生下孩子的一年內，身心疲憊，沮喪，孤獨，使我的黑髮染上了一層白霜。

寶寶終於在我的懷抱里睡着了，我不敢動，怕他驚醒，時間似乎在寂靜的屋中凝滯了。小時候總覺得時間流逝得太慢。小學時，教手工縫紉的張老師站在裁縫台邊手把手地教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女孩子裁剪碎布拼成枕套，她站在我身邊，我有時轉身看着她，覺得30多歲的張老師好老，她是個走向衰老的女人我這樣想，對她產生一種同情。自己進入二十歲後，開始始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我自己也是30多歲的女人了。此時，我被囚禁於這棟房子，時間在這個小小的空間卻變得濃稠滯緩。給寶寶餵奶，換尿布，安撫哭泣的寶寶，太陽落山之際，我就在房間裡孤獨地等待着時間一小時一小時，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等待着寶寶快點長大，等待着分娩的痛苦記憶逐漸消退，傷口慢慢地癒合。

一個女作家說，生孩子是女人人生創作的巔峰，可能對某些女人來說是這樣的，對我來說生孩子使我墜入谷底，原有的自我隨着寶寶出生被摔得粉身碎骨。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一個女人成為母親所經歷的變化會是多麼巨大。我在我姐姐們的身上沒有看到這種巨大的變化，可能是她們把孩子交給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還有小保姆，她們的周圍有很多人幫忙，這種墜落要比我輕緩得多。

偶爾我會瞥幾眼長柜上我懷孕前幾個月拍的照片，這是我最喜愛的照片之一。

那是我在意大利度過的第一個夏日，穿着出國前在上海一個酒店裡買的日本碎花布連衣裙，裙子服帖裹着我苗條的上身，照片中的我看上去文雅端莊，帶着一種文藝青年的氣質。現在這照片如同博物館的一幅畫，上面的女人成為時間帶走的亡者，她已不復存在。現在的我僅是這個嬰兒的母親，他是我的國王，我所有的個人意願都要服從寶寶的需求，我再不能睡到7點多起床，我不能想吃就吃，我無法讀書，無法去電影院，無法跟吳艾一起去海邊做市場，甚至晚上我都不能看電視，不能給吳艾打電話聊天，我不能，我不能，，，我的夜晚不再是夢鄉的夜晚，而是餵奶的夜晚，寶寶哭泣的夜晚，疲憊不堪焦慮的夜晚，托米煩躁的夜晚，支離破碎的夜晚。

我感到自己比一頭乳牛還要勞累，至少乳牛的奶被擠完後它們可以自由地漫步去吃草，更不用把牛犢整日抱在懷裡，也不用去做飯做菜。母親的角色令我沮喪和心力交瘁，日子變得漫長難熬，似乎看不到盡頭。

一天下午，寶寶又不知為何開始大哭，他幾乎每天都不停地哭，持續地哭，我無法安撫他儘管我不停地更換抱他的姿勢，這哭聲又把我帶入一種惱怒和絕望，“這種日子什麼時候是個盡頭？這麼小的嬰兒什麼時候長大呀？“

我開始幻想如能把嬰兒打包，像郵寄包裹一樣把他郵寄到武漢讓父母和保姆幫我撫養那該多好。隨即我開始怨恨自己愚蠢透頂竟然以為養育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就像從商店裡買回一個屬於自己的洋娃娃那麼簡單。恐怕不少女人也抱着愚蠢的想法而生孩子吧，看看我的閨密芹，她說她生孩子只是因為別的女人都生孩子，她不能沒有一個孩子，否則在社會上會被他人認為是個有缺陷的女人。吳艾呢，在三十九歲時，當她聽說她不太喜歡的一位女友三十八歲時生了一個女兒，她妒嫉心大發，一下改變多年不要孩子的想法，決意趕緊生一個跟女友拼比。就像她的朋友買了一輛漂亮的汽車她也要買一輛一樣，看來這些都是些比較愚蠢的動機。她們又如何扮演母親的角色呢，芹把她生下幾個星期的嬰兒直接送到廣東鄉下她姑姑的家裡撫養，直到女兒三歲才帶回到她的身邊，她乾脆就逃離了最初成為母親的艱難時刻。吳艾在意大利生孩子後因為孤獨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症，臆想症和強迫症。女兒基本上完全由孩子的父親來撫養照顧，她服用的精神類藥物使她整日昏昏欲睡。她根本無法承受，也不能勝任一個母親的角色。

在女性自我意識強烈的今天，很多女人並不具備上個世紀初期以前的那種自我犧牲和自我奉獻的精神。我們不必通過家庭和孩子來實現自己的價值，當我們自願做出成為母親的選擇時，都沒有意識到作為母親的一種艱辛，需要自我奉獻，不光是物質金錢上的付出，更重要的是付出愛，耐心，精力，時間，承擔多大的責任。可話說回來，如你自己從未經歷過又如何去了解這些呢？

我對托米說想把孩子帶回中國讓我父母照看，他一下子跳了起來，”你瘋了，竟然想到把自己的孩子讓他人來餵養，孩子應該跟父母在一起。“

以後，如我批評他從不帶孩子去公園玩，陪孩子的時候太少，他則像射擊子彈一樣對我猛烈攻擊，你呢？更糟糕，竟然想把孩子送到中國去。意大利的母親絕對做不出來的。我想如果哪天我們吵上法庭，他一定會把這句話作為我罪狀的鐵證當着法官的面舉證出來。

在意大利我身邊沒有一位至親的人，吳艾又離我很遠，我只能寫信對母親訴苦，母親則來信說，在我們那個年代（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很多婦女每天早上背着或懷裡抱着孩子，就像背着或抱着一袋沉重的土豆去擠公共汽車上班，她們從武昌抱着孩子擠車到漢口，兩個多小時的路程。大冬天，孩子穿着像頭小熊，母親抱着小熊的樣子看上去就讓你感到一種生命的沉重。那才是真正的辛苦和艱難呀。你這算什麼，帶一個孩子，又不上班，已經是很享福了呢。

母親的“憶苦思甜”無法給予我任何安慰。上個世紀他人的苦難不是我所承受過的苦難。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會環境，人們對生命的苦難感受也不同，對生活壓力的承受力也不同。如今天我也無法以加沙，敘利亞或蘇丹那些遭受戰亂，被迫流離失所的母親和兒童來安慰我正在遭受自己的麻煩或困難。如我曾遭受過戰爭的流離失所，我會覺得今天自己能安逸地在家帶孩子就是生活在天堂，人們面對大的苦難時，你會忽視小的苦難，如你的一生沒有注射過苦難疫苗，那麼一點小小的苦難病毒也會使你致命。這也是哲學家們早就斷定的事實。

終於滿月了，我們帶着寶寶去兒科家庭醫生處做體檢。 門診室外等候廳里坐着一些家長與不同年紀的嬰幼兒。 進門坐定後，我看到對面一位三十來歲的母親懷裡也抱着一個幾個月大的栗發女嬰，女嬰穿着白色針織小衫，藍色超短小裙，看上去簡直就是玩具店的一個洋娃娃，她們的右邊有位大約一歲多點的男嬰穿着小牛仔褲配T桖衫，我再左右偷偷一看，哇，不論是抱再懷中的嬰幼兒還是坐在父母腿上的孩子，個個穿得時尚漂亮極，沒有想到來家庭醫生這裡做個體檢或看病的孩子竟然打扮得像是出席皇家婚禮般漂亮。長期以來，我只在中國看過穿着破擋褲，白白小屁股露在外面的嬰幼兒，那時，對中國人來說，兒童服裝的主要功能是使用方便，保溫保暖而不去考慮美麗時尚。看着我懷中被床單包裹，穿着連褲睡衣的兒子，在這群打扮漂亮的孩子中，就像個流浪的吉普塞兒, 一種強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使我在這些衣着漂亮的人群中坐立不安。

兒科醫生是個瘦高個，橄欖膚色，平頭的中年人，醫生一見我們就笑着說：

“哈哈，你們中國人就是這樣將孩子包起來的嗎?”

他一下就注意到我兒子的穿戴與其他意大利人孩子不同了。我聽出話里的譏笑和揶揄。這就是讓吳艾和我不太舒服的時刻，被意大利人看不起。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軟歧視不會那麼公開和明目張胆，它常常隱藏在一種眼神中和一副揶揄微笑的面具下面。作為醫生，此時的他不應該對孩子的任何穿着和打扮發表評語，他應該看的是孩子的身體，而不是孩子的衣着打扮。

我結結巴巴地對他說，“ 這是意大利婆婆讓我這樣做的。”

3

飛機一起飛，孩子”哇“的一聲開始大聲嚎哭，一定是飛機內空氣氣壓的變化使他的耳朵不舒服，任何安撫也難以平息他不適，我只好不知所措地抱着哭泣的兒子坐在乘客中。

兒子一歲時我獨自帶他回國探望父母，托米不想去，他的哥哥們則說這麼小的孩子，這麼長的旅程，母親一人搞不了的。托米則說沒問題，我也說沒關係。他總覺得我是一個強韌的女人，我自己也這樣認為。未料飛機一啟動麻煩就來了。

我右邊的鄰座是位德國中年女人，短栗色的頭髮，目光看上去有點冷漠。對於孩子的哭泣，此時她毫無同情心，為什麼她要對一個陌生孩子的哭泣產生同情呢？她掩飾不住自己的厭惡，斜着眼看了看咧嘴哭泣的討厭孩子，真倒霉，一路不得安寧了。自然，如果我是她，不說用充滿厭惡的眼光去看哭鬧的孩子，但肯定也不高興一個孩子在你的耳邊哭一路。對於這個德國鄰座，我不好意思，心懷內疚。當飛機飛到高空，航空小姐走過來時，我對她抱怨法航說有給12月大的幼兒搖籃，可孩子根本進不去。這位年紀不輕的法航航空小姐用滿懷同情和慈善的目光看着我和孩子，肯定她也曾是一個若人煩惱嬰孩的母親，理解嬰駭不停地哭泣會導致母親的沮喪和焦慮。她對我說想想辦法就走開了。不一會她過來對我說，我可以帶着孩子移到一等座位，那裡有個空位。我想了一下，轉臉對德國女人說你去吧，那女人陰沉的臉頭一次對我綻開笑容，馬上起身拿了包說了聲謝謝就去了。她肯定沒有料到倒霉瞬間轉為走運。她這一輩子都沒有坐過一等艙呢。她走後我又有點後悔了，可能我當時一心急煎煎地想討好她，彌補我和孩子打擾她的罪過。當然，我也擔憂帶着一個哭鬧的孩子去騷擾坐在一等座位的總經理，某國的政府官員，大企業老闆，有錢的太太們這些尊貴的乘客。無論如何，我有了兩個座位。孩子逐漸在我懷裡睡着了，別人吃飯時我無法動彈，怕把孩子搞醒，就這樣我被孩子定在椅子裡幾個小時不吃不喝。終於他醒了，喝完牛奶，他精神飽滿地要四處探險，定要下地，扶着左右兩邊的座位，滿機艙走動，我不得不跟在後面一直到他走不動為止。十幾個小時飛機行程簡直就是一種煎熬。我從來沒有面臨過這麼艱難的旅行。

武漢，星期日，我帶着兒子去青少年宮玩。那天我看上去有點像那些養育好幾個孩子的憔悴勞累的家庭婦女，一種多子母親的邋遢和不修邊幅，我的長絲襪上有孩子剛用腳踢出的兩個大洞。衣服上有着帶孩子在早餐店裡吃熱乾麵時沾上的芝麻醬油污。在少年宮濃蔭的小道，我看到以前的老同事帶着她七八歲的孩子，”吳敏“，我叫了她一聲， 她愣了一下，似乎沒有認出我來，隨後又立即驚呼起來，

“天呀，兩年多不見，你怎麼一下子變成這樣了，頭髮都白了，像這孩子的奶奶呢，我都認不出來了。”

要知道以前雪在單位曾是最時尚最風雅的女人啊。

作為母親的艱難，痛苦和沉淪不是沒有盡頭的，隨着孩子的長大，一個新生命的逐漸獨立，我終於獨自走過那段初為人母的痛苦人生旅程，被孩子給埋葬的那個自我開始逐漸甦醒和回歸。只不過經過生活磨難的我再也不可能回到照片上的那個自我，現實家庭生活吞噬了照片上那個年輕女人靈魂的溫柔詩意，過去的那個內向，溫文爾雅，溫順，多愁善感的雪在時間的流程中逐漸地解體，一個脾氣急躁，堅硬的女人逐漸誕生，在學會意大利語的同時，我也學會了爭吵，吼叫，變得粗俗，大聲說話並摻加着各種手勢，所有的這些不就是為了適應環境而變成另外一個人嗎？只有原來的我死去後新的我才能誕生。

對於我最初艱難撫養的兒子，這要感謝托米當初沒有容許我把他當作包裹郵寄到中國。正是這個艱難的養育過程，我本能的母愛和責任被幼小的他給喚醒，我見證他每一步的成長，澆灌給他我每一滴的母愛，我們之間親密無間。

2019年的四月份，“打獵的”（我的家人都這麼叫他）緊緊地挽着我的手臂走在成都的街頭。他開朗，陽光，善良，高大，英俊，小時中國人團團的面孔現在幾乎全被意大利人所占領，在國人的眼中誤認為他是我的異國情侶，而我呢，則是一頭幸運的老母牛啃吃着青翠的嫩草。他大學畢業後在讀研之前要獨自去東南亞旅行半年，出發去越南之前他陪我在雲南四川旅行十來天，他說，我要陪陪媽媽游一段路，說這話好似他要做出自我犧牲，就像我當初為他做出的自我犧牲一樣。是的，他更願意獨自旅行，他這樣做只是為了讓媽媽高興，也為了延續我兩從他小時我坐在他床邊的親子活動。與兒子走在街頭的那一刻我覺得很快樂和幸福，因為我和他心中總是充滿了母與子之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