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我去美国旅行时就想到在美国打点零工，一是为了挣点钱维持我在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旅行，二是为了体验美国的生活。

当然，一说想到美国打个零工，一些朋友听后就马上反对

“你没有工作签证，那是不可能的”，

问我在埃文斯顿读博士的外甥，他也说“你来住个把月去哪里找工作？“
   

纽约游玩几天后直接飞到芝加哥，到达埃文斯顿我外甥公寓里，安顿后的第二天，我独自到市中心街道随便逛逛，沿途见一家西餐酒吧餐馆橱窗上贴一张纸，写着“Hiring Now”，这不是雇工吗？我进了这家酒吧，一个黄发女招待告诉我老板现在在外度假，叫我七月一号再来。过了2天，我去这家酒吧餐馆，结果走错了门（两家餐馆都是相同的棕色玻璃门），走入隔壁一家印度餐馆。

就这样，阴错阳差，到达美国后的第十天，我就被这家印度餐馆雇佣当了黑工，每天开始正儿八经地上班了。一小时12美元，比美国规定的15美金还要低，我也只是想在陪我外甥时期打点工体验一下美国的生活，挣点旅行的钱，那么就甘愿受剥削了。

         第一天上班，棕色肤色，满脸油光，肥胖的年轻经理把我带入厨房，介绍了厨房的同事们：三位厨师（印度和尼泊尔人），矮个粗壮的墨西哥洗碗工，美国小伙子打杂工（原籍也是墨西哥的），又指着厨房里唯一的一位50来岁左右，面颊丰满如班禅喇嘛，额头上点着红色圆点缇卡的女人对我说：

“她是DIDI（滴滴），你跟着她，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尼泊尔人DIDI就成了我的师傅。

经理走后，DIDI用手指着一个走道，吩咐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吐来丝“，我莫名其妙看着她，她在说什么？ 是哪国语言？ 尼泊尔语还是英语？ “吐来丝”，大概是她自己的语言了，见我听不明白，DIDI只好亲自带我到通往冷库的走道提起两黄袋米。哦，原来她叫我去拿两袋米（two rice）。她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英语。DIDI来美国已经四年基本上仍不会讲几句英语，不到几个小时，我发现厨房里的所有同事，除了那位年轻的美国人外，没有一个能说一句完整的长句英语，恐怕跟他们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来美国后的英语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越来越差了。

这样我在美国埃文斯顿的职业新生活就从淘米开始的。

       随后我开始了“切手”的专业工作，我手中的菜刀开始不停地当当、嚓嚓、嗤嗤、咚咚、噔蹬、笃笃、喀嚓喀嚓地唱个不停：5公斤西红柿，两大盆洋葱，一堆香菜，两大箱花菜，，，，菜都是从冷库的塑料筐中直接拿出来的，每次我要拿去洗时，DIDI就把她的头左摇右摇，“NO，already washed ”。每天，厨师们就直接把我切的菜拿去到入盆中锅中，（凉拌菜，做调料，或烘烤，油炸），没有一样青菜是洗过的，我想以后不要随便去吃印度餐了。
       下午4点开始上班，尼泊尔小个厨师打开手机中的印度音乐，顿时，厨房瞬间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印度或尼泊尔了，里面充斥着咖喱，孜然，香菜等各种香料及油炸萨莫萨的混合气味，欢快的印度歌声及他们说的尼泊尔语穿行于一盆一盆色彩鲜艳的各种酸甜辣汤汁，粘稠的酱汁。在欢快的音乐伴随下我“当当”切着大把大把的香菜，DiDi几次给我端来水或冲的红奶茶，我指着她头上的红缇卡说：“good, very nice ”, 她很高兴，用手把我的额头点了一下说“you “, 我很高兴地说：“yes, I like it “, 她马上做着手势“ tomorrow” 。
我的师傅DIDI在包著名的萨莫萨   

       2019年我曾在尼泊尔的著名小城巴德岗皇宫广场边的小旅馆住了十来天，每天，旅馆餐厅的一位男服务员额头上点着一个圆红点缇卡来上班，他煞有介事地说缇卡能够给人带来运气，每天他在额头上点上圆圆的缇卡后，原本不乐意来上班的心情就变得快乐平和。在尼泊尔的街道，到处看到结婚女人和孩子，包括一些男人额头上都点有红色的缇卡，可那时，我从来没有想到在额头上点那么一点红来祈求神赐予我运气，可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能够逍遥自在地在尼泊尔的古城内游荡，不应该再求神来赐福于我运气了，应该把福分和运气分配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们。

可现在，在远离尼泊尔的美国，我也想让DIDI在我的额头上贴上一点红缇卡，希望幸运女神会在我的肩膀上停留那么一下。因为现在我不是一个星期前，像个闲暇的小资女人徜徉在纽约大都市MOMA博物馆内长时间欣赏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裸女画，我现在是印度餐馆的帮厨打杂工，身上围着油污的围裙，每天要切砍几十公斤的蔬菜，包饺子，赶饼子，抬一筐筐沉重的菜，偶尔还需要成为屠夫，切割鸡脯和剥掉超肥的沉重无头鸡的鸡皮。

        第二天上午11点钟，一开始上班，DIDI就从包里拿出一小盒红色的缇卡，从中拿出一个后把它贴在我的额头上，我知道，在尼泊尔人们相信缇卡除了能给女人增添美丽外（这个我倒不指望，在这个锅碗瓢盆和火炉的厨房中，美丽对一个切菜的女工来说并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还赐予福祉和运气。

         我慢慢地切印度奶酪，不知是耳边的印度音乐还是因为额头上的缇卡赐福，我心情轻快地干着活。不过愉快的心情如同随时变幻的天空，逐渐由晴转阴，下午4点多，瘦瘦的厨师让我去冷库端出切好的一大盆沉重的鸡肉，倒入一大桶装有奶油、番茄、柠檬和各种香料混合制成的橘红色酱汁中搅拌腌制，这些需要有一定肌肉的“铁臂”来干的活都是帮厨的来干。

我把白盆子里腌制的鸡肉拖了出来，放入盘中烘烤

            厨房里有两位大厨和一个烧烤厨师，一位大厨是35岁左右的肥头大耳，大腹便便，另一位50多岁的精瘦，好像墨西哥亡灵节上的一副骷髅架，头发像干枯的稻草蓬乱地堆在头上，更诡异的是后来有束长的乱发里纠缠着一个小小的土色方块，好像是非洲人系在腰带上的吉祥物，具有辟邪的作用，大厨就是厨房的司令，他们随时都会对帮厨和洗碗的发出各种命令。不像中国餐馆，大厨炒完菜后铁锅就在炉灶的水龙头上冲洗一下，而印度餐用各色香料酱汁炒菜后需要洗碗工拿去完全清洗，墨西哥洗碗工就成了厨房里最苦最累的一位了，不停地洗沉重的大盆大铁锅，看着他艰辛的劳作就痛感人生的沉重，而那个小伙子不停地被叫着搬动煮米或土豆的大锅或滚汤的酱汁大盆，印度菜的酱汁特别的多，红色，黄色，橘红的，深绿的，那一桶桶，一盆盆五颜六色的酱汁看上去好像是画室里那些大画家的颜料。   

        我除了切菜切肉，黑胖厨师有时也会支使我从冷库里帮他取鸡奶酪块等各种他炒菜需要的各种原料，我就像个勤劳的蚂蚁不断地从冷库到火炉边一点一点地帮他搬运食品。即使餐厅里空空无人点菜时，大厨们站在那里闲得聊天，帮厨的则在一边依然像忙绿的蜜蜂。

           就在我第一天额头上出现缇卡的那天晚上7点左右，经理开始叫我们这些帮厨的人对厨房做彻底的大扫除，因为第二天有管理部门的人来检查卫生，（不明白为什么这种检查会事先通知，）。看来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在检查之前都会做大扫除，除了擦洗厨房内所有的冰箱，台面，炉灶外，我和didi被经理派到冷库清理冷库里货架上大概几年都没有清理的污垢。Didi一身的肥肉，她很怕热，总喜欢跑到冷库中取货凉快一下，而我惧怕寒冷，没有多少脂肪来抵御寒冷，于是，我穿上跑步用的运动外套，跟着didi进入冷库，与那些存放的生熟食品一样，遭受着制冷机吹出的西伯利亚般冷风，擦洗铁架上多年来未清理的污垢和清洁地面。
晚上八点，我已经筋疲力尽，抽空去上厕所，走得太快，一不小心，脚底一滑，一下摔倒在地，原来因清洁所有柜台的污垢，地上落有很多油水，我又没有防滑鞋，厨房地面成为冰面一样滑溜溜的，，此刻我的心情完全是乌云，这大概是缇卡带给我的“运气”了。
         随后的早上，一上班，DiDi看到我额头上光光的，问我“缇卡？缇卡？”， 我不能跟她说第一天额头上的缇卡就让我摔了一跤，不仅没有带来运气反而霉运，我只好从包里取出来，打开盒子拿一个出来贴在额头上，她开心地看着我友善地笑了，我再一看盒中，大约还有几十个呢，看来，足够我在这里打工的日子里每天贴上一个了。随后的日子里，只要我进入餐馆，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缇卡贴在我的额头上，每天都呼唤尼泊尔的神来赐福于我。想想原本想在美国深入地体验美国西部牛仔生活，如找一个广袤荒野的西部农场去马厩扫马粪，给马喂干草，结果一匹马也没看到，反而现在成为一个头上每天贴着缇卡的尼泊尔妇女。

         火炉上的大锅熬的西红柿酱如红色汹涌的波涛在翻滚，萨莫萨饺子在滚热的油锅如鱼般跳跃，平锅里黄色的咖喱酱菜发出吱吱响声， 我的手在切菜，给土豆剥皮，不停重复地做着这些不需要大脑的机械手工活，开始寻找自己到这片小小的尼泊尔领地来的意义了：一，体验美国底下人的艰辛劳工生活，二，为自己挣点数月在外长途旅行的费用，三，喂饱美国人走入该餐馆时饥饿的胃，让他们味蕾去品尝东方的美食和美味。

          生活有多方面和不同层次的，难道我需要以折磨自己的肉体来体验“美国生活”，来挑战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当然，目前我是没有选择的，谁不想去体验在美国的好莱坞当演员明星的生活？只可惜我没有那种机会，我只想有个短暂的工作，说走就走，再说，除了体力劳累，精神上却很轻松，厨房内常充斥着欢快的音乐和笑声，这让我感到一种异域风情，DIDI及其他的同事都很友善。没人对我训斥即使我不会做，黑胖厨师老婆在印度，他展示给我看他的在印度的婚礼视频，他看上去像个童话中的印度王子，穿戴华丽的印度传统服饰，他美丽的妻子打扮像个有钱的贵夫人，可能在印度他的同胞和朋友眼中，他就是一个有钱的王子，因为他在美国挣“大钱”，他一个月的工资扣税后据说也是3000多美元以上，可实际上他在美国只是一个灶炉王子，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或躺在床上玩手机，因为他要节约在美国挣的每一美分以此来维持他妻子和家人在印度的“富人”生活，在美国他唯一娱乐的就是拍视频放到抖音上看有多少人去点赞，这样厨房的一些同事都成为他的“演员”，我也曾参与这位宝莱坞“导演”拍的一个小视频，午餐休息时他们把红色的佐料当作鲜血涂工作服上，我则扮演在电梯忽然椪上满身“血迹”被恐吓的女人。拍后他对我说“有很多人点赞”还把我的“演技”夸奖了一番。另一个瘦个印度烧烤厨师会把他在印度的漂亮女朋友的照片给我看，据说是什么大学生，他非常满足地听到我发出赞美声，

胖子厨师在制作恐怖视频道具

相比之下我的朋友芳在加拿大的中国餐馆打工，精神和肉体都遭受摧残，芳原在国内大学报刊编辑，退休后去加拿大陪女儿读大学，出于挣点生活补贴的目的，去一家中国饺子馆包饺子，饺子馆的老板娘原是东北下岗工，初中文化，二十一世纪初移民到加拿大，一分一厘地积聚用血汗换取的财富开了这家饺子馆。芳与另外两个来应聘包饺子的都是原来在国内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高等学历的人，她们一起学包饺子（一天站八九个小时），因为她们都不懂英文，无法在别处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在只好屈尊于那位初中文化的饺子婆领导之下，饺子婆对雇员包的饺子百般挑剔，“太圆，太方，过平扁了，料用多了”，盛饺子馅的盆恨不能让包饺子的人去用舌头舔得光溜溜的才不叫“浪费”，对她们随意训斥，连给手机充电几乎都要她交电费了。一个包饺子的简单手工活，在国内只有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农村进城的打工妹去做的事，而在多伦多那个像火车厢似的简陋小饺子馆，竟然需要几个有高等学历人竞争上岗，说起来不可思议但又滑稽好笑。这在国内匪夷所思的事可在国外要习以为常，芳无奈地对我说“我明白了，人生中没有绝对不可以去做的事”。

八月十五号在印度餐馆辛苦了一个半月后，我辞职去加拿大旅行，拎行李上飞机时，我发现印度餐馆那一筐筐的青菜和一盆盆的酱汁使我的胳膊得变强壮了，我能够轻松地拎着行李包上飞机的阶梯了，我的收获真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