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我去美國旅行時就想到在美國打點零工，一是為了掙點錢維持我在北美（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的旅行，二是為了體驗美國的生活。

當然，一說想到美國打個零工，一些朋友聽後就馬上反對

“你沒有工作簽證，那是不可能的”，

問我在埃文斯頓讀博士的外甥，他也說“你來住個把月去哪裡找工作？“
   

紐約遊玩幾天后直接飛到芝加哥，到達埃文斯頓我外甥公寓裡，安頓後的第二天，我獨自到市中心街道隨便逛逛，沿途見一家西餐酒吧餐館櫥窗上貼一張紙，寫着“Hiring Now”，這不是僱工嗎？我進了這家酒吧，一個黃髮女招待告訴我老闆現在在外度假，叫我七月一號再來。過了2天，我去這家酒吧餐館，結果走錯了門（兩家餐館都是相同的棕色玻璃門），走入隔壁一家印度餐館。

就這樣，陰錯陽差，到達美國後的第十天，我就被這家印度餐館僱傭當了黑工，每天開始正兒八經地上班了。一小時12美元，比美國規定的15美金還要低，我也只是想在陪我外甥時期打點工體驗一下美國的生活，掙點旅行的錢，那麼就甘願受剝削了。

         第一天上班，棕色膚色，滿臉油光，肥胖的年輕經理把我帶入廚房，介紹了廚房的同事們：三位廚師（印度和尼泊爾人），矮個粗壯的墨西哥洗碗工，美國小伙子打雜工（原籍也是墨西哥的），又指着廚房裡唯一的一位50來歲左右，面頰豐滿如班禪喇嘛，額頭上點着紅色圓點緹卡的女人對我說：

“她是DIDI（滴滴），你跟着她，她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

尼泊爾人DIDI就成了我的師傅。

經理走後，DIDI用手指着一個走道，吩咐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吐來絲“，我莫名其妙看着她，她在說什麼？ 是哪國語言？ 尼泊爾語還是英語？ “吐來絲”，大概是她自己的語言了，見我聽不明白，DIDI只好親自帶我到通往冷庫的走道提起兩黃袋米。哦，原來她叫我去拿兩袋米（two rice）。她說的是我聽不懂的英語。DIDI來美國已經四年基本上仍不會講幾句英語，不到幾個小時，我發現廚房裡的所有同事，除了那位年輕的美國人外，沒有一個能說一句完整的長句英語，恐怕跟他們工作一段時間後，我來美國後的英語不僅不會提高，反而會越來越差了。

這樣我在美國埃文斯頓的職業新生活就從淘米開始的。

       隨後我開始了“切手”的專業工作，我手中的菜刀開始不停地噹噹、嚓嚓、嗤嗤、咚咚、噔蹬、篤篤、喀嚓喀嚓地唱個不停：5公斤西紅柿，兩大盆洋蔥，一堆香菜，兩大箱花菜，，，，菜都是從冷庫的塑料筐中直接拿出來的，每次我要拿去洗時，DIDI就把她的頭左搖右搖，“NO，already washed ”。每天，廚師們就直接把我切的菜拿去到入盆中鍋中，（涼拌菜，做調料，或烘烤，油炸），沒有一樣青菜是洗過的，我想以後不要隨便去吃印度餐了。
       下午4點開始上班，尼泊爾小個廚師打開手機中的印度音樂，頓時，廚房瞬間就成了一個小小的印度或尼泊爾了，裡面充斥着咖喱，孜然，香菜等各種香料及油炸薩莫薩的混合氣味，歡快的印度歌聲及他們說的尼泊爾語穿行於一盆一盆色彩鮮艷的各種酸甜辣湯汁，粘稠的醬汁。在歡快的音樂伴隨下我“噹噹”切着大把大把的香菜，DiDi幾次給我端來水或沖的紅奶茶，我指着她頭上的紅緹卡說：“good, very nice ”, 她很高興，用手把我的額頭點了一下說“you “, 我很高興地說：“yes, I like it “, 她馬上做着手勢“ tomorrow” 。
我的師傅DIDI在包著名的薩莫薩   

       2019年我曾在尼泊爾的著名小城巴德崗皇宮廣場邊的小旅館住了十來天，每天，旅館餐廳的一位男服務員額頭上點着一個圓紅點緹卡來上班，他煞有介事地說緹卡能夠給人帶來運氣，每天他在額頭上點上圓圓的緹卡後，原本不樂意來上班的心情就變得快樂平和。在尼泊爾的街道，到處看到結婚女人和孩子，包括一些男人額頭上都點有紅色的緹卡，可那時，我從來沒有想到在額頭上點那麼一點紅來祈求神賜予我運氣，可能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經很幸運了，能夠逍遙自在地在尼泊爾的古城內遊蕩，不應該再求神來賜福於我運氣了，應該把福分和運氣分配給那些更需要的人們。

可現在，在遠離尼泊爾的美國，我也想讓DIDI在我的額頭上貼上一點紅緹卡，希望幸運女神會在我的肩膀上停留那麼一下。因為現在我不是一個星期前，像個閒暇的小資女人徜徉在紐約大都市MOMA博物館內長時間欣賞法國印象派畫家德加裸女畫，我現在是印度餐館的幫廚打雜工，身上圍着油污的圍裙，每天要切砍幾十公斤的蔬菜，包餃子，趕餅子，抬一筐筐沉重的菜，偶爾還需要成為屠夫，切割雞脯和剝掉超肥的沉重無頭雞的雞皮。

        第二天上午11點鐘，一開始上班，DIDI就從包里拿出一小盒紅色的緹卡，從中拿出一個後把它貼在我的額頭上，我知道，在尼泊爾人們相信緹卡除了能給女人增添美麗外（這個我倒不指望，在這個鍋碗瓢盆和火爐的廚房中，美麗對一個切菜的女工來說並沒有任何實用價值），還賜予福祉和運氣。

         我慢慢地切印度奶酪，不知是耳邊的印度音樂還是因為額頭上的緹卡賜福，我心情輕快地干着活。不過愉快的心情如同隨時變幻的天空，逐漸由晴轉陰，下午4點多，瘦瘦的廚師讓我去冷庫端出切好的一大盆沉重的雞肉，倒入一大桶裝有奶油、番茄、檸檬和各種香料混合製成的橘紅色醬汁中攪拌醃製，這些需要有一定肌肉的“鐵臂”來干的活都是幫廚的來干。

我把白盆子裡醃製的雞肉拖了出來，放入盤中烘烤

            廚房裡有兩位大廚和一個燒烤廚師，一位大廚是35歲左右的肥頭大耳，大腹便便，另一位50多歲的精瘦，好像墨西哥亡靈節上的一副骷髏架，頭髮像乾枯的稻草蓬亂地堆在頭上，更詭異的是後來有束長的亂發里糾纏着一個小小的土色方塊，好像是非洲人系在腰帶上的吉祥物，具有辟邪的作用，大廚就是廚房的司令，他們隨時都會對幫廚和洗碗的發出各種命令。不像中國餐館，大廚炒完菜後鐵鍋就在爐灶的水龍頭上沖洗一下，而印度餐用各色香料醬汁炒菜後需要洗碗工拿去完全清洗，墨西哥洗碗工就成了廚房裡最苦最累的一位了，不停地洗沉重的大盆大鐵鍋，看着他艱辛的勞作就痛感人生的沉重，而那個小伙子不停地被叫着搬動煮米或土豆的大鍋或滾湯的醬汁大盆，印度菜的醬汁特別的多，紅色，黃色，橘紅的，深綠的，那一桶桶，一盆盆五顏六色的醬汁看上去好像是畫室里那些大畫家的顏料。   

        我除了切菜切肉，黑胖廚師有時也會支使我從冷庫里幫他取雞奶酪塊等各種他炒菜需要的各種原料，我就像個勤勞的螞蟻不斷地從冷庫到火爐邊一點一點地幫他搬運食品。即使餐廳里空空無人點菜時，大廚們站在那裡閒得聊天，幫廚的則在一邊依然像忙綠的蜜蜂。

           就在我第一天額頭上出現緹卡的那天晚上7點左右，經理開始叫我們這些幫廚的人對廚房做徹底的大掃除，因為第二天有管理部門的人來檢查衛生，（不明白為什麼這種檢查會事先通知，）。看來所有的國家都一樣，在檢查之前都會做大掃除，除了擦洗廚房內所有的冰箱，台面，爐灶外，我和didi被經理派到冷庫清理冷庫里貨架上大概幾年都沒有清理的污垢。Didi一身的肥肉，她很怕熱，總喜歡跑到冷庫中取貨涼快一下，而我懼怕寒冷，沒有多少脂肪來抵禦寒冷，於是，我穿上跑步用的運動外套，跟着didi進入冷庫，與那些存放的生熟食品一樣，遭受着制冷機吹出的西伯利亞般冷風，擦洗鐵架上多年來未清理的污垢和清潔地面。
晚上八點，我已經筋疲力盡，抽空去上廁所，走得太快，一不小心，腳底一滑，一下摔倒在地，原來因清潔所有櫃檯的污垢，地上落有很多油水，我又沒有防滑鞋，廚房地面成為冰面一樣滑溜溜的，，此刻我的心情完全是烏雲，這大概是緹卡帶給我的“運氣”了。
         隨後的早上，一上班，DiDi看到我額頭上光光的，問我“緹卡？緹卡？”， 我不能跟她說第一天額頭上的緹卡就讓我摔了一跤，不僅沒有帶來運氣反而霉運，我只好從包里取出來，打開盒子拿一個出來貼在額頭上，她開心地看着我友善地笑了，我再一看盒中，大約還有幾十個呢，看來，足夠我在這裡打工的日子裡每天貼上一個了。隨後的日子裡，只要我進入餐館，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緹卡貼在我的額頭上，每天都呼喚尼泊爾的神來賜福於我。想想原本想在美國深入地體驗美國西部牛仔生活，如找一個廣袤荒野的西部農場去馬廄掃馬糞，給馬餵乾草，結果一匹馬也沒看到，反而現在成為一個頭上每天貼着緹卡的尼泊爾婦女。

         火爐上的大鍋熬的西紅柿醬如紅色洶湧的波濤在翻滾，薩莫薩餃子在滾熱的油鍋如魚般跳躍，平鍋里黃色的咖喱醬菜發出吱吱響聲， 我的手在切菜，給土豆剝皮，不停重複地做着這些不需要大腦的機械手工活，開始尋找自己到這片小小的尼泊爾領地來的意義了：一，體驗美國底下人的艱辛勞工生活，二，為自己掙點數月在外長途旅行的費用，三，餵飽美國人走入該餐館時飢餓的胃，讓他們味蕾去品嘗東方的美食和美味。

          生活有多方面和不同層次的，難道我需要以折磨自己的肉體來體驗“美國生活”，來挑戰自己吃苦耐勞的能力？當然，目前我是沒有選擇的，誰不想去體驗在美國的好萊塢當演員明星的生活？只可惜我沒有那種機會，我只想有個短暫的工作，說走就走，再說，除了體力勞累，精神上卻很輕鬆，廚房內常充斥着歡快的音樂和笑聲，這讓我感到一種異域風情，DIDI及其他的同事都很友善。沒人對我訓斥即使我不會做，黑胖廚師老婆在印度，他展示給我看他的在印度的婚禮視頻，他看上去像個童話中的印度王子，穿戴華麗的印度傳統服飾，他美麗的妻子打扮像個有錢的貴夫人，可能在印度他的同胞和朋友眼中，他就是一個有錢的王子，因為他在美國掙“大錢”，他一個月的工資扣稅後據說也是3000多美元以上，可實際上他在美國只是一個灶爐王子，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或躺在床上玩手機，因為他要節約在美國掙的每一美分以此來維持他妻子和家人在印度的“富人”生活，在美國他唯一娛樂的就是拍視頻放到抖音上看有多少人去點讚，這樣廚房的一些同事都成為他的“演員”，我也曾參與這位寶萊塢“導演”拍的一個小視頻，午餐休息時他們把紅色的佐料當作鮮血塗工作服上，我則扮演在電梯忽然椪上滿身“血跡”被恐嚇的女人。拍後他對我說“有很多人點讚”還把我的“演技”誇獎了一番。另一個瘦個印度燒烤廚師會把他在印度的漂亮女朋友的照片給我看，據說是什麼大學生，他非常滿足地聽到我發出讚美聲，

胖子廚師在製作恐怖視頻道具

相比之下我的朋友芳在加拿大的中國餐館打工，精神和肉體都遭受摧殘，芳原在國內大學報刊編輯，退休後去加拿大陪女兒讀大學，出於掙點生活補貼的目的，去一家中國餃子館包餃子，餃子館的老闆娘原是東北下崗工，初中文化，二十一世紀初移民到加拿大，一分一厘地積聚用血汗換取的財富開了這家餃子館。芳與另外兩個來應聘包餃子的都是原來在國內都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有高等學歷的人，她們一起學包餃子（一天站八九個小時），因為她們都不懂英文，無法在別處找到適合的工作，現在只好屈尊於那位初中文化的餃子婆領導之下，餃子婆對雇員包的餃子百般挑剔，“太圓，太方，過平扁了，料用多了”，盛餃子餡的盆恨不能讓包餃子的人去用舌頭舔得光溜溜的才不叫“浪費”，對她們隨意訓斥，連給手機充電幾乎都要她交電費了。一個包餃子的簡單手工活，在國內只有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農村進城的打工妹去做的事，而在多倫多那個像火車廂似的簡陋小餃子館，竟然需要幾個有高等學歷人競爭上崗，說起來不可思議但又滑稽好笑。這在國內匪夷所思的事可在國外要習以為常，芳無奈地對我說“我明白了，人生中沒有絕對不可以去做的事”。

八月十五號在印度餐館辛苦了一個半月後，我辭職去加拿大旅行，拎行李上飛機時，我發現印度餐館那一筐筐的青菜和一盆盆的醬汁使我的胳膊得變強壯了，我能夠輕鬆地拎着行李包上飛機的階梯了，我的收穫真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