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夕陽落日之際，我從山丘另一邊下山，那是條蛇般蜿蜒的山坡泊油馬路，兩側有被夕陽染上金色的蘆葦林，藍天白雲下挺拔的青松，淡青色橄欖園，稀鬆核桃林和綠油油草地，整條路面總是平坦光光，落下的樹葉隨即被風吹到路邊被囚禁於草叢之中，我邊走邊沿途欣賞山丘遠處的美景，微風佛面而來，慕然間，一片枯葉在我眼前飛舞，旋轉，跳動，好像在一種神秘的力量的驅使之下，我停住腳步看着樹葉，它在飛舞旋轉後悠然慢慢地落在我的跟前，我沿路望去，唯獨這片枯葉落在我的腳前，剎那間，我記起從普魯斯特的書中讀到古代的一個凱爾特民族，他們相信親人和朋友去世後，他們的靈魂會囚禁在一些低下的物種的軀殼內，如一頭野獸，一個動物，樹木，這些東西將成為他們靈魂的歸宿，我們確實以為他/她已經逝去了，直到有一天（很多人都碰不到這一天），我們碰巧經過一棵樹，而樹裡面拘禁着亡者的靈魂，於是靈魂顫動起來，呼喚我們，倘若我們能夠聽到他們的叫喚，禁術也就隨之解除，他們的靈魂得以解脫，他們戰勝了死亡，又回來同我們一起生活。

我看着腳前枯葉，這片執意來到我眼前的枯葉是否要告訴我什麼？是否囚禁着另一個源的靈魂？

70年代末我讀初二，那個時候我還名叫王玲，文化大革命沒有結束多久，學校常組織學生參加一些學工學農勞動，我們中學有一對應紅星農場，應該是離武漢市幾百公里遠的一個農村，那年初春，我們班在一位年輕充滿激情的喻老師帶領下，每人背着棉背包，像戰爭年代赴入前線的軍人一樣乘敞棚汽車去農場參加兩個星期的學農勞動。

農場看似很荒涼，沒有幾顆樹，看不到農戶，廣袤的土地，有一棟簡易平房樓，三間房內都是空空蕩蕩，只有靠牆的兩個長長磚石長炕，就像電影中看到的東北人家那樣，只是炕下無火。這樣男女生各占一間房，學生中兩位互相搭配，一個帶蓋的被子，一個帶墊的棉絮，我們把被子一個挨一個地鋪在炕上的乾草上，感覺像參與抗戰影片中的游擊隊，睡覺時像馬棚里的馬一樣的聞着乾草的味道進入夢鄉。

白天，大部分同學被派到田裡去翻土和挑土，我和另一位跟我的名字同音的王琳同學被派去打雜，幫幫廚，打點井水等。一天，老師交給我們一根扁擔讓我們兩人去挑已經被人從公共廁所的大茅坑裡打出的糞便，這也是老師認為的雜工吧。

我們這些城市長大孩子從來就沒有摸過扁擔，只在電影中見過挑扁擔的農民，他們走起路來像踩舞步身子一扭一晃，扁擔上挑的稻穀，草垛隨着步伐上下起伏地波動，看上去輕鬆優美，我們這兩個王玲/琳欣然接受這個用扁擔挑糞的任務。

好在我們兩人差不多高，一根扁擔中間吊着糞桶，一輩子鼻子還沒有聞過糞便發酵後這麼惡臭的味道，我在前面，琳在後面，我們戰戰兢兢地慢慢地走着，那感覺根本就沒有電影中挑扁擔那麼歡快輕鬆，忽然，不知怎得（可能因為我們兩人的步伐不一致），扁擔從琳的肩膀上滑溜下來，她“啊”地驚叫一聲，隨即往後一退，糞桶“哐當”落地，發酵的糞便一下噴濺到我的身上，哇，那個臭味簡直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當時我穿的是一件最流行也是我最喜愛的一件棉布紫色格子春裝，在那個貧困的年代，本來就沒有幾件衣服，那件衣服在我眼中如同現今意大利著名品牌阿瑪尼的時裝一樣珍貴。

我把那件不幸的春裝用井水放在盆中泡了幾天臭味不散，仍固執地粘附在衣服上，後來我再也沒有穿過那件衣服，因為穿上時總覺得身處廁所中，實為遺憾。

同學們每日飯菜是由炊事班一個長得濃眉大眼的男生黑皮做的，他曾是我的鄰居，有時得以黑皮關照分到大鐵鍋里燒出金黃色香噴噴的鍋巴，喻老師一夜帶着男生晚上去田抓一些青蛙和水蛇，再用柴火燒出大鍋飯，即使現在的山珍海味也無法與之相比。

一夜星空明朗，月光如流水般靜靜地瀉在大地上，全班同學坐在草墩上，喻老師教我們唱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他深情地唱到：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里穿行,

晚風吹來一陣陣歡樂的歌聲,

歌聲消散在夜空虛無中，可永遠刻印在我的記憶之中。

除了挑土挑水有點幸苦，我們這些少男少女快樂地體驗着這種新鮮的農村生活。

唯一不太令人滿意的是晚上常常停電，每個寢室僅有一盞煤氣燈，我們要靠那點光明來鋪被子，找衣服，找牙刷，找毛巾，拿盆子打水洗腳，炕下炕上看着好朋友的臉說話等等，可就有人那麼霸道，要把煤氣燈占有己有，那個霸道的女孩是誰？是儲源，與楚國著名的愛國詩人同音，她卻跟楚原無一絲關聯，她滿頭圈圈的頭髮，尖尖如鳥嘴般的鼻子，潑辣得象個男孩，快言快語，聲音即響又尖，武漢話說是個“岔巴子”（喜歡插嘴和多管閒事的人），她把那個應該放在屋中的燈拎着到處隨她走，根本不屑其他同學的一片抗議聲，最後，她就成了寢室的太陽神，她一走，整個房間就淪陷於黑暗之中，她一進來光明就跟着進來，她總有拎着燈到處走的理由，一會要上廁所，一會而要去漱口，班上有幾個好強的女生跟着她對吵，還差點搶起煤油燈來，另外幾個去找喻老師，可儲源一人直面勇對所有反對她的人，包括大我們幾歲的老師，她的聲勢就壓倒了對手們，反擊的話如射出的子彈不停地向外噴射，眾人拿她無奈。我當時是逆來順受的軟弱性格，只敢從內心反感她，儘管我從小學就跟她是同學，但幾乎就沒有跟她有過多少接觸，我膽怯羞澀，默默不聞，總是躲在自己的書桌前和書本中，總希望不為人注意，地下有個洞藏起來最好。

因為霸占煤氣燈的行為，她成為我心底最討厭的同學。

一天夜晚，我要去廁所，幾百米外遠的公共茅坑，我們常常在黑暗中磕磕碰碰地摸索走，我懇求同學紅伴陪我一起去，不知怎麼被源聽到了

“我陪你去”她欣然地自薦道，

我不喜歡她，心裡不太樂意，可不好拒絕也不敢拒絕，只是不啃聲，這就是東方文化的含蓄，不會說不同意，只是以沉默來表明“不同意”，不可思議她仍主動提出陪我，我無法逃避，隨後的日子，晚上如果我需要到幾百米外的茅坑小便她就拿着煤氣燈作護駕儘管我在三說不需要，因為我羞於成為大家的公敵，眾矢之的。

當然，對她提供給我的友誼我有點受寵若驚，其實她選中我也是因為我很溫和，默默無聞，忍受，不像其他敢於反抗的同學，我從未公開或背後說過一句反對她的話（只是心裡厭惡她而已），總之，如同戀愛，這場友誼是她主動的，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背叛自己厭惡她的想法，從反對派成為她的盟友，少年的友誼是沒有什麼原則性的，你能拒絕一個對你好而且又厲害的她成為你的朋友嗎？

從農場回來後我正式成為她的好朋友，我言語少，她話多，其實我們的性格和愛好截然不相同，那有什麼關係呢，只要她對我好，那就足夠了。

很多時候是她在說話，說什麼我現在都記不住了，都是些瑣碎的小事，只記得有時她在說時，我的思緒偶爾會飄散開去，好像有時上政治課時。

學校所有的科目中那位中年政治老師常常面容嚴肅，劍濃橫豎，每每有政治課時老師如將軍一般威嚴挺着直直的腰板進教室，而且總是一進門就開始提問考核學生是否在家溫習過所學內容：

“什麼是矛盾的普遍性和對立性？”

提問一出口，如果希臘風神吹出一股狂風，全部同學的頭如同稻草一樣被風給吹倒，刷地全部低下頭害怕老師給盯着。

“那麼我開始點名了”，嚴厲聲音充斥在死寂的教室內。

同學們都屏住呼吸，每個人都唯恐點到自己的名字。班上有一男生王浩，街頭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在農場時班級會上把小白蛇從口袋裡掏出把全班的女生嚇得落荒而逃，就是這麼屌的王浩，被點名起來回答問題時他的腿子也被嚇得只發顫，由此得以外號“王三抖”。

總會有那個不幸的時候將軍老師點到

“王玲/王琳”，

我倆的頭仍都低着，誰也不起來，都堅信老師叫的是另一個她而不是自己，老師不得不再進一步說

“王字傍玲”或“斜玉傍的琳”。

班上有人跟你同名自然不是很逗人喜歡的事，王琳是班上學習成績最優秀的，每次老師表揚她我就覺得自愧，她的優秀好像襯托出我這個王玲的笨拙。

剛上高中時，儲源對我說“我看你把名字改了算了，不要跟那個王琳叫一樣的名字了”。

我吃驚地看着她，好大膽的想法。

“怎麼改”我懵懵懂懂地問

“到派出所去改“

是的，派出所就在我們學校的斜對面。

這樣我們兩人一天下午放學後到派出所，在居民區街道中一棟平房，一個昏暗的小房子裡，有兩個年輕的男戶籍，

她大模大樣地對這兩個戶籍民警說

“我的同學她想改名字，因為班上有個同學跟她叫一樣的名字，好麻煩”，

我站在後面簡直就把儲源看成了木蘭花，女中豪傑，她面對民警如此淡定和大膽。

戶籍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問了我的原名，家庭住址。從很多豎立的櫃中找出一本大而厚的戶籍登機冊，就好像我們從小聽說的陰間閻王爺對所有的人登記簿一樣，找到我們家的那一頁，抬頭問“你父母同意嗎”？

“沒有問題的”我怯生生地說

“那麼你下次把家裡的戶口本帶過來，我們一起改了”，

回到家，跟父母說了要改名字的事和要改的理由，父母也沒有多說什麼。

等我們再次回到派出所時，戶籍對着我問：

“那你準備叫麼斯名字”？

這一下把我給問住了，我真還沒考慮過這個問題，那根本就不應該是一個15/16歲的學生考慮的問題，哪有給自己起名的，這可不是什麼無名作家的筆名，想要就要，不想要可以重新改一個，這個名字將伴隨我一輩子，從我們快生下來前，父母可能想了幾天和幾夜才想出來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包含着他們對孩子將來成為一種什麼人的期望，不過我不了解我父母對我有什麼期望，那時父母只希望我能夠考上大學，好像那是唯一成功和給父母添光榮的道路。而16歲的我，根本就沒有什麼個人存在意識，所做所思所想都是依照社會和家庭的規矩和要求，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希望成為一個什麼人，可以成為什麼人。

正在我疑惑時，儲源在傍邊說 “你就叫我的名字吧，源”，

站在那兩個等待我名字的戶籍面前，為了儘快完成改名事務，我當時也沒有多想就接受她給於我的這個名字

從此以後，我的名字叫“王源”

我的名就來自於她。

現在想來，改名可能也就改變了我兩的命運，從此以後我的命運就跟流動水有關了，水不是到處流淌嗎？我如今的命運就是四處漂泊。

後來我們分開了不在一個班級，高中畢業後她直接就參加了工作，分開的時間我對她並未特別在意，因為我跟她本來也沒有多少話說，但我們之間又從來斷過，似乎總有一根細細的絲牽引我們，那就是她對我忠誠的友情和信任，一年或二年我們見一面，都是我去地質局宿舍找她，她會在走廊的爐火上做幾個菜請我吃，與她和藹可親的母親聊幾句，多半是她對我講述她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她在地質局的打字工作（還演示給我看），她的男朋友，話題後來延申到她老實巴交的丈夫，她依然對我一如既往地充滿熱情，而我不再羞澀和膽小侷促，更不需要她為我保駕，反而我變得比她大膽得多，自己一人背包走遍中國，我意識到隨着時間流逝我自己發生徹底變化而她似乎仍未變，仍被時間封存在過去的那個樣子，生存空間和她的性格定格中，她好像並沒有意識到我的變化，每次仍以“老大”的態度來對待我，就像很多年前她對我的關照。

再後來我出國了，但每次回武漢探親時我都會去看看她，跟她呆在一起那麼幾個小時，聽她說她生活（什麼分房子，老公的收入，工作，女兒），分手時她總是一句話，“回來時來找我”。

是的，她總在那裡，地質局宿舍大院等我，就像少女和青春時期那樣。

武漢地質局宿舍位於市中心地帶，航空路立交橋邊上，被商業區所包圍，在世貿和國貿兩棟大樓之間，出門利濟北路的人行道，馬路邊有很多商業店鋪，一天，她外出買東西，外面車水馬龍，她匆忙過馬路時，一輛摩托車從左邊飛馳過來撞在她的身上，當場倒在血泊之中，離開了人世，那年她才38歲，那麼年輕就成為一個亡者，留下一個小女孩。

回國後從老同學那裡得知噩耗時我很震驚和悲傷，無法相信這無常的命運，昔日她在學校教室里的尖叫聲和爽快的笑聲依然在我的耳畔迴響，她的紅襯衣依然在武漢陰霾的天空下燃燒，誰會想到一個這麼活躍，具有生命力的年輕女子怎麼可以在一瞬間就消失呢？她身上毫無夭折的徵兆呀，她脆弱的生命卻如一輕薄玻璃瓶被摩托車瞬間撞成碎片，消魂遠去。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踏入地質局宿舍大院，沒有去拜見她母親，因為無法面對她母親那雙悲痛的眼睛，害怕因我而勾起她母親對失去女兒的痛苦回憶。

我後悔怎麼就沒有詢問過她為什麼對我這麼友善和忠誠儘管我倆如此不同，好像她前生欠我的情緣今生補償。可這個問題毫無無意義，對一個人好一定要有什麼理由嗎？她可能憑藉直覺就喜歡我而不需要任何理由，而我現在承載着她的名子和她的記憶而活着。

我看着眼前的那片枯葉，是否儲源的亡靈被囚禁於此，今日她終於從枯葉中解脫而出重新又活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