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艾的自述

1

从西藏回意大利后我收到雪的信说她从日喀则回到八廊宿小旅馆后遇到了一个意大利人，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马上写信告诉她要与这个意大利人书信联系，语言要温柔甜蜜。我把我的”秘方“都告诉她了，其余的就看她的命运了。

要知道，我极少跟中国朋友写信来往，因为我的时间太宝贵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时间就是钱，都是有价值的，可对于雪，我却愿意牺牲我宝贵的时间。那天我在拉萨八廊休小旅馆房间看到雪的时候她正好站在窗户边，一缕高原的光亮照在她的脸上，我当时就感觉她定会成为我生命中的好朋友。

拉萨白天的气候很清爽，那天我和老公罗伦佐艰辛地坐了一夜的长途汽车从格尔木到达拉萨，在八廊宿小旅馆大门登记的小房中，当我老公过来告诉我说楼上多人间内有个年轻武汉女人时我简直觉得他是在说疯话，那个时候谁有那么多时间和钱跑到西藏去旅行？人们手里有剩余的钱也会想到去买冰箱彩电空调什么地，怎么可能把钱浪费到火车旅行上。

出于好奇，我还是赶紧跑到旅馆201房间看看，还没有进门我就忍不住用武汉话叫起来

“我老公说我们房间有个武汉人？”，

我很诧异一个武汉女人怎么竟然像个欧洲女人一样独自游西藏,  如果没有男人付钱邀请我，我是绝对不敢或不会自己一个人花这么多钱来西藏这么偏远的地方。

我是一个喜欢妒嫉的女人，一般不认识或关系不好的女人如果比我漂亮或富有，或有年轻的男友我就会特别妒嫉，可看到雪的第一眼我觉得雪是漂亮的，她有一种超越她穿的普通衣服的美和和谐，特别是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清澈，坦诚和一丝梦幻，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那双眼睛就愿意跟她交往，奇怪，我一点也不妒忌她，觉得我们好像是交了一辈子的朋友。我看出雪对我嫁给外国人很羡慕，小旅馆里有不少的外国人，她与那伙外国游客一起进进出出，聊天吃饭，从这我就看出她就与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所以我对她说“为什么你不在这么多的外国人中找一个出国”，她瞪着眼睛沉思地凝视我，我说出她内心的渴望，那天在小旅馆里，我告诉雪当初为了找外国人结婚，我还专门跑到北京天安门去呢。

2

小时候的我，一个胖嘟嘟的脸和两只小小的眯眼，隔壁左右的邻居女人们总是把我抱来抱去好像肉球玩具一样，可长大后，我则变成最难看的女孩和少女，小眯眯的眼睛，胖乎乎的身体，在中学教书的母亲常提醒我“你长得很丑, 只有好好学习才有出路啊”。

中国有句俗话儿不嫌母丑，我想说“母不应嫌子丑”，别人说我长得不好看我没有办法反驳，可自己的母亲也老说我丑，只是因为我没有继承她的美丽，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她为什么不反思她给我找个这么难看的父亲，当然，她是被我外婆逼着就范的，看看爸爸那小咪咪的三角眼睛，塌鼻子，他来学校参加家长会时，我都为他感到难为情。

从小学到初高中，我的外语总获得全区最高考分，区里的表彰大会上，我总是上台领奖，高考时考上武汉的华师英文系。优秀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丑陋外表的缺陷。

在大学时，我时常穿着从汉口杨子街上买的时尚日本旧货，嘴里哼着迈克杰克逊的歌，把王菲的歌改成英文挂在嘴边在校园里到处唱，风头出尽，妒嫉我的同学们只会说“吊妖，泽莫斯，幸好她长的丑，要不然还不晓得么样才好”。

在那段青春萌动的时期, 我多么渴望男生爱慕的目光, 可常得到只是男生的讥笑和嘲讽的目光

”看她那个肥猪的样子“。

大三时我爱上了一个三路电车的英俊司机，每次回家乘车时我就挤着站在他附近，最后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封情书托朋友去交给他，可他看都不看，随便把信塞入裤袋中，却邀请送信的女友去跳舞，还嘲弄地对朋友哼了一句

“她的小眼睛恐怕路都看不清呢”。

我成了系里有名的“失恋情圣“，那些男人对我不屑一顾的目光随时提醒我是一个丑女人，一个丑小鸭，这是伴随着我整个青春的痛楚和遗憾，我总是在极度自卑与自信中左右摇摆。每次男人瞧不起我时，我就暗自下决心，自己一定要找一个高大英俊的外国男人，要给那些瞧不起我的中国男人看看，报复那些看不起我的中国男人。

夏日暑假夜晚，六渡桥小巷子内，空气好像凝固了，没有一丝风，整个城市被热气所笼罩彷佛在一个封闭的大气球中，宿舍楼下总有人端着碗坐在小木靠背椅上吃稀饭 , 女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小凳子上拿着蒲扇坐在一起聊长倒短，小孩子们跑来跑去的玩耍，有人穿着短裤衩上身打着“赤巴”躺在小竹床上，我最要好的同学静就在楼下扯着嗓子叫道“吴艾，下来”，我就端着一碗饭跑到楼下来跟她一起吃。

朋友静就是我大学的影子，总是跟随着我，她是个白净秀气的女孩，苗条的中等身材，小杏仁眼，柳叶眉，她的皮肤是这样光滑细嫩，看上去如同刚出炉的纯白色陶瓷，你都不忍去碰她，怕不小心把她给弄碎了，因为我的影响，她也成为“外国迷”，一心想嫁一个外国人，没有一个中国男人有资格进入她的眼目。

那个年代流行一本“曼哈顿的女人”的书，该书激励了很多想出国的中国人，而我根本就不需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来刺激我想出国的欲望，因为这个梦想原本就源于我自己的内心，在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出国”这两个字时，我与静就在教室内里就如同向五星红旗宣誓一般大声宣誓到:

“我们一定嫁给老外，不管他是瞎子，还是跛子，还是傻子”。

当然，我不会嫁给瞎子跛子和傻子的，这种宣言也只是表示表示我们的决心而已。同学们都认为我们疯了，其实，是他们连做这个梦的勇气都没有。是的，我是不怕惹人注目也无所谓没人注意。

八九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专做英语老师。刚大学毕业不久我们班上的女生高慧结婚，请了好多同学唯独没有请我，事后、一个同学以非常羡慕地口气对我说：“她嫁给了一位有钱的台湾人“，那时，如果女人能找到一个台湾或香港丈夫在他人眼中就非常幸运了，我马上面露不屑的神情：“哼，一个台湾男人算什么，我要比她嫁得远得多，我要嫁给大西洋那边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如何嫁给一个外国人？那么首先一定要找到单身想跟中国女人结婚的外国男人，到哪里去找？

在大学时，我带着静常常奔波于武汉各大院校的周末舞会，结交各大院校的外国留学生，不管黑白一概不论，有时跟着认识的留学生到武汉当时最高和最现代的柏云饭店参加外国人舞会, 整个舞会就只我们两个中国人 ，这使我觉得自己很牛逼。

位于汉口航天路的医学院黑人留学生最多了，黑人留学生最容易结交了，不用多久，毛里塔尼亚留学生扎巴成了我的朋友，他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跟着扭动屁股和腿，扎布有着咖啡色的肌肤，大大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两道粗黑的眉毛，看上去很有朝气。

一个炎热夏日之夜，空气沉闷，武医校园外两侧路边昏暗的路灯被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遮住造成一片黑暗阴影走廊，我和扎布在树荫黑暗中搂搂抱抱，纠缠在一起的身体与黑暗融化于一起，浓荫成为一个无形的披风将我们包裹起来，扎布用舌头舔着我的颈背，我的耳垂，最后把他潮湿的舌头塞入我的嘴中，我只是被动地张开嘴，任由自己的牙齿碰着扎巴雪白的牙齿，他的舌头像条肥虫在我的嘴中扭动，吮吸，我可以感觉到他强健结实的身体，他膨胀的雄伟有力的东西硬邦邦的顶着我的下腹部，这就是我少女时常幻想的情景，在男人紧紧的怀抱中，我的下身开始潮热。

梧桐树下爱抚和接吻后半年，社会上开始流传非洲的艾滋病险恶可怕，人们说起艾滋病乎如谈虎色变，以为只要看了艾滋病患者一眼就会通过眼神感染不要说我看跟非洲人接过吻。

在医学院听说一个非洲女学生因艾滋病被遣返回非洲时我就心惊胆战，那天下午，当我打听到那个女的就是扎布的非洲女友时，顿时我的腿一下软了下去，头上如同挨了一大棍子，差点没有昏倒过去。定神后，再进一步打听，万幸扎布的检查是阴性，当时学院就已经准备调查所有和扎布来往密切的人，我自然是其中的一个，幸好最后扎布是阴性，才没有继续追查下去。可自那以后，我总觉得那个小小的病毒在就在自己身体内随着血液满处四处乱窜，攻击我的抗体大门，使我内脏失去平衡，陷入肺炎中，栽入虚弱中，好几年我都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中，后来移民到了意大利做了个彻底的血液检查什么都没有时才算从艾滋病阴影中走了出来。

毕业后，在我们成为老师之前，我把狩猎外国人的场地从大学院校转移到武汉的各大酒店。长江边的日川饭店就是我们猎物场地之一，当时日川在武汉是最高饭店建筑，接待大部分来武汉的外宾，武汉人都说它像个龟山脚下的墓碑远远地看去，普通的武汉市民觉得它高大神秘因此一般人仅是坐公车过长江大桥时看它几眼，不过我和静曾跟那些留学生来这里的舞厅跳过舞，所以我们是熟门熟道。

一天下午4点多钟，在日川饭店，我们装模做样地在大厅等人，一眼看到大门进来两个男老外，在他们走向电梯时，我用手臂捅了一下静，悄声说了一句：“快跟上”，我们像搞间谍工作的在电梯关门时溜了进去，我们与这两个男人面对面的站着，我按了最高层的“24“，那个年轻伊朗人按了18，在电梯徐徐上升时，静的长杏仁眼开始对着面前的男人发出秋波，我微笑着“HELLO”， 那个中年男人马上就跟我们搭上了腔。在到达18层楼前，这么短短的一分多钟时，静就钓到一条大鱼，不过，鱼好不好吃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们肯定说这种行为简直和妓女差不多了，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妓女们只想用身体挣一个小时或一夜的钱，而我和静却想利用婚姻挣得我们当时所认为的光辉未来。

第二天，两个伊朗男人请我们在酒店吃饭，四十多岁的穆萨是个富商，满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好像戴在头上的一顶帽子，他的上嘴唇有点像猩猩一样，吃饭时他不停地向静献殷勤，另一位三十多岁，两道浓黑眉毛，大眼睛，棕色皮肤英俊的男子则是实业家，开有工厂，不过他已经结婚了。他在餐桌上竟然对我说“如果你去大学几年的机械，我就取你做我的第二妻子”，我想都不想地回绝了。

毕业后仅二个月，还没有开始上班静就与这位电梯里认识的伊朗富商穆沙结婚了, 离开了武汉去伊朗。

至于她的伊朗生活如何，后面你们可以听她自己述说吧。

3

我穿着一件无领低胸的针织弹力衫，涂脂抹粉地进入我工作的学校，看到我这个样子，你肯定会说我真不像个为人师表的教师，是的，你是对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做什么人民教师，塑造什么人类的灵魂，我自己的灵魂都没有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塑造好，如何依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来塑造他人的灵魂？我很想进当时吃香的进出口外贸公司，只是因为家里没有后台，只好去分配的学校教英文。

中国的学校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衣着都要端庄规矩，有点像欧洲人去剧院一样。上班不久，学校教务处主任找我谈话，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小吴呀，你是人民教师，要为人师表，注意你的打扮和举止”，

我率直地回答：

“我只教学生们英语，那才是我的本质工作，学校又没有具体规定我们应该穿什么衣服”。

是的，我不会屈从于陈旧的制度和观念，也不太喜欢他人的监督。

我是学校业务最好的英文老师，学生们喜欢听我的课，教那点英文课程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有一次在学校教师大会上，校长热心地对我说：“小吴，你的业务水平很好，英文教得很不错，为什么不向党多靠拢一些？”

我马上扬起我那淡淡的一点眉毛和小眯眼问：“党在哪里？党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这叫我怎样靠近”。

真是放肆呀吴艾，所幸8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是开放改革的时期，不再有很多的制度和言论的监视，不再特别强调人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表现，而且包容性很大，没有人举报我，按照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的那句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伟大指示，我就是一头好猫了，最后学校领导竟然还请我为他们的孩子补习英语，这也是领导务实的做法吧。

90年暑假时期，北京举办亚运会，有大批外国团体来北京参赛，我约上了表姐玫说到北京找个翻译工作做做, 宿舍一楼唱戏的少妇常坐在街道边跟邻居们闲扯聊天，她得知我要去北京时定要跟着去，她刚刚生完孩子，从未去过北京旅行，便把婴儿留给老公和公婆：

“我跟她们一起去北京旅游十几天“。

于是，她带着满溢的奶水跟我们一起乘上去北京的38次火车。

北京，中国的首都和文化的中心，八十年代末有一批文化青年对北京抱有一种特别的情节，放弃国家分配的稳定职业和当地户口，抛弃发霉的旧思想，满怀激情和理想来到北京，成为”北漂族“，也称为”盲流族“，他们无固定的住所，固定的收入，只希望在北京丰富自己的生命，追求自己的文化艺术梦想，不过我并非那些偏远省份的文化艺术青年，我只知道北京的外国人肯定比武汉多，必须撒大网才能捕捉到鱼，我这样想，把网撒到北京去，去北京碰碰运气。

到达北京后我们住入便宜的地下室旅馆，一进入地下室，就感觉到一阵阴凉潮湿，旅馆长长的走廊上惨白的灯光让人想到住院部的阴沉，开门后一股霉味和厕所冒出的臭味直冲我们的喉咙管，霉气已经渗透进了墙壁，床单，小木桌，”这破地方是给人住的吗“，小妇人开口抱怨起来，一边赶紧跑到卫生间内把溢出的奶水给挤掉。挤完后她好像从水下浮出头似的，长长地吐口起说：“憋着我好不舒服，现在好多了”。

不过，我到不在乎，北京旅行让我很兴奋，这里的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我挑战未来，怀抱着创出一片新天地的渴望，我不愿意像大多数那样按部就班地生活，我要依据自己想象的彩画来设想我的未来和生活，北京是我开始绘画我生活的第一步。

八十年末，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随着改革开放也改变了，人们物质欲望和个人意识比以前强多了，一些人不愿意一辈子过着按部就班，小心谨慎地单调沉闷生活，或像个蚂蚁辛苦地一点一点积存财富。而希望通过自己的大胆的开拓来创造自己一个想要的生活或走上一条快捷的富裕之道。我当然属于这类人。

 第一天的行动：酒店和天安门广场

我们一进酒店大厅，一个拎着黑皮，牙齿有点龅，油光头发的中年男人马上注意到了少妇暖融融沉甸甸的乳房，我们假装过来等人，在大厅的沙发下刚刚坐下，那位男人就慢慢地蹭过来，嬉皮笑脸地跟我们搭腔，眼睛像胶一样粘在少妇的身上，好像一头饥饿的馋猫跑到主人脚边上似的，他是在北京做生意的香港商人，对他我根本就不感兴趣，半小时之后，我没有见任何外国人，知道不可能长久在大厅坐着，就对她们说：

“我们走吧”

男人马上用鸟语般普通话对少妇说：“我可以请你吃午饭吗”？

少妇扭扭捏捏地说：

“那怎么行呢，我们才认识你”，她看上去好像有点羞涩，忸怩做作，我看出她内心的欲望，她在演戏，她瞥着眼睛看我们，想看看我们的态度，希望获得我们的支持，怕我们说她“不正经”，对她进行道德评判，我马上就说

“那有什么关系，他又不会吃你，你就跟他一起去吃顿饭有什么”。

我和枚赶紧离开了酒店，因为那里没有外国人，我也不喜欢有点臭钱就觉得了不得的香港台湾男人。

少妇很快成为香港人他在北京的临时二奶，她本来就想试试有钱人的生活，出入豪华酒店，穿上高档的时尚，人生青春短暂，在武汉真不知道在哪里去找这种“幸福生活”呢，即使是短暂的。

11点多钟，我和枚在天安门广场强烈日光下像兜售冰棍的一样在空旷的大广场上游荡，二十多年前这里挤满了上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他们怀着对毛主席和革命的狂热激情，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被毛主席接见，如今我们站在开阔安静的广场，当年红卫兵那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如幽魂一般散去，曾经的革命广场现在却是我寻找自己未来之地，

“Hi , can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我微笑着走向一群外国游客，向其中的一个中年男人问道

“yes, of course ”，他笑着答道

”do you need an interpreter“？

”non, thanks “。

 下午又到故宫门前，长安街边白汉玉金水桥在烈日强光下看上去那么白，故宫门上巨幅像上毛主席用安详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似乎在指责我对从小接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背叛，

“Hi , can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do you need an interpreter“

说着同样的话，露出同样卑微的笑脸，在刺目的阳光下我恍惚觉得自己在重复一个即兴奋又无奈的电影生活片段。

几天下来照片到是照了十来张，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些老外一般都是团体游览，他们不需要翻译，没有谁想跟我们交朋友，他们跟我们照相之后就走路，仅把我们的影子给带走而把失望给留下来。

下午5点钟后，北京下班骑车的人流沿着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好像筑造起一个长长的堤坝，我和枚默默无言地看着大道上川流不息的人们，看上去人们都心安理得地下班回到他们的家，开始做饭，吃饭，上床做爱，睡觉，养育孩子，这时我就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忽然我有种恐惧，害怕自己也会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

每次一回到暂栖之所地下室，那间充满霉气和怪味的房间，我们随即就与世隔绝，自然世界的阳光，雨水，大风，人世间的车流，噪音，人群一概都感觉不到，好像进入老鼠的洞穴，在多呆一会儿，我感觉那潮湿和霉气开始渗入我们的身体，我就想逃离房间，再回到大街上游荡。尽管白天毫无收获让我们沮丧，但我并没有失去勇气和信心，我眼中的未来色调仍然是乐观的，我深信总有一天我能走出这种境况。这里的霉味，天安门前的徘徊乞求，都只是我生活中一个个不会持续多久的瞬间片断，我会出国的。

一个星期后, 从二奶少妇住的豪华宾馆房间，我给在武汉度假的静打电话，对她说我们仍一无所获，“不过我有信心”我对静这么说，其实也是给自己鼓气。

静在电话那头说：“我3天后要去北京乘飞机回伊朗了，你一定要到火车站站台上来接我一下帮我拿行李，我怀孕了，人好不舒服呀”。

几天后我穿着低领圆领紧身衫，下面一条短裙子，跟枚一起去火车站接静，火车站口人山人海，在挤挤挨挨的人流中，有吃力拖着行李的乡下女人，满面倦容的民工们，一些急着归家的男人背着包推推搡搡，我们无法进入站台，正在这时我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一位50岁左右，花白头发，中等粗壮身，脸上胡子拉碴的外国人走向候车大厅的外宾购票处，我马上挤上前用英语问到：

“HELLO， 我来接我的朋友，能不能把我们带进去一下？”

老外奇怪地看看吴艾：一脸无虑的笑，颤悠悠的乳房，蓝色短裙下裸露在外的大腿，她看上除了有青春活力外，还有一种肉欲的性感。

 “OK”。

看似偶然其实是她命中注定的必然，如果她不决定去北京，如果她不去火车站接静，她就无法碰到改变她命运的人。

老外名叫罗伦佐，意大利人，他正准备买后天火车票去西宁旅行，当他见到吴艾的第一眼时就认定她是个妓女，这种女人在他住的旅馆前面或街道中的小理发店前见过，她们偶尔会站在小店门口，拿色相来叫喊过路的男人，不过他觉得吴艾是个比较独特的漂亮妓女， 在中国人眼中吴艾所有的丑在罗伦佐的眼中转变成为一种美：首先被吴艾自己嫌恶，园胖脸上小眯眼，在罗伦佐的眼中简直就跟东方陶瓷上的古典中国美女一样， 这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中国自古认为一白遮百丑，那个年代的征婚广告上男的找女人，第一条件要皮肤白皙，在国人眼中，深色皮肤意味着整日在阳光下暴晒的乡下卑微人肤色，吴艾的肤色本来就有点带橄榄色，在天安门毒辣太阳下搜寻外国人又被晒得更深了，与南亚菲律宾，印尼人的肤色一般，可在罗伦佐的眼中是欧洲流行的健美色，意大利女人天天在沙滩上搞阳光浴才可能获得的橄榄肤色，她粗大的腰身被罗伦佐看成丰满性感，总之，中国人眼中吴艾的丑在西方人眼中全是美。

罗伦佐那么坚定地认为吴艾只是想找个机会骗他，出售她的肉体而已，不过，罗伦佐又对她说了一句 “我一个月在中国旅行，你是遇到第一个会说英语的中国人”。

我马上边走边跟罗伦佐介绍自己，

“我是学校的英语老师，大学毕业”，

你知道，在中国，那时的大学生都是稀罕的人种，只要一说我是大学毕业人们就会对我另眼看待，我当然希望在这个老外面前以自己的大学文凭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分量。

罗伦佐依然以那种一眼看穿人的怀疑神情看着这个大腿裸露在外的年轻女人，“她还在骗我，看你什么时候露出尾巴”，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让吴艾跟着他，无论如何，能够遇到一个能讲流利英文的中国女人也很高兴，否则嘴都憋臭了。

当吴艾背着静的包出来后他才知道他根本就不懂得看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