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面带卑微的微笑进入妇幼家庭保健站的妇科接待室，
“我又怀孕了，这次不想要孩子，想做流产“ 正当我把这句话翻译给玛丽亚产科医师时，大块头丁娜走了进来，一股浓郁的香水味随着她涌入办公室，淹没了梅子身上的一股潮湿的霉味，得知梅子的要求后她立即面露不悦地说 “她准备杀死她的孩子，还这么轻松地笑“。 梅子没有听懂，她依旧卑微地笑着，两个手擦来擦去。 在丁娜的眼中，梅子似乎跟杀人凶手没有什么不同。 50多岁的产科医师丁娜是罕见的大个头女人，有点驼背，发亮的黑眼睛，整个眼圈也涂得黑黑，一头卷曲的黑丝发像一堆纠缠不清的海草，她的脸看上去有点像古埃及壁画上的女人，喜欢穿长长的衣袍，冬天穿件到脚腕的大衣走在路上时，远处看如一头大象似的庞然大物在移动，她最喜爱的是香水，她的包中永远会有一小瓶香水跟着她，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包中拿出自己用水调制好的香水瓶举手喷往空间，瞬间，她就沉浸于自己制造的一片春日的或夏日的花香包围之中，只要她在那个办公室停留，她就把香味带到那个办公室，因此，她所在的办公室总是弥漫着浓郁的香味，有时怀孕的妇女受不了那浓烈的香味，不得不掩鼻子皱着眉头，就好像多年前在中国上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见到的那种难受表情一样，对这种捂鼻子女人的难受表情丁娜假装看不到，直到她们检查完出了门，她立即用鼻子”哼，哼“几声，认为这些人不识抬举。 丁娜是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那种真正的教徒，既每个星期天上教堂做弥撒，而不是在那种在婴儿哇哇大哭时期被父母抱到教堂去，让神父将冰冷的圣水洒在头上成了名义上的上帝子民后就心安理得从来不记得上帝而只在失业，离婚或生病时才去教堂找上帝的那种教徒，如果想要流产的孕妇遇到丁娜在接待室里当班那还是有点麻烦的，她总是千方百计地劝阻女人做人流，好在今天不是她搞接待。 在这个天主教国家，人们相信生命是上帝赐予的，是神圣的，教会不仅反对人工避孕，更反对人流。尽管现代意大利去教堂的人并不是那么多，但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依然受到根深蒂固的宗教教育影响，对于那些要做人流的意大利妇女，在做人流前要需要与社会工作人员交谈，女人们尽量不做人流，有些做了人流的女人多年后依然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 住在米兰的吴艾前几年去医院流产时，与五六个年纪不等的女人坐在妇科走廊里一排椅子上等着护士叫名字，走道安安静静无人说话，充满了一种凝重的空气。吴艾随便问左边邻座的一个大约20多岁年轻漂亮的栗色头发女孩 “你也是来做人工流产检查吗？” 那个女孩脸一红，好像问她偷了什么东西似的，连忙否认说：“不是的，我来做妇科检查“ 她又问右边一位40岁黑发女人，女人冷漠地回答了一句”NO”, 她还以为自己搞错地方，这时一个护士出来叫她才知道等的地方就是做流产检查的门诊。 第二天一早做完流产手术后被护士推入病房时吴艾竟然看到昨天走廊上的那些否认做流产的女人全部躺在那里，都是刚做完人工流产的。 她才知道意大利女人对于流产都很慎重，最忌讳在公共场合谈自己做人流这类难堪之事。 玛丽亚问梅子 ”你知道你不想要孩子为什么不避孕“？ 我把这句医师的话翻译给她听，玛丽亚的语气听上去多少有点像是审判。 梅子也从医师们不太高兴的脸上明白点什么，她张开有点龅的嘴巴，想说几句辩护的话，结果又什么没有说，局促不安憨憨地看着我，有点不知所措，梅子是中国乡村妇女的化身，忍耐，卑微，男尊女卑。她来自浙江文成县下的一个贫困山区，90年代末国内生了一个儿子，怀第二胎后到处躲躲藏藏，逃到小姑子的村，小舅子的寨，乡村小镇到处都看到计划生育的宣传牌子和标语口号，这使得她的躲藏都惶恐不安，终于生下一个女儿，后来还是被计生办抓住，罚了几千元，又在村计生专干强行要求下做了结扎手术。只是出国前两年，孩子们给婆婆带着，夫妻都在外地打工，结果儿子掉入水库被淹死了，婆婆也因自责患疾死亡，一来意大利后她就做了复通手术，马上怀孕，结果生下一个女孩。现在又怀孕了，在这个可以让她随意生孩子的国家，她不用到处躲藏，还可以得到一点经济补足，可她不想再生了，她丈夫喜爱打老虎机，挣的钱都花在赌博中，她一个人养孩子，支撑着家庭，对丈夫满是怨气无处述说，现在她更害怕又是一个女孩，只是梅万万想不到在中国的光荣流产到了意大利成为”蓄意谋杀“，唉，人总是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想生孩子时不让你生，想流产时又不想让你流产，她像鱼缸里一头没有思想的小金鱼，楞楞地望着，根本就搞不明白这个世界。 “两个孩子也是养，三个孩子也是养，怎么多一个孩子就养不下去呢？“ ”我需要做工，也没有时间，二女儿还送回国内让我妈帮忙带呢“， 上个星期来要孩子接种证明的一个中国女人也是说同样的话，因为她要把一岁多的孩子送到中国去抚养。 “那也可以把孩子寄托给当地的一些意大利家庭啊” 梅子听说过那些在意大利家庭的长大的中国孩子看不惯和瞧不起自己的中国父母，不愿吃中国饭菜，最后等于为意大利家庭生了孩子，她才不做这类傻事呢。 上个世纪末欧洲的中国劳工移民多来自浙江文成青田山区乡下，他们有时一天工作可达到十六个小时，醒着的时候就知道干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小工厂的老板承包他们的吃和睡，衣服用具都是从中国带过来的，这些幸苦的劳工移民把每一分钱都存起来，首先是还移民欧洲欠的债务，好不容易还清债可又需要存钱申请家人到意大利，因为申请家人过来需要租房，交税，好不容易全家团聚，又开始存钱给些国内的农村父母，存钱在国内买房子，如有可能还想将来自己也开着小工厂，买个小酒吧，开个超市或餐馆，理发店，还有每次回国度假时要表现得衣锦归乡，给家乡的亲友送礼物，向同乡的人展示在国外的成功，赢得大家羡慕的目光。 “不过百分之五十是男孩呢”， 我和玛丽亚医师轻言慢语地劝阻她流产，现在只能从男孩入手，她心底依然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想要个男孩。 听到这句话，梅子果然开始动心了，是呀，百分之五十可能是男孩呢，她又想到那个死去的儿子，瞬间，深沉的悲伤使她的目光游离于她自身之外，飘向遥远的家乡村庄，那里埋葬着她的儿子。 “还有，即使女孩也可以送给给那些想要孩子又无生育能力的家庭，或送给亲戚呀，为什么你要杀死你的孩子呢”。 梅子绝对不会将流产与杀死一个孩子相连，打掉的只不过一个大细胞而已对她而言。 “也是的，万一是女孩我可以送给我老公的兄弟，他们没有孩子”。 大概梅先前忘记了她老公的弟弟没有孩子。 最后决定，不论是男是女都把孩子留下，玛丽亚很高兴，她努力拯救了一条生命，立即从口袋里拿出小园纸板开始计算她的孕周，为梅子建立孕妇病历档案，我们两人花了近两个小时来询问和记录孕妇以前的病史及以前的怀孕史，彷佛为梅写了一篇类似个人病理回忆录一样。为她预约了所有超声波检查和产科医生检查约会时间。 我带梅子去隔壁做超声波检查。 在昏暗的房间里，超声探头在她的腹部来回移动，声像图上看到一个小小的圆形妊娠囊，像个小扁豆似的胚胎却没有心管的搏动， “情况不妙，胚胎在子宫内已死亡”， 严肃的丽莎医生一边盯超声波图影一边说， “真可惜，玛丽亚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 我站在丽莎的身边，不知怎么脱口就说出这句话。 丽莎一听我这么说，立即转过头，带着惊讶和责备的神情对我说： “你只为玛丽亚那两个小时的工作感到遗憾，而不对胎儿的死亡产生怜悯”， 丽莎是对的，我为自己的潜在的冷漠感到羞愧。梅子原本打定主意要做流产，在来妇科之前，她自己已经将这个胎儿在头脑处置于死地，在我们的一番劝说下才想到留下胎儿，现在听说是个死胎又一脸悲哀，毕竟她对腹中胎儿幻想了两个小时，产生一丝对胎儿的母爱之情。 “真的吗？是死的？” 我遗憾地跟她确认了，又转头对丽莎医生说 “她本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最初过来时她要求堕胎，我们做了半天的工作，她才同意留下孩子，说如果是女的送给她老公的弟弟”， 我为自己申辩为什么一听说无胎心时我出现的冷漠反应，听我这么一说，丽莎的脸拉的更长了 “中国人怎么来了欧洲还不改变观念，男女有什么不同？怎么可以轻易地把孩子作为包裹礼物似的赠予他人，或着把孩子送回遥远的中国，远离父母，既然没有时间，为什么要把孩子生下来，为什么不避孕，不可思议，这些残酷的行为“，她不停地批评和叹气，她对移民有太多的不理解感叹，那些摩洛哥的穆斯林移民妇女在斋月整个白天不吃不喝，她一个劲地解释需要喝水否则会导致炎症，那些妇女根本就不理睬。 丽莎医生以为人们移民到异国他乡只会带上几件衣物和一个行李箱吗？移民会把他们原有的文化和观念都留在故土吗？意大利人当初移民到美国不也是带去意大利的比萨，通心粉，群体和家庭观念，甚至有点还带上犯罪行为呢。不谈上几个世纪的移民，就是不久前，我与一家意大利的时尚公司的人员去上海出差，MAXMARA公司二位长居上海的意大利职员在四五年的时间内他们不仅没有学会一句中文，甚至完整地保存着他们自身携带的文化观念和饮食习惯呢。 她气呼呼地一直在批评梅子，批判中国移民把孩子送回中国的不人道行为，好在梅子也不明白医生绷着脸在说什么，我也不翻译，梅子的对死胎的悲哀几分钟后也就消散了，她擦干净身子穿好衣服。 就在这时，玛利亚推门进来，丽莎终于停止对梅子的批评，转过头对她说“没有胎动”。 玛丽亚一听，脱口说了一句 “真可惜，我徒劳地工作了两个小时。” 可以想象丽莎又是什么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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