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文章轉載
對於任何戰爭來說，最糟糕的結局就是被言語淹沒。言語的迂迴、定義的爭論、枯燥的敘述，使悲劇的深刻意義蕩然無存。昨天，在圖書館展會廳，兩位戰爭直接目擊者 Paola Caridi 和記者 Francesca Mannocchi 將巴以衝突帶回到其最真實、最有形的層面，即血肉、痛苦和死亡。在他們面前，是一座擠滿了人的 Bookstock 圓形大廳，入口之處，仍排着一條長長的隊伍，人們試圖進入卻徒勞無功。這兩位記者正在介紹她們的書籍：《耶路撒冷》，《蘇拉米亞特拉》。他們接受了都靈 Massimo D'Azeglio 文科高中學生的採訪。學生們提議按照巴勒斯坦十字架之路的路線行走分階段講解。不僅是地理場所，還有文化場所，馬賽克碎片試圖重建毫無意義的事物的意義。 特拉維夫 Francesca Mannocchi：“這一年半以來，我們都定居在特拉維夫。一抵達這裡，選擇性檢查控制的不公正現象會立即被感受到。從旅程一開始，我們就感覺到有些人受到了與其他人不同的對待、身體檢查、目光和質詢。甚至在 10 月 7 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之前。我就在那裡理解了隱形的概念。以色列社會日益在自身周圍建立起一種屏障，透過這種屏障，人們無法看到其他人。在那裡，你永遠不會習慣一個地方與另一個地方之間的物理距離。想象一下在特拉維夫海濱與一群人聚會，又知道不到一小時車程的地方發生了爆炸，十多名兒童失去生命。這是我們無法適應的現實。然後我們問自己：這怎麼可能發生？答案是：因為那些死去的人幾十年來都沒有在以色列人眼中出現過，那麼他們早已從地平線上消失。如果你將對方從你的視線中抹去，你也會將他從你的理解憐憫和同情中抹去。 加沙
保拉·卡里迪 (Paola Caridi)：“只能是通過以色列人修建的隔離牆上鋼門進入加沙。隔離牆有九米高。當年的柏林牆可以讓你看到城市的另一邊，但在加沙以色列那邊你卻看不到更遠的地方，視野不再延伸。 當穿過鋼門，它在你身後沉重地關上時，你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想轉身往回走，然而你鼓起勇氣走了進去。進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第一感覺就像身處一座露天監獄。空氣中瀰漫着惡臭，因為在這個面積為四十公里的地方，居民被迫焚燒垃圾來處理它們。甚至連水質都不同，曾經有海水淡化廠，但是它們遭到了轟炸，所有的水廠都被摧毀了，現在加沙正饑渴得要命。這裡甚至天空被以色列空軍控制。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無人機的噪音，持續不斷，持續不斷，一天二十四小時。你怎麼能不發瘋呢？然後你就會到達大海，對於加扎里人來說，大海是美麗的，是深度的感覺。但他們甚至無法看到那片水平線，因為那裡有以色列船隻在巡邏。 Jenin傑寧（巴勒斯坦的北部城市，現在是巴勒斯坦難民集中處）
F. M.：“我們必須讓它成為過去，它已經不復存在了。它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難民營，而是一個帳篷城。隨着時間的推移，它逐漸城市化，成為一個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區，一個貧民窟。幾十年來，入口處一直立着一座雕像，上面寫着“臨時車站，等待着回家”。這句話很好地解釋了詞語的意義如何消失的。 難民營的建立本質上是一個臨時解決方案。傑寧和巴勒斯坦其他幾十個難民營一樣，清楚地表明了臨時性如何變為確定性。被迫逃離家園的人們的返回權利仍然只是寫在決議上的一個字，而該決議從未（並且可能永遠不會）在自然、法律、司法、道德和倫理上得到實現。為了不摧毀傑寧難民營，也為了粉碎假裝相信終有一天會回歸逃離家園的虛偽和夢想，以色列軍隊考慮在2023年12月拆除這座雕像。他們還摧毀了自由劇院，這個幾十年前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攜手創建的機構，旨在教育那些並非註定要拿起武器的兒童和年輕人，讓他們明白，除了不斷的殉難、暴力和死亡之外，還有其他選擇。 歐洲 P.C.：“歐洲、國際社會人道主義者每天都在加沙死去。因為我們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了食物，我們送去了藥品，我們是付款官員，但我們甚至不敢制裁那些違反所有規則的人，不僅是法律規則，而且是道德和人道規則。” 希望
F.M.：“在那裡， 希望是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允許自己擁有的感覺。相反，我們必須強加於自己理性的、笛卡爾式的清醒。這意味着我們不必去尋找一種安慰劑來緩解正在發生的痛苦。這一定很痛苦，我們晚上都睡不着覺。因為在加沙地帶，當我們正在尋找共存的良性典範（確實存在，也確實不存在）時，我大兒子這個年紀的孩子們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被切斷了手臂，因為一個犯罪政府不允許藥品和燃料通過。我們不能假裝看不見，然後在沒有希望的地方尋找希望。因為如果在一年半內有2萬人死亡。被以色列炸彈殺害的孩子們，現在不是思考希望的時候，而是吶喊 ” 夠了，不能再繼續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