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处不远有一条路，车很少，路很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靠路北停了一排货车；再过一段时间，路南也停了一排，只剩下中间一个窄道勉强通行。遇到对面也有车来，双方又谁都不肯让，就发生堵塞。亲眼看着这条路由通衢到停车场的变化，有点感慨。有一次就想，为什么没有人在中间也停一排？这样大家都走不了，看警察管不管？想到这里，脑子里突然一亮：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模型啊，很多深奥的道理，在这里变得一目了然。

公共利益被蚕食是公众纵容的结果

在这个占道模型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面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公众一致采取了宽容态度。从第一辆车开始停放，直到两侧被停满，没有一个人会抗议、阻止。尽管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大家都只想怎样尽快通过这里，“过得去就行啦”，谁如果停下来批评占道停车者，大家会觉得他脑子出了问题。于是，只要警察不来管，这些占道停车就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其它比较隐蔽的场合，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一定更加普遍，各种形式的“占道”一定更加缺乏监督。一个局长提拔自己的情人当处长，一个厂长指示采购员订购自己亲属经营的产品，一个院长授意法官照顾某位当事人，一个行长要求信贷员违规放贷，这些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在发生的违章、违法行为，它遭遇抵制、阻止的可能性有多大？通过占道模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即使它的违法性路人皆知，也不会有任何人出面制止，理论上“来自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实际生活中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侵占公共利益行为积重难返之后，就成为社会腐败现象。腐败其实与占道一样，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纵容态度，是重要的催化剂。

不分善恶，只讲利害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公众为什么会纵容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因为这对于自己是最合算的。中国有古训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但这只是说给别人听，而不是用来指导自己行为的。拿占道模型来看，停车一方，省钱省事，这明显是利；而在过路一方，出面纠正占道，轻则耽误自己的时间，重则可能挨揍，这明显是害。利害相权，当然趋利而避害。所以，明明知道侵占公共道路是恶，与恶作斗争是善，但没有人因此而放弃“恶”，也没有人愿意坚持“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才是中国人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了解最基本的国情。

台湾学者龙应台女士有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中列举了许多违反公德的行为，她惊异的不是那些行为本身，而是大众对这些行为的麻木。她认为如果大家一起发出愤怒的吼声，那些缺德行为就无法存在。这在理论上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如果”基本上没有发生的可能。我不知道龙女士看到《动物世界》中一头狮子敢在庞大斑马群中捕食的场面，会不会质问“斑马，你为什么不反抗”？事实上，如果斑马们一起反抗，再强悍的狮子也不可能得逞。可是，斑马世代遗传的智慧告诉它，反抗狮子是愚蠢的，逃避才是最合算的，团结对敌的情形永远不会出现。狮子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肆无忌惮。中国老百姓就是一个大斑马群，几千年的生存竞争使得大众都懂得了不能按善恶标准来行动，要想在这个社会获得安全，进而获得利益，必须精于“利害”的计算。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高级动物世界。要么变成狮子，要么与狮子搞好关系，否则就只好逃避，斑马们没有别的选择。

“过得去”是底线，把路堵死就会引发总清算

从占道模型来看，侵占公共利益一方必须掌握好一个分寸，就是不能把路彻底堵死。堵死了，其它人彻底过不去，容忍度降低为零，矛盾马上激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占道停车，都要给过往车辆留出一个通道，这并不是占道的人有公德心，而是不留通道，自己的利益也就结束了。但问题在于，占道的这个群体很难理性地实行自我约束，已经占到位置的希望就此保持现状，而没有占到的，还要拼命插一脚进来，把路彻底封死的结局是必然的。然后就是冲突、清理，恢复原始秩序；之后就又开始一轮新的蚕食。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统一到分裂、和平到战乱，具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总的规律，都是统治阶层在江山坐稳后，竞相蚕食公共利益，不断挤压大众的生存空间，导致多数人“过不去”，打破了老百姓的底线，一次总爆发、总清算就在所难免。一旦这种总清算到来，就不再是以“过得去”为目的，不但要清除把路堵死的那辆车，还要赶走所有占道甚至没有占道的车，推翻砸烂、放火焚烧之类极端行为就都不可避免。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各种暴烈行动的总汇演。中国几千年间这种周期性的总清算发生了不下几十次，黄炎培先生看到了这种周期性，对毛泽东感叹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老先生没有看到，蚕食大众利益，一寸一寸地堵死大多数人的路，从圣明君主的太平盛世就已经开始，只不过承受总清算后果的，是他们的倒霉子孙。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亡”不“忽”，“亡”早就寓在“兴”中。

从微观层面看，占道模型也很有价值。前边我们已经论证，现实生活中各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如同占道停车一样，通常不会遇到阻碍，但前提也是让别人过得去。如果他做得太过分，有人过不去，他就有可能被掀翻。许多贪官落马，并不是因为贪污，也不是因为他贪污的数额最大或运气最差，而是因为他把别人的路堵死了。西安体育彩票案，特等奖四辆宝马车已经有三辆落入了主办人的口袋，只有一辆侥幸被彩民抽中，主办者不甘心，这一辆也要拿回来，为此不惜给中奖者刘亮扣上造假的黑锅，楞小子刘亮无路可走，爬上了广告牌以死相胁，一个惊天大骗局由此穿帮。如果当时主办人能让刘亮“过得去”，自己现在就不会在牢里啃窝头，而是继续他那火红的体彩事业。这一案落马的贪官都觉得委屈，因为许多大老虎都安然无事。他们不明白，人家占的是大路，并排放三辆大巴别人还过得去；你堵了洗手间的门，放一辆自行车别人也不答应，仅此而已。

公共财富由政府照管是靠不住的

占道模型中，警察代表政府（广义上的）职能。纠正占道，不可能指望群众，只能靠警察，由此我们不难引申出维护社会正义，只能靠政府的结论。如果司法机关不能严明执法，单靠给群众“普法”，永远不能实现秩序；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打击犯罪，无论怎样提倡见义勇为、群防群治也无济于事。政府掌握了全部社会管理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而它的素质和运作状态，直接决定着社会的面貌。令人遗憾的是，从占道模型来看，我们的政府明显不称职。一个连占道都纠正不了的政府，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它在其它我们看不到的领域里，是在廉洁而高效地运作？国有银行的巨额坏帐，国有土地的轻易流失，县乡财政的普遍破产，江河湖海的严重污染，都印证了占道模型所反映的情况是准确的。情况就是如此严峻：中国社会中巨大的属于全体人民共有的财富，人民只能拜托政府来看管，但政府显然不能胜任，面对各种形式的蚕食甚至鲸吞，基本上束手无策。目前的利益格局之所以还能维持，是因为大家还“过得去”，而我们知道形形色色的占道者是不可能理性的实行自我约束的，蚕食鲸吞行为总是日趋疯狂和变本加厉的，一旦到了路被堵死，多数人过不去的程度，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大的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

根本的解决之道

占道模型给我们揭示出一个中国特色的难题：公共的利益每个人都想咬一口，而维护公共利益的事情每个人都不愿意出头；有权的管理者不称职，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对不称职的管理者又奈何不得。能解开这个难题，基本上就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

我们不妨还拿占道模型来看：如果这条路不是公路而是私家路，还有没有这么多车拿它做停车场？想占便宜的人总会有的，但路的所有者会不会听之任之？显然，公共财产实际上的无主状态，是它屡遭侵害的根本原因。那么，解决的第一条根本方法，就是尽可能地把一切无主财产，都转化成有主财产。财产有了主人，它的安全问题自有人操心。

管路的警察，之所以敢玩忽职守，是因为他的大盖帽并不掌握在过路群众的手上，而是掌握在他的局长、队长手上。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对过路的群众负责还是对自己的局长、队长负责，哪怕素质再低，他也不会弄错。如果我们能改变一下这个机制，变成由过路司机决定他的考核成绩，如果出现占道堵路，包括他的局长、队长，统统下岗，第二天占道的车就一定会全部消失。这就是另一条根本方法：把任命政府改为票选政府，使政府由现在的对上级负责改变为对选民负责。

即使在目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如果有一天某条占道严重的路被电视或者报纸曝了一个光，第二天路上就干干净净了。这就是阳光的作用，监督的作用。腐败、霉变都发生在黑暗的地方，如果舆论监督再开放一点，透明度再提高一点，这个社会就会更清新更和谐一点。所以，第三条根本的办法是：打开黑箱，一切在阳光下操作，任何台下交易，都以谋私论处。

以上三条，早已被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治国验方。然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东西总要有人去落实。靠谁？还是得靠政府。谁要说靠人民能解决问题，那是不负责任的胡说。无组织的民众，连占道停车都纠正不了，如何能改造社会？人民能做的，就是支持、批评、改造、监督政府。要在尽量避免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改造中国，一个强大、高效、廉洁，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也是占道模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文/大雪，摘自万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