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前後，劉少奇開始不遺餘力地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毛澤東思想”是張聞天最先提出來的，但把“毛澤東思想”抬高到最高位置的卻是劉少奇。劉少奇自己就說：“七大以前，沒有樹立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就拼命樹。七大以後，覺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樹了。”

劉少奇的“義舉”很快博得了毛澤東的好感，同時也使他自己在黨的“七大”上牢牢坐住了黨內第二把交椅。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毛澤東對劉少奇是放心的，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是“放手”的。1961年9月，蒙哥馬利元帥訪華，問毛澤東誰是他的接班人，毛澤東毫不遲疑地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這時的劉少奇已經坐在了國家主席的位置，黨內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很快劉少奇的內心和行動就有了微妙甚至不小的變化。這種變化也許早已開始，此時不過是變得更加明顯或者不再刻意掩飾罷了。這使得毛澤東對劉少奇倍感失望和憤怒，他很快放棄了“接班人”的提法。1965年夏天，戴高樂派特使馬爾洛訪華，雙方又談到接班人問題。毛澤東習慣地大手一揮，毅然決然地說道：“象戴高樂和我這樣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

劉少奇究竟做了什麼事情，傷了毛澤東的心呢？歸納起來，應當有這麼三點：

一是改弦易轍。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搞修正主義。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一反過去對毛的畢恭畢敬，開始在各種場合有意無意、若隱若現地對毛澤東過去的做法進行指責。他說：“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 在實際行動中，劉少奇與毛澤東一貫的做法也是背道而馳，他在經濟上猛刮“單幹風”，在政治上助推“翻案風”，這一切都逐步接近了毛澤東所能容忍的底線，讓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用心和忠誠產生了懷疑。
　　
二是推過攬功。正像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一樣，毛澤東的錯誤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比如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劉少奇當初也是一個積極的推動者。《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報道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縣，聽到畝產萬斤時，他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但僅僅幾年後，劉少奇就已經忘了曾經做過的一切，說：“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與毛澤東“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說法唱起反調，在事實上與自己的過去以及毛澤東同志劃清了界限，讓自己搖身一變，成了一貫正確的代表。
　
三是前恭後倨。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統計，說劉少奇在七大的報告中有104處說到毛澤東的名字，而八大的報告中則降低到了4次。與這個數字的減少相對應的，是劉少奇地位的不斷提高和加強。劉少奇對毛澤東的不恭集中體現在一次研究制定二十三條的會議上。會前，鄧小平對毛澤東說：你身體不好，就不要參加了吧。但毛澤東不理，還是參加了。會上，毛澤東講：“四清運動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劉少奇卻不以為然，大喇喇地插話說：“是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和黨外矛盾的交叉，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為好。”依劉少奇的性格看，若不是他潛意識裡覺得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這種情況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這也令毛澤東感到憤怒異常。第二天，他一手拿着《黨章》，一手拿着《憲法》，氣沖沖地來到會場，將書往桌上“啪”地一摔，說：“這裡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我有黨員權利。現在，你們一個人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人不讓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力？”以致劉少奇不得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做檢討。毛澤東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不讓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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