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执政以后，防止领导干部腐败而导致政权异化、国家变质，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问题。在进京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党员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在入主北京前夕，他又提出：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决不能腐败，决不能当李自成。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不断地强调反官僚主义，进行整党整风。1957年整风的重点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并实行开门整风，邀请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攻击官僚主义者，促使他们转变作风，以便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同时，通过整风，防止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恶性发展，防止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

    毛泽东特别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甚至提出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他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 他还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

    毛泽东认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恶性发展，形成了一个与群众对立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拥有很多特权，“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都厉害。”在毛泽东看来，特权阶层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与工农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特权阶层的形成，会使各级党政机关蜕变异化。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关是按人民的意志设立起来的服务社会的机关，国家的公职人员是人民雇用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如果国家机关变成了压迫人民的机关，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这就是国家权力的异化。  

    而要防止国家公职人员和国家机关的异化，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人民“人人起来负责”，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监督政府，防止各级领导干部变成特权阶层或贵族阶层，防止国家机关变成侵犯工农的官僚机构，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毛泽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当毛泽东得知基层单位官僚主义严重，权力正在或已经异化时，更加坚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严重，对下面这些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严重的危险。” 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更加担心：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出现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出现修正主义。他特别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因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都有。”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巩固，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在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搞了在文艺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不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阴暗面，解决存在于各级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把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为斗争重点的重要原因。

Note: 选编自尹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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