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六月，二十多年前關於那個狂熱激情的流火青春的記憶，又一次在心中隱隱地作痛。五味雜陳的心，糾結交織在錯綜的複雜感情之中：懷念、哀悼、憤怒、惋惜、不解，等等，難以名狀。當許許多多六四回憶的片段慢慢地勾畫出一個最接近的真相，心中一直在困惑着我的一絲微弱的疑惑和聲音，逐漸變得不安和躁動，似乎要尋找一個出口。這個疑惑的聲音呼喚着我，回到二十年前那個無法忘卻的夏季。
關於六四的回憶，大都是直接和那個災難之殤的夜晚有關。而在我的記憶中，那一夜似乎只是一個悲哀的結局，而在這結局之前發生的事情，已經似乎隱隱預示了這個不歸路。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究竟是怎樣的社會環境和心態造成了六四的悲劇？數年前，我深信不疑的答案是：是 因為政府的邪惡。然而，這個簡單的答案並沒消除使心中的疑問：這一切一切的答案難道就是這麼簡單嗎？就像兒時看黑白分明的革命戰爭片一樣，只要簡單地區分成好人壞人就一切迎刃而解了嗎？有沒有一個更好的答案，一個立足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的，一個更仔細地分析矛盾雙方的行為的角度，一個能夠對未來有教寓意義的解釋？
從記憶中的五月學潮開始，整個中國都陷入了一種民主運動的熱潮，似乎沒有人會懷疑這場運動的結果會為中國帶來民主的發展。剛剛步入發展中的中國出現的一些社會不公的苗頭，成為大家關注的主要對象，大家似乎都認為這場運動會改進社會公平，促進民主。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學，甚至小學也加入了學潮。五月大部分的時間，我和朋友跟隨着遊行隊伍，喊口號，聽講座，看演說，瀏覽並散發小冊子，在支持民主的紙張和橫幅上簽名，等等。我看到了中國人純潔熱血的一面，並為之感到驕傲和自豪。總之，在五月開始的學潮中，我從來沒有懷疑這場運動會帶來積極的結局，會深刻地改變並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化。
然而，到五月中旬和五月底的時候，一絲不安和疑惑逐漸在心中擴散。首先，我看到了人性不僅有光明的一面，更看到了隱藏在下面的醜惡的一面，而這醜惡卻恰恰是深藏和掩蓋在光明之下。學潮開始時，從媒體到政府的反映都很正面積極，對學生的任何要求都及時響應。但隨着遊行隊伍的一天天壯大，一些暴力事件開始發生。我親眼目睹的一幕是很多人向執勤的年輕警官學校的學生們扔石頭和土塊，推搡甚至拳打腳踢，而學生的教官們則在教育他們“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有的警員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卻仍舊站在混亂的人群中執勤。有很多學生看到這種混亂的場面，開始感覺到不大對頭，並主動出來維持秩序。
很多學校的老師和領導一方面迫於政府的壓力，一方面認為既然政府已經積極響應學生的要求，便紛紛勸告學生回校複課。遊行學生們之間也出現了分化，有的學生認為既然要求政府重視的願望已經達到，就應該進行協商妥協；然而，有的學生則認為，必須把遊行堅持到底，理由是不信任政府，認為政府會“秋後算賬”，儘管政府一再強調會對響應複課的學生既往不咎。事實上，認為政府會“秋後算賬”的，並在高自聯等的支持下，堅持把遊行進行到底的，希望憑藉學生運動的力量達到一夜改變權力和制度現狀的想法，不僅太過急近，而且太過幼稚，權力的民主化絕不是不是一場政變和換一個領導就會改變的，而是腳踏實地地從一步步地立法保護民眾的權利，維護權利的鬥爭和妥協中漸漸構築 一個複雜的均衡牽制權力的良性的社會體系。沒有這個通過自下而上的民權運動建立起來的權利制約社會體系，僅僅憑藉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政變，就像在舊的專制體制制度的土壤中種植理想的民主種子，其結果只能是民主的種子再次被玷污，變成了權力鬥爭的藉口並為之利用。一場良性的民主運動（起碼一開始大家都是如此認為）就這樣變成了一場魚死網破，你死我活的政治權力鬥爭。學生們的一腔純真的熱情，成了這一場政治豪賭的籌碼。
記憶中，大約是五月十八還是十九日左右，中央電視台直播了李鵬和學生代表吾爾凱西的會面。我的印象是，雙方的表現都極其不成熟，而且雙方都沒有任何妥協的誠意。李鵬擺着一幅盛氣凌人屈尊俯就的官腔，折射出中國歷史悠久的官本位文化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革命而消失；誠然，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吾爾凱西則年輕氣盛以拒絕挖苦諷刺來顯示自己不畏懼權威的傲氣。兩人的較量根本不像政治外交談判，更像一個長期以權威壓服別人的官僚和一個以不服從的方式來挑戰權威的毛頭小子。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雙方都沒有尊重對方和與對方妥協的誠意。因此，談判的破裂也是意料之中。
這次談判的破裂似乎成了學潮的分水嶺，學運領導者拒絕妥協的態度激怒了中共高層的某些領導，從到醫院和廣場探望學生到警告學生占領廣場的訴求方式為違法，加上遊行出現的暴力攻擊執勤軍警的事件，從官方到媒體對學生的態度開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多年後認識的一位來自北京南口衛戍坦克部隊的軍官，站在一個親歷學潮的軍人的角度向我坦誠了他對開槍士兵的理解。他認為，作為軍人和軍警，保護治安是他們的職責，他們開始是支持學生的民主訴求的，但當看到學潮引起的混亂使暴力屢屢發生在同事們身上時，他們都憤怒了，他們認為他們也是人，只不過是做了軍人的工作，便遭到如此無情殘酷非人性的暴力攻擊，在混亂中成了被攻擊的目標，這是他們無法忍受的（這些記憶應該是槍擊發生之後，電視上一遍遍播放着被燒死的士兵的殘骸，而沒有公開其他學生傷亡的信息，給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加上信息的閉塞（開始他們可以只見誒看到直播，五月的談判破裂後，整個氣氛極為緊張，除了知道事態越來越嚴重之外，他們很少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他們完全相信政府所說的，學潮已經演變成“反革命政治暴亂 ”。這位軍官多年後還對軍隊開進北京時遭到的反對感到無法理解：他們認為他們只是執行清場和平息“動亂”的任務，為什麼民眾不讓他們進入？他親眼目睹了在民眾和軍隊僵持時，有人從街道旁邊的樓房窗戶里放冷槍，士兵們先開始開始朝天開槍警告，然後隊伍和人群亂作一團。在這種情況下，士兵們有理由相信北京有“反革命暴亂分子”，而在看到後來政府播放的關於士兵被殺害的場景之後，他們中有些人甚至認為開槍是理所應當的，是為死去的士兵報仇。
遺憾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真正襲擊殺害士兵，製造暴力，在背後亂處放冷槍製造混亂的人並沒有被繩之以法，倒在血泊中的確實無辜的學生！！！
假如歷史允許假設，怎樣才能避免這一場真正的暴徒逍遙法外，而無辜良善卻付出了寶貴的生命的悲慘結局？假如李鵬和吾爾凱西能夠抱着切實可行的具體改進民主的計劃和妥協的誠意？假如學生能夠用一種更為理性的訴求尊重現有的法律制度？假如政府不曾高估了混亂的局勢而調動軍隊？假如中共的高層不曾下令開槍？太多太多的假設，如果歷史允許，這一切似乎都可以重寫……，然而，歷史並不允許假設，一個沒有立足在現實社會，切實考慮到具體社會的可行步驟，僅僅憑藉熱情和善意的民主運動，只能引起無盡的唏噓和感嘆。但是，作為政府，其應當承擔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作為掌握權力的政府作出的妥協，應當是良性的社會互動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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