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爸發來的。不知是真事還是創作。這樣的愛恨情仇編也難得編出來啊。
2003年3月,我在日本東京偉識外國語學院讀預科班,準備兩年之後在日本考大學。異國生活真的很辛苦,第二年,我租的舊公寓到期,房東再也不肯續租。當時已經是冬天,風寒料峭,東京的天空下起了清雪。頹喪地坐在川崎市新丸子車站的長椅上,越來越暗的天色里,我哭了起來。
直到一位老人坐到我旁邊,微笑着說:“孩子,你這麼年輕,有什麼傷心事一定會過去的。”傾訴的渴望讓我不管不顧,滔滔不絕地把全部的惶恐和委屈說給她聽。
老人無法止住我的哭泣,她拉起我的手離開車站。像是被催眠,我任由她牽着,一直走到她的家裡。那是一座破舊的市營住宅樓,房間擺放的用具都屬於上個世紀。老人生硬地叫着我的中國名字,說如不嫌棄就請我留下來。遇到這樣的好人,像是奇蹟發生。
兩個星期過後,我仍然找不到房子,情急之下,我斗膽請老人將我借住的房間租給我。老人同意了,然而不肯要那麼高的房租,我執意這麼做。她說那好吧,不過每天早上讓我為你準備早餐,我總算再次安定下來了。
我還很年輕,錢可以再掙。
老人從不去超市買菜,下午5點後她會到附近的野菜屋買當天的剩貨,只有和我共進早餐才不吝惜菜的數量。在日本,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比我更窮的人。老人從不提及自己的丈夫,只有一個兒子,住在大阪,一年才看她一次。老人的糖尿病綜合症引起腿腳不便,卻堅持不肯去醫院複查。我一再追問,才知道她很久沒有交國民健康保險了。
我偷偷地去辦她辦理了國民健康保險,當我把黃色的國民健康保險證交給她時,老人捧住我的手哭了起來。第二天,我請假陪她去醫院複查糖尿病。醫生當着她的面責備我這個孫女,老人的糖尿病綜合症相當嚴重,馬上會雙目失明,而且很可能轉為尿毒症。回家的路上,老人安慰我,一個孤老婆子活與死對這個世界的意義都不大,不要緊。
第二天清早,我把僅有的78萬日元的存摺塞給老人:“阿巴桑,用這錢去住院吧。”我沒給老人推辭的機會,我告訴她我還很年輕,錢可以再掙。到了醫院,才知道我那可憐的78萬日元只夠她全部住院費的4/5的開銷。
2005年初夏,為了支付住院費,我日夜地打工。這期間她兒子來看過她一次,扔下為數不多的錢就走了。第二個月,老人失明,並發的尿毒症開始呑噬她最後的強健意識。
我等回了你,這不是天意麼。
8月的一天,我去醫院看她,一位陌生的男子見到我如釋重負地塞給我一張紙說,他是公立律師事務所的藤山一行,已根據老人的意願為她起草了遺囑,只等我核對。這遺囑讓我哭了起來——老人已經把她全部根本不能叫財產的財產給了我。
律師走後,老人從她那滿是皺紋的脖子上把一條笨掘的的銅項鍊摘下來,戴到我脖子上:“這條項鍊跟了我50多年。它的主人是九條道孝的外孫,日本最著名的華族(即貴族)里年輕有為的一個軍人。他在參加了對華戰爭後陷入了一種癲狂狀態,自甘墮落,每日流連於藝妓之間。我就是一個藝妓,就是在那時瘋狂地愛上了他。懷孕後,他給我贖身。可胎兒六個月時,他忽然叫我引產,哭着乞求說,他是一個罪人,孩子生下來只會不幸。無奈,我做了引產,是個女孩。在我最絕望時,他把一直戴着的這條項鍊送給了我,這也是他留給我的全部。
“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傍晚,他說去新丸子附近買東西後就沒再回來。幾天后,人們在川崎的海里打撈到他的屍體。後來,我在車站撿到了一個快凍死的嬰兒,他就是我的養子,長大後發現我不是他的生母就此對我冷淡。
“天氣好的時候,我偶爾到新丸子車站坐一坐。孩子,你記得不?那一天是2月12日,正是57年前他離家出走的日子,我等回了你,這不是天意麼?”
臨睡前老人輕聲問我,可不可以叫她一句媽媽。淚水衝出了我的眼眶,我抱住她,喊了三聲“媽媽”。她對我說:“我57年前的女兒又回來了。”
2005年10月,老人辭世。她的養子拒付母親的住院費,理由是遺產的繼承人也該同樣繼承債務。那時,我還欠醫院20萬日元的治療費。
將來不知你兒子會如何待你。
簡陋的喪葬之後,我又開始忙着找房子,報考專門學校。我和醫院協商,住院費可否再緩半年,因為我必須沒日沒夜地靠打工賺來學校的入學費。
兩個星期後,藤山律師找到我說:“正田先生懷疑母親是否藏有巨額財產,為了免去麻煩,我看你還是同意正田先生過目一下老人的遺產吧。”我打斷律師,笑道“您看一看我現在的生活窘況就應該知道我是否繼承了什麼巨額財產。請正田先生儘管來,他什麼都可以拿走,除了這條項鍊,因為這是老人留給我的紀念。”
一個星期之後,西裝革履的正田同藤山律師來到我新搬的破舊不堪的公寓。正田先生仔細過目了他母親的所有遺產以及那條項鍊,說了聲“打擾”掉頭就走。我叫住了他,慢慢地說“你母親一生貧苦,只撫養了你一人,你也為人父,將來不知你兒子會怎樣待你。”正田默默地在“財產放棄說明”上簽字,轉身離去。
2006年4月,我考入了東京NEW TECH專門學校,專攻電腦專業。直到2007年5月,我才還清醫院的債務,成為自由人。
恕我直言,你是相當富有的人了。
2007年9月,我在東京港區王子飯店舉行的一個二戰老兵的聚會上當服務生。一位老人一直盯着我脖子上的項鍊,他對我說:“我在京都讀書時,一位好友戴過一條同樣的項鍊,後來我們都上了戰場,聽說他死在了滿洲里。”
“不,他是死在了日本。”
老人驚異地看着我,我向他講了項鍊的來歷。老人老淚縱橫:“九條君終究沒有逃過戰爭的劫難啊!”老人說,這是九條家族的傳家寶,恐怕不止一條項鍊那麼簡單。
回家後,我帶着項鍊去了東京最權威的古董店。店主用放大鏡端詳了老半天后告訴我,銅皮里可能包裹了基他東西。洪子夫人臨終前曾對我說,最珍貴的東西不要憑表面來判斷它,是在暗示我什麼嗎?我下定決心讓店主打開了那層“銅皮”。銅皮里有一顆碩大的鑽石,大約三克拉大小!店主在測量了鑽石的純度與色澤之後對我說:“小姐,恕我直言,你已經是一個相當富有的人了。”
我用手帕將項鍊包好,在恍惚中回到公寓。我始終不解,為什麼她臨終前不肯對我說明真相。直到一天,從藤山律師口中才知道,老人怕我清楚真相後在她兒子跟前露出破綻,她知道我不擅撒謊。
2007年11月1日,我到川崎給老人掃墓,反反覆覆哭着只會說一句話:“謝謝您,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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