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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7日，本文作者90寿辰时摄于武汉。

感谢《名星》第二期将我那篇小文发表，并劳你们费神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图片。文章删裁，恰到好处，加的小标题也很醒目，足见你们很费了一番功夫。
写此文时，由于年代久远，仅凭记忆，难免粗疏。当时我手头还没有衣复恩的回忆录，有些情节和对话转引自陆铿的文章。后来才从当年战友杨辛癸的大女儿杨美蓉那里得到一本《我的回忆》（删节本），要是早看到它，我的记叙可能更详实些。

订正与补充

比如：衣复恩从美国飞越大西洋回国的航线：是从华盛顿，经迈阿密、波多黎各、圭亚那，再从巴西的纳塔尔（Natal）起飞，穿越大西洋，中途在大洋中部的恶魔岛（Ascension I. 现名阿森松岛）降落加油，然后在加纳的阿克拉（Accra，当时叫象牙海岸）降落，再经由苏丹的喀土穆、巴基斯坦的喀拉蚩（即卡拉奇，当时属印度）、加尔各答，然后到昆明。而我却误以为是经由直布罗陀和开罗，显然错了。
关于“美龄号”机身的颜色，我接触到最初的“美龄号”确实是深军绿色，便主观地认为别人记错了。实际上这架座机是经过几次更换的，衣复恩书中所附的照片和你们刊物所配的照片，虽然都是银白色，但机型都不同。《我的回忆》中第8页附图机型为C47，驾驶室侧窗玻璃为整体式，前风挡和机鼻之间有凹进角，螺旋桨为三叶。你们所找到的照片机型为C46，侧窗玻璃为“田”字形，前风挡和机鼻平行，螺旋桨为四叶。《我的回忆》中照片上机名题字为楷书“美龄”两字，而你们刊物上所配照片中，机名是黑体字“美龄号”三字，标志法不大合当时习惯，那时飞机名号都用正楷，而且后面不会加那个“号”字。
我的文中提到蒋经国未参加其弟蒋纬国1944年12月25日在西安举行的婚礼，但根据衣复恩所记，蒋经国的确参加了（《我的回忆》246页）可能我当时没有注意，所以记错了。
蒋经国要衣复恩破坏他女儿的恋爱，是从陆铿文中看到的。其实这个小伙子就是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后来蒋孝章还是和他结婚了。所以衣复恩说“任务未完成”。俞大维虽然和蒋经国结为亲家，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好（见《我的回忆》311页）。

衣复恩为何不提杨辛癸之死

再谈谈杨辛癸。
杨辛癸是衣复恩的“黄金搭档”，《我的回忆》中曾多处提到他，而且不乏精彩描述。
根据《我的回忆》第55页，杨辛癸是在1939年11月调入衣复恩机组的，当时飞的是一架大达机，即DC-2（C47的前身）。直到1943年5月，杨辛癸放单飞为止，前后跨度达四年（衣去美国接机，杨没有去，王堃和去了）。一个副驾驶能跟随机长飞这么长的时间，只有一个原因：舍不得放手。
书中有段描述，非常精彩。
衣复恩谈到一次西北航线飞行，他写道：
“每次我都喜欢一口气将燃油飞完，减少在中途落地的次数。为了此种长途飞行，每次我都准备好三明治，并且随带一个热水瓶，而杨辛癸他们总是两手空空上机。等到飞了半天，我取出三明治填肚子时，杨辛癸就眼巴巴地看著我吃，还流露出一副渴望的眼神，希望我能留一些给他分享，让我感到好气又好笑。最后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手推开窗子，将剩下的点心全扔了出去。我当时所以如此恶作剧，主要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希望他们养成凡事做好万全准备的好习惯……”（见《我的回忆》58页）
神来之笔！读到此处，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
从这里可以看出衣复恩和杨辛癸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之情，只有对最亲密的伙伴才可能有这样天真的恶作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衣复恩的孩子气，他有一股童心未泯的天真。这是衣复恩性格中最可爱的一面，这种天真伴随了他一生，这种性格也使他吃了大亏。
最令人不解的还是杨辛癸之死，《我的回忆》中竟无一字记载。
《我的回忆》第四章中，曾提到很多在空难中牺牲的战友，甚至连贺瑞华的名字都有，唯独对杨辛癸只字未提，这的确很费解。杨辛癸长子杨积昌先生曾和我谈到此事，他认为这本回忆录是删节本，有些内容可能被删去了，也只能这样解释了。据衣复恩的大女儿衣淑凡女士在《序言》中说：“此书原供内部交流，现因扩大发行面，不得不删去一些比较私人的章节，只留下适合公开发行的部分。”

孤证遭到烈士后人质疑

由于在衣复恩书中得不到佐证，我的记载遂成为孤证，而这个孤证后来竟遭到质疑。提出质疑的人，是冯绶麟的儿子冯传国。他在博客中说飞机是被衡阳的高射炮击落的，而不是雷雨。他说：“由于临时替换报务员耽误了天亮前偷越敌占区的宝贵刹那，飞临衡阳上空时天已大亮，高射炮火密集，飞机不幸中弹坠毁……”他又说：“失事在1945年元月21日，正值大寒节气，南岭上空只有冰雪而不会是雷雨。”最后他又说：“我父亲在成都机场工作达六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报务员，决不是像你说的对无线电罗盘的使用不够熟练。再说，空运队也不会让一个不会熟练使用无线电罗盘的人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这一说法真是匪夷所思。
没有一个飞行员会拿飞机和生命去开玩笑，做一些鸡蛋碰石头的蠢事，何况当时对于飞越衡阳的路线和时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至于失事的时间也不是1945年元月21日，而是1944年春夏之交，不是白天，而是午夜。最有说服力的是赣州沦陷的时间是45年2月初（见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600页），1月下旬赣州局势已非常混乱，根本不可能正常起降。何况在杨失事之后还多次飞此航线（包括陈福跳伞那次）。
失事的次日，衣复恩派我到红牌楼电台查阅全部通讯记录，我记得当天地面联络值班报务员是刘玉阶，他提供了全程详细通讯记录，衣复恩据此写了事故报告。
其实，我丝毫没有贬低冯绶麟的意图，他也是中华民族的烈士！但是一个报务员的技术水平是一回事，而心理素质又是一回事，它是在长期飞行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冯确是才调来几天。
奇怪的是，和杨同时牺牲的副驾驶黄松三烈士的姐姐黄燕女士，也写了一篇文章追述此事，此文发表于2006年8月24日《桂林晚报》，标题是《驾机卫国、血染长空》：文中也说飞机系被高射炮击中，她还说：“当时大队只通知家属黄松三机组失踪，后来从日本鬼子的广播中证实飞机中弹……”
再就是《安徽省志》“人物简介”中有关杨辛癸的记载：“杨辛癸驾机执行成都至赣县运输任务，飞越衡阳上空遭敌机拦截，壮烈牺牲。”（《和谐》杂志编辑殷亚龙提供）。
这又是一种说法，被敌机击落。
同样，关于王汉勋之死，也有“空战中牺牲”的说法（见《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9月24日，第450期46页）
这又使我想起一件事，我的文章发表后，曾收到韩家骐夫人郭荣惠女士发的博客说，如果不是看了这篇报道，至今还不知道她丈夫是怎样死的。韩家骐失事，确是由于航测大队苏联专家刚愎自用瞎指挥，在低空执行勘探任务时硬要他飞入一个不能掉头的峡谷，因而撞山身亡。
一切以讹传讹，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不透明。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对于飞机失事的具体经过，从来都是守口如瓶的，只是作为内部掌握，不会让家属知道。正如黄燕女士所说：只是通知一声“机组失踪”了事。关于这点，2013年7月11日的《南方周末》第2版《空难调查在中国》中有一段解释：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空难原因不对外公布，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航空企业。
文中还有一处小错误：大标题下面的导读词中“放下机翼”应为“放下襟翼”——但正文中这句话并没有错，可能是排印之误？
啰里啰嗦写了许多，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其实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题外的话而已。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