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二）-郭家院子-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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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二）	2010-06-22 17:48:04

在衣复恩的带领下，空运队大部分飞行组都参加了这条航线的飞行，从1943年到1945年三年，总共飞行了300多架次，平均每月10次，成为空运队一条热线，直到赣州沦陷为止。

《雪泥鸿爪》----作者：郭永凡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二）

----记抗日战争时期在空运大队的一段经历，兼怀念衣复恩队长

衣复恩就任队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搬家，空运队基地由新津迁到成都南门外太平寺机场。

原来把基地从凤凰山迁到新津，是因为凤凰山机场太小，新津机场虽然大，但它主要是供美国空军B29大队使用，那时B29的飞行任务非常繁忙（当时轰炸东京以及后来在广岛投原子弹就是这个大队）。鉴于空运队的业务日见发展，训练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和B29共用一个机场诸多不便，从长远计，也需要有个空运队自己专用的机场，成都太平寺机场比凤凰山大，停机位也足够，而且还有现成的营房，经征得上面同意，于1942年底迁至太平寺，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离开太平寺迁至南京明故宫机场。

离开新津之前，衣复恩带领全体人员参观了B29。由于同在一个机场，我们和这些美国飞行员混得很熟，那天带我们参观的是一位青年机长，他很热情地为我们讲解。B29装有四台发动机，是当时美国、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它和现在的波音一样有增压座舱，因此可以飞到1万多公尺的高空，航程6000公里，最大速度每小时600公里。以前我们只是在停机坪看到它的外貌，它的翼展、机身长度都比C47大两倍，可以装载9000公斤炸弹，确是一个“庞然大物”。那时一般飞机都是“后三点”（即前面两轮，后面一个尾轮），而它是“前三点”（即腹下两轮，前面一个鼻轮）。起飞、降落都比后三点稳定。进入机舱内部一看，才知道它和运输机有很大差异，它的驾驶舱很宽大，机身前方配有12台50型重机枪，一台机关炮，可以作上下四方扫射，机枪由正副驾驶操纵。报务员座舱却在机身后方尾部，比较狭小，也配有两台重机枪，由报务员兼管。在飞行中报务员和机长之间用电话联系。尾舱和驾驶舱之间紧靠飞机顶部有一条狭长通道，如果万一报务员要到前舱，只能匍伏着从这个通道爬过去，这样设计是为了使机身的主要空间用于悬挂炸弹。相形之下，我们运输机的报务员确实舒服多了，运输机的报务员座位在驾驶舱内，活动空间当然比它大得多。

衣复恩接任后第一个任务，仍然是完成王汉勋未完成的任务，开辟东南航线。

接受王汉勋失事的教训，衣复恩这次非常慎重，他首先从中央气象台收集了湘赣地区的历史气象资料，仔细研究夏季雷雨出现的规律和分布的范围、时间，以及各层高空风的风向、风速。同时找来10万分之一和5万分之一的明细地形图（当时一般使用的航行地图都是50万分之一的，比较粗略）；拟订出最佳的飞行方案，如按直线飞行，从芷江起飞后，首先要飞越衡阳，他决定先向正东飞，从衡阳以北穿过粤汉铁路，然后折向东南直插赣州。途中要飞越罗霄山脉，最高峰南风面和八面山都在2000 公尺以上，飞行高度至少要保持2700公尺才能保证安全。

一切准备就绪，根据天气预报，1943年5月10日这天，湘赣沿线天气晴好，我们这个机组一行六人先从成都飞到芷江等天黑，到了晚上8点，月明星稀，风平浪静，我们离开芷江东飞，一路上夜空无云，气流平稳，衣复恩安详地握着操纵杆，下方是稀疏的村庄闪烁的零星灯火。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利用附近几个导航点不断测定方位，确定已经安全地穿过了铁路线。沿途天空晴朗，上面是一轮明月像一盏水晶灯挂在天空，下面是郁郁苍苍的罗霄山脉，似乎连山坡上的树丛也清晰可见。飞机开始向东南方向下滑，降低高度，最后远远看见了赣州机场两行跑道灯和赣江水面的粼粼波光，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试航成功了。

东南航线的开辟，解决了东南前线物资和军需补给的大问题，首战告捷，衣复恩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1945年初，日军为了进一步打通粤汉南线并摧毁赣州机场，发动了一场对赣州的围攻。于元月份攻占郴州、宜章，北路连陷莲花、永新、遂川，南路攻陷南雄、始兴、大庾。两路夹击，赣州终于在2月中旬被日军占领。

赣州失陷后，我们为了继续维持东南航线，把航线的终点转移到长汀。这次衣复恩指派何培茂（Peter Ho）执行芷江到长汀的试航任务，并派我临时担任他的报务员参加试航，这次试航经过顺利。何培茂是一位年轻的优秀飞行员，四川广安人，他后来留在大陆，改名何其忱，在民航天津航校（后来改名为民航学院）任飞行教练，算是民航的元老，他现在已经退休在天津颐养天年。

长汀机场位于闽西武夷山腹地，机场周围群山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加以日军这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进攻，长汀机场一直使用到日本投降为止。

衣复恩机组除了我们五人之外，还有一个编外成员。我们机组平常都穿的美式空军服装，系的米黄色领带，他却穿的高级呢料的陆军制服，系着笔挺的武装皮带，戴着崭新的白手套，显得少年英俊，风度翩翩，他每一次来就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专心致志地握着驾驶盘，目不斜视，这个人就是蒋纬国。

陆铿文中说，衣复恩和蒋经国是23年的莫逆之交，这是到台湾之后的事。在四十年代，和衣复恩交往最密切的却是蒋纬国。衣复恩回国后，他一直跟衣学飞行，当然不是每次都来，但每月总要来两三次，他每一次来，杨辛癸就把副驾驶座位让给他，直到着陆为止。这段时间，蒋纬国无形中成为我们机组的一员，他的性格活泼开朗，谈笑风生，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一片，也和衣复恩一样叫我们的外号。他对人很客气，有时他要我临时给他向地面发短信，总要先说“请你”或“麻烦你”，再就是“谢谢”。

由于蒋纬国和我们机组的这种特殊关系，1944年12月25日他在西安结婚的时候，邀请我们机组参加了他的婚礼。婚礼在第八战区长官部礼堂举行，胡宗南和戴笠任主婚人，大胡子于右任也来了。新娘石静宜是武汉大资本家石凤翔的女儿，很漂亮，武汉沦陷后他们全家流亡到西安，胡宗南就把她介绍给蒋纬国。看来蒋纬国对这场婚姻非常满意，席间频频敬酒、举杯，也和我们机组逐一碰杯，由于多喝了酒的缘故，脸上红扑扑的，满面春风，踌躇满志。

蒋纬国和蒋经国不是亲兄弟，两人不论是外表上，性格上都截然不同。蒋经国经常乘坐“大西洋号”外出，也是空运队的常客，他每次乘坐我们的飞机，只是偶尔和衣复恩交谈几句，对机组其他成员，最多也只是点点头。从外表看和蒋纬国相形之下，乃兄确是其貌不扬。性格上两人也截然相反，蒋纬国非常活泼开朗，他的这位兄长却总是板着脸，不苟言笑，一脑门子官司。

衣复恩和蒋经国有过23年的交往，算是莫逆之交，据说蒋对他说过：“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可见蒋经国是把他看作“铁哥们儿”的，但就是这位“知己”，最后狠狠地坑了他一把，使他蒙受不白之冤，被诬陷下狱，给无端禁闭了1016天。表面罪名是说他在经办国防部一项军事工程中，有一万多美元下落不明，但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个所以然，实际上是莫须有，连宋美龄也认为“绝对不可能”，可见是一樁冤案。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他对“反攻大陆”有看法，背后发了一通议论，说“如果今天能够反攻成功，当初就不该撤守。撤出大陆，实缘于自身的腐败无能”。最后他还说了一句：“什么反攻大陆，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自己蒙自己罢了。”不知蒋介石是否读过安徒生童话，但至少蒋经国是心知肚明的。联想到衣复恩对蒋经国的评语：“深藏不露，城府极深，叫人难测。”而衣复恩恰恰是一个没有城府，或者说城府极浅的人，他是山东人，他的性格也是典型的山东性格，直来直去，有啥说啥，不会转弯抹角，这一点和蒋纬国相似。但蒋经国则不同，他秉承了乃父的为人，所谓“城府极深，深藏不露”，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阴”，就是狡诈，会暗中算计人。23年交往的结果是让衣复恩吃了一个大大的哑巴亏，让他从此告别了空军，告别了他最热爱的飞行事业，这对于一个把飞行视为第二生命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蒋经国和蒋纬国是兄弟关系，蒋纬国跟衣复恩学驾驶，经常和衣在一起，衣复恩也时常接送蒋经国来往各处，但两兄弟之间却很少来往，他们两人从未在同一场合出现过。甚至蒋纬国在西安举行结婚典礼，他这位兄长也没有参加。

有一次，蒋经国曾经交给衣复恩一个奇怪的任务，要他去破坏他女儿蒋孝章的恋爱，因为他看那小伙子不顺眼。衣复恩说：“我当了一辈子军人，奉命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不足为奇，此次受托去破坏人家的感情，倒真是件新鲜事，而且难度很高。”这个任务最后没有完成。

衣复恩出狱后，蒋孝文来探望他，表示道歉，说：“我们蒋家对不起你。”衣回答：“你父亲也有他的难处。”这种“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和蒋经国的狭隘自私形成鲜明对照。

1943年夏，我转入杨辛癸机组。

衣复恩的副驾驶杨辛癸、空运队的副队长，安徽安庆人，身材高大，体重100 多公斤，是空运队头号大胖子。据说他原来是驱逐机飞行员，因为太胖，驱逐机座舱太小容不下才改飞运输机。杨是衣复恩手把手带出来的得意门生，有一副圆圆的娃娃脸，衣亲热地叫他“胖娃娃”。杨为人随和，典型的胖人性格，我和他相处很融洽，配合很默契。报务员在飞行中除了按时向地面报告飞行方位和收集气象资料外，就是配合驾驶员调节导航台讯号，在正常情况下还是比较空闲。杨就利用我的空闲时间让我坐上副驾驶座学习飞行技术。经过他的耐心指点，半年多的时间中，我基本上能够熟练地运用驾驶杆和脚蹬来操纵航向和高度，能够熟练地观察各种仪表指示，能够熟练地使用自动驾驶仪……当然，起飞和降落始终由他亲自操作，但他还是让我知道起飞时如何推油门，何时拉起机头，降落时如何进行目测，如何对正跑道，什么时候该放起落架，放襟翼。如果不是出那次意外，我后来也许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那时有些机长让报务员学驾驶，是出于善意的关心，他们觉得，作为飞行组的一员，就应该懂得更多些。杨曾经对我说：多学一门技术总是有用的，你总不能干一辈子报务员。民航航测大队的青年机长韩家骐原来也是报务员，后来成了出色的飞行员，可惜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一位苏联专家刚愎自用瞎指挥，在一次航测任务中强迫他飞进一个不能掉头的峡谷而撞山身亡。

人的一生中总不会都是一帆风顺，总会遇到一些意外，但这次意外确是来得非常突然。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按空运队规定是参加舞会的时间，除留一人值班外，全体乘车去华西坝校园区和各大学女生联欢。我不会跳舞，也不喜欢凑热闹，便自愿留下来值班。刚巧有一架飞机要去白市驿做中修，机长是阮坚煜，他的报务员不在，我被临时抓差随他去了白市驿，并留在白市驿过夜。

第二天，杨辛癸飞赣州，报务员临时由冯绶麟代替。杨当时就问：“为什么换人，小傢伙呢？”“小傢伙”是衣复恩给我起的外号，因为我在机组中年龄最小，个子也小，杨习惯这样叫我，就像衣叫他“胖娃娃”一样。

当他知道我已经去了白市驿，只好起飞前往赣州。想不到这次飞行竟成为他的绝唱，在穿越罗霄山区时遭遇雷雨迷航，飞机坠毁，机组全部遇难。

杨辛癸是衣复恩的爱将，是他的“掌上明珠”。杨的突然离去使他非常痛心。第二天衣复恩见到我，第一句就问：“那天本来不该你值班，你为什么要留下来不参加party？”我只好解释：“我不会跳舞，也不喜欢跳舞。”衣说：“不会可以学嘛，作为一个空勤人员，不但要善于完成任务，还要善于休息，跳舞使人放松，可以调剂身心，是最好的休息，而且舞会上可以多和异性接触，可以找到合适的女友。”其实，我那时正和采芹恋爱，已经有了终身伴侣。衣复恩当时心情沉重，我只好默默听他说话，没有再多作解释。他并没有责怪我，当然，也没有理由责怪我。谈完出来，碰见同队的报务员王庆祥，他说：“杨队副死得冤枉，如果有你一起，他不会出事的。”杨辛癸的人縁很好，大家都对他的遇难感到惋惜。从王汉勋之后，这是第二架在雷雨中迷航遇难的飞机。

杨辛癸，空运大队副队长，1945年1月飞机失事遇难

“迷航”这个词，在今天的飞行辞典中已不复存在。今天的喷气式客机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定位系统，不再是当年原始的无线电罗盘；今天的飞机可以爬升到一两万公尺的高空，完全可以从雷雨区的顶上飞过去，不会再冒险穿越它。

电视连续剧《暗算》中有一个听觉特别敏锐的小鬼报务员，能够在极大的干扰中辨别极微弱的讯号，这种本领其实并不稀奇，很多经验丰富的报务员都能够做到，这就是报务员的Sensitivity（灵敏度），这点在飞行中特别重要，夜航遇雷雨，我也遇到过，这时首先需要镇定，只要仔细辨别，总能在强大的静电干扰中找到导航讯号，使罗盘遵照正确指示。如果自己首先惊慌失措，心慌意乱，越慌越找不到讯号，由于飞机的油量有限，如果耗时过多，偏离太远，燃油耗尽，这时你就是找到讯号也无济于事了。杨辛癸的遇难使我很长时间怅然若失，虽然我对这次意外不负任何责任，但它却又好像因我偶然的失误引起，内心很是不安。

杨辛癸的离去也打断了我的飞行员之梦。衣复恩虽然对我很信任，但他始终把我作为一个报务员使用，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把我培养成为飞行员。

从这次事故以后，衣复恩宣布了两条规定：第一，严格执行固定飞行组制度，机组人员绝对不许随意调换；第二，今后出勤一定要按人配备降落伞（原来为了增加运载量，运输机不配降落伞）。

杨辛癸失事的时间是1945年1月，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前后一年多一点，但他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人。前几天看了一个电视剧，叫《上海滩》，剧中扮演祥叔的演员很面熟，总像是在哪里见过，后来仔细一想，原来他长得很像杨辛癸，的确像，非常之像，像极了！

衣复恩宣布的两条规定倒真正起了作用。后来又一架飞机在这条航线上失事，原因和以前两架一样，也是雷雨中迷航，但由于配备了降落伞，机组人员跳伞获救，飞机坠毁。这是一架运钞票的飞机，机上有一名唯一的乘客，就是中央银行的押运员。据跳伞归来的报务员陈福回忆当时情景：由于机上所带的伞只够机组人员用，没有多余，只好把那位押运员留在机上，为那几十箱钞票殉葬。陈福在离开飞机之前回头看了一眼押运员抱头等死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又无可奈何。陈福是我同寝室的室友，爱好文艺，喜欢看书，算是我的一位知交。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对陈福却没有应验，他后来在台湾花莲机场一次穿云下降时碰山遇难。

东南航线上前后就是损失了这三架飞机，牺牲机组人员七人，算是为维持这条热线付出的代价。这七人中有我的一位好友贺瑞华，贺是四川涪陵人，也是通校学员，我们很谈得来，我曾带他去华西坝，想把金大一位女生樊永正介绍给他，樊也是涪陵人，但贺已有对象，故作罢。樊后来的遭遇很悲惨，今后有机会当另文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