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到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仅仅只有3年多的时间，就把与上级、同级的关系处理得如此一塌糊涂，我原想在基层干一番事业的良好愿望被打得粉碎，我彻底厌倦了官场的生活，尽管我仅只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
生活还是快乐的----干部篇（五）
郭小宁
彻底翻脸
辞去厂长改当书记工作轻松多了，组织政治学习、党员教育、工会及共青团的活动等都是些软指标，好应付。
虽然我不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但作为工厂的党务工作的一把手，厂长在做大的决策时还是首先与我商量，班子开会时我的表态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我可以说话表态，但具体事情还是该厂长去落实，书记是只动嘴不承担责任的人。这时我体会到原来我当厂长时，当时的李书记可以根本不考虑我的难处、不帮我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心态了。反正行政工作中除了问题首先是厂长的责任，书记最多是“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是追究不到多大的责任的。
我担任书记后，尽管现任厂长在作为我的副手时，对我的工作也并不是那样全力支持，但我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我不想学我的前任当“甩手掌柜”，或者遇到问题绕道走，或者“黄鹤楼上看翻船”。因为我当过厂长，知道行政工作的难处，也知道党、政一把手互相支持、理解、配合的重要性。吴有根原来当副厂长时是管生产的，又是厂里的老人，当厂长比我有优势得多。而且他总的说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本分、工作踏实那样一类人，我们都还是想把工厂搞好，在这个大局方面的想法还是一致的。所以，对于行政方面的工作，他跟我商量时，我总是积极地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尽量避免失误；对于他作出的决定也是大力支持，尽量做好配合工作，有事情共同承担责任，大家配合得还算愉快。
角色转变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职工的情绪也慢慢平定下来，工厂的工作也恢复了正常。本来可以安安心心过几天好日子，谁知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与公司和局里的关系彻底闹翻。
1986年，武汉市政府成立了武汉市包装公司，负责管理全市的包装生产企业。作为武汉市最大的一家纸箱生产企业，当然是新成立的包装公司关注的单位之一。包装公司的马经理到厂里来考察，很希望厂里能加入到新成立的包装公司中去。但马经理又不愿意出面跟一轻局领导交涉，希望由我们自己出来交涉。
我厂作为包装生产企业来说，如果有专门的包装公司来管理，肯定比在印刷公司更合适一些。加上工厂的职工由于在分房中对公司的意见很大，现在又这样一个机会，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此事，希望脱离印刷公司。
刚好这时，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在长江日报上有一篇讲话，说原有的行政管理企业的模式要调整，企业的隶属关系可以改变，企业可以自主找“婆婆”。这篇讲话登得正是时候。
面临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召开了班子会议。会上大家都做了认真的分析，权衡利弊，班子中原来老是闹矛盾的两派在脱离印刷公司，加入新成立的包装公司的态度上空前一致，这是多年来少有的团结统一的大好局面。
作为厂党总支书记，我认为大家的意见肯定是有道理的，也是为企业的发展在考虑，虽然其中有些情绪成分，但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对的。所以我也表态支持。最后班子形成决议：向印刷公司党委、一轻局党委和武汉市包装公司分别写出报告，要求将工厂的隶属关系转到新成立的武汉市包装公司。
虽然脱离印刷公司的决定从组织程序上说是合理的，从政策上说也是合法的，但作为从公司机关下到企业的我来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误，就是没有将这样重大的事情事先向公司党委报告，不是站在公司的立场而是站在工厂一边。公司的主要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熊明洪认为这是搞突然袭击，在他的眼中，我是作为接班人在培养的，我这样做无疑是对公司的背叛。他把这笔账全部算在我的头上，对于后果，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可以想象工厂的这个报告，无疑是在印刷公司和一轻局的领导中扔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报告报出后的第二天，一轻局的局长王成宇和局党委书记关涛就将电话打到工厂，通知我和吴厂长到局里去。
一到局长的办公室，局党委书记关涛就对我们大发脾气。她气汹汹地说：“你们也太目无领导、太无组织原则了，哪里好就想到哪儿去。美国好，你们到美国去呀！”我连忙解释说，这个决定是根据吴市长的讲话精神办的，工厂是认真听取了职工的意见，经班子慎重研究决定的。关涛书记气急败坏地说：“吴市长说的不是你们理解的意思，我要打电话亲自问吴市长。”说完，就当着我们的面拨通了吴市长的电话。电话中说了一会，挂断电话后，关书记说，你们对吴市长讲话精神的理解是错误的，你们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局党委是不同意的。
要求脱离印刷公司和一轻局的报告遭到否决，新成立的包装公司的马经理也不出面帮忙，这使我们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公司党委书记熊明洪一直没有找我谈话，我也一直回避不到公司去，反正关系是彻底的搞僵了。
官场的生活对于我来说算是走到了尽头。在推荐局和公司领导的后备干部人选以及市总工会要下面推荐中层干部的时候，我的得票率都很高，但都被熊书记卡了，坚决不推荐。他多次在公司党委开会以及公开场合说我背叛了公司，并说此人不可重用。
在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情况下，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是企业的“婆婆”，哪有“媳妇”敢跟“婆婆”争嘴，何况还要闹分家，胆子也太粗了!
像我们这样不是由上级决定，而是自己要求脱离一轻局的领导到另一个部门去的做法，不光在一轻局系统是头一个，在全市的企业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一轻局及公司领导们的气急败坏。
到了1990年前后，各工业局全部撤销，改成控股公司，作为二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各工业公司也不再管企业了，企业的管理权大多下放到区一级政府，中小型企业也开始改制，一批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或民营企业，不少企业纷纷垮台，大批职工“买断”回家。这时生存下来的企业才真正得到实际意义上的自主权。我们当时的做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不过做得早了一点，才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才显得我们是如此的大逆不道。这当然是后话。
我下到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仅仅只有3年多的时间，就把与上级、同级的关系处理得如此一塌糊涂，我原想在基层干一番事业的良好愿望被打得粉碎，我彻底厌倦了官场的生活，尽管我仅只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
我萌发了离开工厂并脱离印刷公司系统的想法。
重操旧业
1986年11月，终于有了一个调动工作的机会。从原来同在人民印刷厂、后又调到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的老同事孙作民那儿得知，他们所里需要一个写材料、搞文字工作的人，物色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自己在印刷公司长期做过党办秘书、副主任，写材料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虽然我是因为不喜欢这个工作而离开公司机关的，但现在情况变了，我急需挪动一下位子，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不想放过。我虽然当了近五年的副科级、科级干部，换一个工作单位后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但我确实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当了几年的“芝麻官”感觉一点也不好，我只想离开让我很不开心的印刷公司系统，不在乎有没有职务。
我把想法跟她说后，她很快就跟武汉质检所的领导介绍了我的情况，所里领导对我的情况还比较满意，答应考虑将我调进的问题，但具体什么时候能调进还说不清楚。
1986年底，公司领导班子有了调整：熊明洪书记到年龄退了休，原来的经理周伟成因患脑胶质瘤住院，并很快去世。这对熊明洪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周伟成是他一手提拔的接班人，接班没多久就撒手归西了。原来跟我在厂里搭班子的副经理苏士兵当了公司经理，这对我的调动无疑是一个好的机会。如果在熊明洪手里，他肯定又会刁难我，不知会对来调查我的人讲我的什么坏话，使我的调动办不成。
我找到苏经理，谈了我的想法，希望能不再担任企业的主要领导，并告诉他我准备调动工作的事情。
因为当时已经有风声工厂要收由局里统一管理，二级公司属于重复设置的管理机构准备撤销行政管理职能而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我担心一旦工厂交给局里管理，作为企业的主要领导的调动，还要得到局里的批准。我想调走的事情可能会很麻烦。
苏经理答应帮忙。1986年12月，局里发出文件，通知下属单位在办理交接期间，不能对基层的主要领导作变动。苏经理在局里下发文件的同时抢着办理了我的调动，将我从武汉纸箱厂调出，调到武汉市中原印刷厂任工会主席。这个职务不属于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工作调动可以不经局里批准。
从1983年下工厂担任基层领导，不到4年的时间里，我先后担任了副书记、副厂长、厂长、书记、工会主席，工厂的领导岗位都被我干了一遍。
1987年3月，我在中原印刷厂当了近4个月的工会主席后，终于调出了我工作了16个年头的印刷公司系统，调进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办公室秘书，又重操起十年前在武汉市造纸印刷公司当秘书的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