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8年參軍入伍到1978年入黨，整整過了十年。在部隊，因為家庭歷史問題我沒能入成黨，談的女朋友也吹了，使我的情緒十分低落，打擊沉重；現在終於入黨了，我也沒有覺得特別的激動，好像事情早該如此，只不過來得晚了一些。 生活還是快樂的----幹部篇（三） 郭小寧 成為寫材料的“專業戶” 粉碎“四人幫”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仍然是學習和運動不斷，不斷有會要開，有材料要寫。這些任務也經常落在我們這些年輕人的頭上。 開始寫的是工會的材料，如：簡報、企業的先進經驗及個人的先進事跡、工會召開的有關會議及年終表彰大會的領導發言稿等。後來，也參與寫公司系統的年終總結等較大的材料。 由於經常有材料要寫，也漸漸摸出了寫總結、講話稿、批判稿、先進事跡材料等各類材料的套路。宣傳科的胡明輝總結出寫宣傳材料的訣竅就是“一張報紙、一把剪刀、一瓶漿糊”，確實很形象。 1978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值得記住的一年。2月，我和公司的張德安、連軍英三對在公司舉行了集體婚禮，終於成家了。同年5月，我又解決了組織問題，成為一名中共預備黨員。 從1968年參軍入伍到1978年入黨，整整過了十年。在部隊，因為家庭歷史問題我沒能入成黨，談的女朋友也吹了，使我的情緒十分低落，打擊沉重；現在終於入黨了，我也沒有覺得特別的激動，好像事情早該如此，只不過來得晚了一些。 在機關工作，特別是在政工部門工作（工會組織在當時是納入政工序列的），沒有黨員的身份是不好開展工作的，所以入黨是遲早的事。 公司原來負責寫大材料的是黨委公辦室主任王毓華以及黨辦秘書何其林。王毓華1978年提拔為公司的副經理，何其林因一直與王毓華有矛盾，一次不知為什麼事情他跟王副經理大鬧了一場，不久就被下到工廠當了一名中層幹部。 王毓華提拔為公司的副經理後，接手任印刷公司黨委辦公室主任的是武漢空軍醫院轉業的營職幹部毛華楓。他原來支左時就是在武漢印刷廠，與現在的公司黨委書記熊明洪關係很好，所以轉業後就到公司來了。他寫材料的水平也還可以。他一到公司就當了黨委辦公室主任，1979年下半年他點名把我要到黨委辦公室當秘書。 那個年代會議多、運動多，要寫的材料也特別多。會寫材料的人當時都被譽為“筆桿子”，很受領導器重和群眾的羨慕。 沒有接觸這個工作之前，我把寫材料看得很神秘。我剛寫材料時，也煞費了一番苦心，加班加點地熬夜，思考材料怎樣寫而睡不好覺。當看到自己寫的東西打成文件時還很有幾分得意，看到領導講話用我寫的材料還有一種“領導是我的代言人”的錯覺而沾沾自喜。 其實寫這種“八股文”都有一個基本固定的套路和模式，掌握了一點都不難： 以寫年終總結這樣的大材料為例，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套路： 首先要要有一個“帽子”，多是用“在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的正確領導下，貫徹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什麼什麼的文件精神，我們怎麼怎麼樣”的一段套話來開頭，以顯示總結材料在把握方針政策上的正確性； 第二部分就是總結的主要部分。這部分就需要把本公司系統一年來所做的工作加以梳理，把公司年初提出的全年的工作要點結合下屬企業的有血有肉的典型事例進行整理，挑出有用的素材來。將這些素材進行歸納提煉，列出一二三條所謂的經驗、問題，最好還要有分析，大條條下面再細化成小條條，圍繞主題進行展開，突出重點、有血有肉，條理清晰，提綱挈領，加以拔高。 第三部分就是要提出下一年度的工作思路，這些都是黨委開會定下來了的，只需要在文字上潤潤色、有條理就行了； 材料的最後再進行高度的概括，提出幾點有號召力和有鼓動性的口號，一篇有質量的材料就大功告成了。 其餘的材料如簡報、先進事跡材料、會議紀要等都有一個固定的格式，照着套就行了。 我按照這個套路寫材料，幾乎是百試不爽，領導很喜歡。 而且時間長了，積累了經驗和資料，寫材料已經是“駕輕就熟”、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很多原來用過的材料稍加修改再補充一些跟形勢的新內容，又可以作為新的材料反覆套用。 我的強項就是善於從領導言簡意賅的幾句講話中揣摩到他們對所要材料的意圖，並了解不同領導的講話風格；對下屬企業上報的各種材料，能從繁雜的材料中進行歸納提煉找出有用的東西來並上升到經驗的高度。這個訣竅很多人不能掌握。他們的材料幾乎都是千篇一律，不顧及是哪位領導講話及他的講話風格，以為材料寫得面面俱到、越長越好。結果寫成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當然要被領導打板子。 在黨辦工作幾年後，天天寫這種套話十足的材料，不但學不到東西，還要不停地揣摩領導的想法，儘量使自己站在他（她）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完全是“為人作嫁”，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慢慢厭煩寫材料的工作了。
函授大學 1977年秋，文革後的第一次大學招生開始了。我作為1966屆的初中畢業生，有資格參加高考。 恢復高考在當時確實是一件具有轟動效應的大事，老三屆中的相當多的人都十分興奮，忙着準備考試。 由於我現在的工作環境挺好的，加上我對數、理、化一點也不感興趣，讀文科我認為還不如自己看書，不需再去讀什麼大學浪費時間（當時我對文科的認識還是很狹隘的，僅把文科認定為就是學文學）。而且我在上中學時就對上大學沒有興趣。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對恢復高考上大學這件事情一點也沒有動心。 而我的一些中學同學，他們下鄉4年多才有機會招工回城，大多數人的工作單位和工種都不好。如鑄造廠的翻砂工、化工廠的鍋爐工等。恢復高考後，同學中很多人都參加了高考而且考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後，都有了較好的工作，現在有的當了處長，有的當了總工，有的當了廳局長。 即使是這樣，我對我的選擇一點也不後悔。還是小學時看《戰爭與和平》中的那句話：“正如條條道路通羅馬，條條道路通莫斯科。”我當時就對這句話記憶深刻。也許冥冥中這句話預示着我今後要走一條不隨大流、另闢蹊徑的道路，要不然為什麼這麼厚的一本書我就記住了這一句呢？ 1979年初，中南財經大學與武漢市經委聯合開辦了對各工業局幹部在職學習的工業經濟管理函授大專班。這也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函授大學招生。 市一輕局將招考通知發到公司，給我單位兩個報考名額。公司組織科長劉明和找到我問我願不願意去參加考試。我想，學工業經濟管理對自己從事的工作確實有用，又不用完全脫產，對工作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當時我還在工會工作，對於工會主席陳紅把我當機器使用也讓我心煩意亂。參加函授大學的學習可以讓我有時間換一換腦筋，調整一下心情。而且學習畢業後，還可以爭取換一下工作環境。所以就一口答應了。 在當時的環境下，提拔幹部和提升職務根本沒有對文憑和學歷的要求，主要看你的政治表現和工作能力。我也從沒有想過弄一個文憑會對我今後的發展有什麼好處，我沒有這麼深的心計。 我這個人在涉及到個人的利益方面的事情很少主動去追求。我只想在一個我喜歡的領導下面做一件我喜歡的工作。對於我不喜歡的領導和我不喜歡的工作，我是一天也干不下去的。 我很喜歡“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這樣的格言，也很安於現狀、知足長樂；同時又不是那種能夠逆來順受、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的人，這似乎有點矛盾。人本來就是個矛盾的綜合體，有這樣矛盾的性格也屬正常。 上函授大學又是一件對我今後工作具有重大影響的好機會。如果我沒有大專以上學歷，我後來也進不了武漢質檢所這樣的專業技術機構。這些都是“無心插柳”的結果，當時我根本不會想到會離開印刷公司系統的。 機遇和運氣對我確實有一種特別的關照。 由於是在職學習，而且是文革後的首次函授大學招生，考試的內容很簡單。一門是語文，一門是時事政治，我一考就通過了。兩門考試我的總分為168分，為市一輕局考上函授大學的十幾人中的第一名。就這樣，沒費什麼勁我就上了大學，儘管是函授大學。 我們這個班，都是來自武漢市各個工業局和大型企業的在職幹部，共有70來人，年紀大的有50來歲，小的也只20來歲，我算不大不小的，30歲。 這個函授大學實際是對幹部進行在職培養的一個訓練班，有人將它譽為“黃埔軍校”。這個班畢業的同學，後來不少人成為市、局一級的領導幹部。當時跟我一起上函授大學的一輕局的兩個人，一個是武漢火柴廠宣傳科科長的肖志剛，一個是武漢市食品工業公司技術科副科長的劉龍成，現在分別是市政協的副主席和市人大的副主任，都成了副市級的領導幹部。 我參加函授大學學習後不久，就調到公司黨委辦公司任秘書。我的頂頭上司毛華楓對我每周有兩天左右的時間去參加函授學習不是很高興，他多次勸我放棄算了，理由是搞一個文憑沒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他心裡的真實想法還是認為我讀書會影響工作，增加了他的工作量。其實，我參加函授學習對工作沒有多大的影響，該我做的事情即使加班還是自己完成的，只不過有兩天的時間我不在公司時，臨時有什麼事情那就沒有辦法了。 1980年，在我上函授大學期間，我的頂頭上司毛華楓提為公司黨委副書記，我被任命為公司黨委辦公室副主任。 1982年底，三年的函授大學的學習結束，我取得了大專文憑。 三年漫長的時間沒有改變我想改變工作環境的想法。原來是對工會主席陳紅把我當牛馬使喚受不了，調到黨委辦公室後，成天寫一些無聊的材料也讓我煩不甚煩。在領導身邊工作會議多，大會小會都要參加做記錄，整理材料，編寫會議紀要、簡報等等，一點都不自由。我不太喜歡陷入這樣繁瑣的事務性工作中，成天忙忙碌碌，對自已一點提高都沒有。 儘管在公司機關呆了近7年的時間，儘管我現在已是公司黨委辦公室的副主任了，而且還有向上提拔的空間，但我對機關的生活還是不很適應。機關的生活太清閒，寫材料的工作也太無聊。我喜歡做一些有意義的實際工作，我覺得再這樣下去有點荒廢自己的青春，我想在企業這個更廣闊的舞台上去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現在又學了工業經濟管理這個專業，總得有機會運用一下自己三年所學的知識。 不久公司團委書記宋淑麗又調到武漢市僑聯去了，對我也有刺激。她能夠調到她更喜歡的工作崗位上去，我為什麼又不行呢？何況我要求的是到企業去，應該不算過分。 我考慮了幾天，決定還是找公司的劉經理談一談。 為什麼找劉經理談而不是去找一把手黨委書記熊明洪或直接領導我的黨委副書記毛華楓談，我是反複分析過的。 對熊明洪書記我一直不太喜歡他，跟他總是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我摸不清他的想法，向他提出這樣的要求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 跟毛華楓副書記倒是可以無話不說，但我太了解他了。只要我跟他提出下廠這件事情，會直接影響到他分管的工作，他肯定會反對。首先找他談無疑會堵死我下企業的路，如果我堅持一定要下去肯定會把關係搞僵，對以後的工作更不利。 而劉經理我對他一直很敬佩，他也很欣賞我。如果我跟他談，從大道理上他不會認為我的想法不對，應該會支持我。即使他不同意，肯定有他不同意的理由，他是一位很通情達理的領導，就是他批評我，我也能夠接受。 我鼓起勇氣找到劉經理，向他提出我想到企業去干點實事，也好把我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我沒有把我不想整天寫材料的真實想法告訴他，這樣說他肯定不會高興的。 不出我料，劉經理聽到我的想法果然很高興。他認為我不貪圖機關舒適，願意下去鍛煉的想法很好，並說年輕人都應該像我這樣。以後公司機關的年輕人干幾年後都應下去鍛煉鍛煉。從我帶頭下企業後，公司里的年輕幹部幾乎都先後被安排到企業擔任過領導職務，我打響了自願下企業的頭一炮。 我沒想到他會這麼爽快地答應我的要求，還擔心他會批評我不安心本職工作。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我跟劉經理談完話後，心裡有了底。我就把我的想法又跟我的分管領導毛華楓副書記作了匯報。這件事情肯定要告訴他，不然對他也太不尊重了。何況黨委開會時，我也希望他能支持我。 毛華楓副書記的意見也如我預計的一樣。他聽了我的匯報後，對我想下企業的想法又一次大潑冷水。他這次跟我談話更直截了當，除了說黨辦工作的重要性外，還說我在公司的群眾基礎很好，領導也很器重我，我今後很有希望被提到副經理的位置上來，要我不要輕率作出下去的決定。 他肯定認為我對現在擔任的副主任職務不滿意，才會說出我有希望提拔的話。 他越是這樣說，我越是堅定了下去的決心。如果給我一個封官許願我就改變了態度，那我不是正如他想象的那樣,我是為了職務問題在鬧情緒嗎？他太小瞧人了。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漢口印刷廠去了解下面的工作情況，路上我們也談到公司下步面臨的改革問題。當時已經有風聲對於像公司這樣的二級管理機構需不需要保留的問題。我認為有局一級的管理就夠了，企業主要靠自己來經營，多一級“婆婆”只會給企業增加負擔，需要撤銷。他卻不然，認為公司有存在的必要，一輕局沒有精力管理如此多的企業。 幾年後形勢的發展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不但二級公司撤銷不管企業了，連各工業局都全部撤銷了。當然，大批的國有中小型企業也隨之關、停、並、轉或改制，這是我沒有預計到的。 公司黨委不久就開會研究下屬部分企業班子調整的問題。作為黨辦副主任，每次黨委會我都參加做記錄。由於這次涉及到我的工作變動問題，黨委會我沒有參加。會後，劉經理親自找我談話，說公司黨委已研究同意我到工廠去。並要求我不要太計較下去後擔任什麼職務，鼓勵我下去後要好好鍛煉，好好工作。 我想，公司黨委開會時，肯定會有一番爭論。 毛華楓副書記肯定是堅決的反對派，他是不肯放走一個他已經用得很順手的“筆桿子”的；熊明洪書記對我肯定沒有非留下來不可或非下去不可的想法，他需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以便由他拍板作出最後的決定；劉經理肯定是堅決的支持派。作為公司的行政一把手，他的態度的分量肯定要大得多。 公司黨委會後，毛華楓副書記也跟我說了他在黨委會上不肯放我走的意見，並對我的離開表示很遺憾。 我一開始就找劉經理談的決定是正確的。 1983年2月，公司黨委正式下文任命我為下屬的武漢市漢光印刷廠的黨總支副書記。對於這樣的任命我覺得有點遺憾，因為我並不想搞政治工作而希望能搞業務，當個副廠長什麼的。 事情也真是湊巧，跟我同時從部隊退伍進人民印刷廠，又在一起打過球、橫渡過長江的羅想林，也同時被任命為漢光印刷廠的副廠長，讓我好生羨慕，真想跟他換一換。 我們兩人又一起到漢光印刷廠走馬上任了。 我結束了7年的機關生活，又回到了我參加工作起步的企業。 相關鏈接： 生活還是快樂的----幹部篇（二） |
